《论语》丨孔子三章《诗经》评论，有一种人性情感的至上境界
读《论语》，如果紧扣“仁”字，着眼“人”字，从人性情感、人的真情为原点出发，去研读经典，往往会收获许多新的认知。比如，我们如果把孔子对《诗经》的三章评论联系起来研读，不难发现其中一情相连，更能读出人性情感的至上境界。
一、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是人性情感中最真切；最需要重视，最需要调理。
《论语·阳货》：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这一章，我在上篇《一个人男欢女爱、家长里短安顿了，才有生命的诗和远方》文章中作了具体解读。在此，不重述。
“男女之情”，是孔子重视和破解的第一种人性情感：孔子认为调理和安顿好它，人才能放飞理想走得更远！
“父母之情”，是孔子重视破解的第二种人性情感：孔子主张安顿好它，才能让人心地安然！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宰我从理的角度向孔子提出对父母守丧三年的期限长了，应该改了。孔子问他“于女安乎”——改了，你心安吗？这就是孔子的境界。“礼”的制定，是根植于人性情感；对父母守丧是长是短，完全出于对父母的真情是否能够得到心灵上的安顿与安然。孔子的学生曾子引用孔子说过的话：“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父母死的时候，是人的真情能够最极致最自然的流露！
孔子对人的“男女之情”和“父母之情”这两种最真切的人性情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指引。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儿女、父母、夫妻等这些人的真情，在孔子这里原本并无漠视。而后世却把他捏来捏去，变成了绝情化，推到了“正墙面而立”的绝境。
二、对人性情感、人的真情，如何表现它、表达它？孔子主张：坚持“思无邪”。
《论语·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一章，我在前期《常见未必真相知，烂熟也须新品读》文章中也作了具体的解读，朋友可以参照。
这里再说的是，孔子不仅正视男女之情、父母之情，而且把人的这种真情看作人生、社会等一切的原点和基点，这就为他的“仁”为他的“君子”等等，找到了有力的起点与支点：只要积极培养、引发、扩展、升华人的这些真情，就能有利于塑造君子、奔向仁境、走向善美！
这种人性情感，推而广之，就是“亲仁”，奔向仁的世界。孔子说：“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对父母兄弟等亲情、儿女情长等悦情，这些人本能的真情出发，经过扩大，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我及他，将一己之情汇成大千之情，从而奔向仁的境界。
这种人性情感，形之于诗于文，就是要“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託虚徐之意”，像《周南》、《召南》里的诗歌那样，可以唱出恋爱之歌；可以像《小星》那样，说出当差的小吏的抱怨之情；可以像《伐檀》、《硕鼠》那样，喊出对统治阶级的不满，等等。诗或文，要表现要表达就是要这样的真情。
这种人性情感，形之于言于行，就是要“言忠信，行笃敬”，反对“巧言令色”。主张“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耻躬之不逮”、“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总之要根植于内心的真诚真情，去说话去做事。
这种人性情感，形之于政于事，就是要注情于“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坚守“其身正”，“为政以德”，“善人为邦”；恭敬地对待政事和百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要做在前、辛苦在前——“先之劳之”、“无倦”，等等。
这就是孔子说的“思无邪”——永葆内在的真情，又以真情加以表达表现。
三、人性情感、人的真情，有没有一个最佳状态？孔子回答的是：超乎乐哀之上——中和，是人性情感的最高境界。
《论语·八佾》：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这首恋爱之歌唱响了几千年。这是《诗经》的开篇，也是孔子要求儿子非要学好的《周南》的开篇。他说，如果不学好它，就会“犹正墙面而立”，迈不了步。所以，我看《关雎》，正是人生的开篇！爱情不得安顿，哪有人生的诗和远方？
像《关雎》这样一首的恋爱之诗，孔子专门概括于“思无邪”——它都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还专门评价它，“《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淫，是过量；伤，是损害。朱熹说：“乐不至淫，哀不至伤，和也”，肯定了它是一种中和的境界。
“乐哀”是人本有的真性情，如何能适度、怎样能中和？李泽厚《论语今读》中的论述，对我们启发很大：
儒学的特征在于：理知（智）不只是指引、向导、控制情感，更重要的是，要求将理知引入渗透、融化在情感之中，使情感本身例如快乐得到一种真正是人的而非动物本能性的宣泄。这就是对人性情感作心理结构的具体塑造。
这里强调，情感与理智渗透、融化、合一，就是中和，这样才能使人的真性情“得到一种真正是人的而非动物本能性的宣泄”。而这种理智，在孔子看来，重要的是礼乐文化、人文文化的涵养和作用。所以，《关雎》描写那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好姑娘，是睡觉想得睡不着，醒后想得不得了，但小伙子没有因此任之放纵下去，而是对她弹起了琴瑟，敲起了钟鼓，真诚地对她表白了内心的恋爱之情。这小伙子在如此难以把持的恋情面前，并没有任情放纵它，一没有硬来，干起偷抢之类的勾当；二没有得上相思病之类的病症，而是用琴瑟、钟鼓表达心声，用礼乐来节制、调谐感情使之适度。所以，孔子以此为中和的典范。
钱穆在《论语新解》也对这种中和提出很深的见解：“常人每误认哀乐为相反之两事，故喜有乐，惧有哀。孔子乃平举合言之，如成一事”。他认为，“哀乐”是“合言”，如同孔子说仁又说智，说礼又说乐，说诗又说礼，目的是通过“两者并举，使人容易体悟到一种新境界”，“亦可谓理智与情感合一，道德与情感合一，人生与文学合一。此章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
可见，孔子《关雎》之论，实质上是对人性情感、人的真性情提出了理想境界，这就是前述的“理智与情感合一”，是“超乎哀与乐之上者”。
这说明，人的真性情不能任凭它为滚滚流水，得有个东西去化它、去中和它。这个东西，外在可以靠制度性的，如法律、道德、礼乐等；内在的却要像李泽厚说的“对人性情感作心理结构的具体塑造”，这应是孔子《关雎》之论的关键所在。
礼乐及道德文化根本在于优化心性、中和性情，孔子说《关雎》是让人举一反三，要人把读《诗》等文化转化为涵养性情、提升理智的重要途径。“乐哀”也只是人的真性情、七情六欲的代表，要想从根本上中和和重塑它，就要徜徉于礼乐道德之中，畅游于诗歌等文学文化之中，通达于喜乐哀伤之中，才能达到如钱穆揭示的“超乎哀与乐之上”的那种和美境界。
总看这三章，是一条“人性情感”的清晰脉络：
“子谓伯鱼”这一章，体现了孔子对人性情感的正视与尊重；
“《诗》三百”这一章，体现了孔子对人性情感表现表达的看法与指导；
“《关雎》”这一章，体现了孔子对人性情感至上境界的揭示与期望。
朋友，我是清如静如，力求按照"义理"全面系统地"照着说"《论语》，很高兴与你对坐经典！
（图片借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