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2020年第6期｜钟求是：除了远方

夏天收尾的时候，老远的事也在法官口中收了尾。他领刑两年又六个月。这是个不算狰狞的数字，至少没有滑出我的预估。

消息在大学微信群里出现时，引起的是一片沉默。在自家同学之间，这种事不能升级为热烈的话题，何况大家早已过了吃惊期。静了好一会儿，群里才跳出几个字：唉，老远！又过一会儿，有同学说：不值呀，一不留神栽到了浅沟里。有人接上一句：浅沟也有制造风暴的能力。

老远被突然而至的“风暴”甩到地上是在半年前。以他的位子和作派，不少同学推测这是个量级不小的案子。不想之后一披露，他吞下的钱币仅为17.63万元。这个有点瘦小的数字落在公文上属于“数额较大”，搁在日子里的确算是浅沟。这样说不是替老远开脱或者暗惜。我的意思是，在仕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老远到底没拿捏好生活里的轻重。

群里有人开始提起去年的同学会，说世事无序，时间逗人。有人感叹一句：那会儿呀，老远是个得意的人。有人马上更正：不是得意是在意，他在意自己的份量。似乎为了证明这句话，一张同学会合影弹了出来。这照片摄于W市一家海鲜城的大包厢，数十号人亲昵地团在一起，做少年归来状。老远作为接待者，咧着嘴坐在C位。几位女同学还柔了身段，摆出20的数字造型。

其实依我看，重返少年的说法挺矫情。人到了深度中年，脸上爬出皱线，内心渗出油腻，撒起欢儿是很容易失真的。不过毕业二十年是个大数，放肆地聚上一回是必须的。为了这次聚会，有人牵头早早凑起了筹备组。同学们在群里也七嘴八舌了许多天。一位同学还拟了一句口号：八月杭城，点燃旧情！另一位同学则呼吁：一个也不能少，谁若缺席，打上门去！但一个班的人散在复杂日子里，要凑齐是很难的。聚会之前，陆续有四五位同学告假，其中包括老远。老远在W市坐着商务局副座，那几天将镇守一个商品展销会，实在无法脱身。他在群里这么一说，免不了引出同学的抨击，譬如有点失望的我。我威胁说：原先讲过的，谁若不来，我们集体登门拜访。谁知道老远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接了招，表示欢迎同学们来访。他甚至建议把W市作为同学会的延伸点：反正要安排游览的，我这里有上等的景色和海鲜。

本来这在群里只是一晃而过的言谈，可视为一个聚会缺席者的客套话。不想筹备组由此开了脑洞，觉得杭城至W市仅两小时的高铁，坐在车厢里一路欢言回忆旧事，倒也是一个有趣环节。还有一点更重要，老远的热情是真实的，那里的海鲜也是真实的，集体去享用一下不失于一件快事。

到了八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同学们汇集到杭城一家宾馆，先花一天时间进行拥抱相认、参观母校、酒桌撞杯、彻夜长谈等程序，然后在下一日坐高铁去了W市。老远在车站出口候迎大家，并撑着饱满的笑容跟每位同学一一握手。下午同学们游览著名的江心岛，老远派了一位小伙子导引照应，一路挺通顺的。此日晚上，老远则个人做东，在海鲜城设了四桌，并自备了身披金色的东海黄鱼来助阵。在海鲜与白酒的支持下，现场情绪汹涌，时不时有人站出来讲一堆浓烈的废话。相比之下，老远似乎压着亢奋。他只是安静地拿着杯子巡桌而走，跟每一位碰杯的同学轻言几句。敬到我跟前时，我说：“老远，我瞧出来了，你拿出的热情还是有破绽呀。”老远说：“老方，什么意思？”我说：“你的精气神儿不够充足。”老远盯我一眼，悄声说：“我是累的，我这几天跑来跑去像一条狗。”他这么一说，我看出了他脸上的倦意。我说：“既然累成了一条狗，何必还勾引我们过来。”老远说：“我是真的惦记同学们，想跟大家喝顿酒……再说一个展销会人来人往，就当做多接待了一拨客人。”我们这么私语着，旁边一位同学嚷了一句：“远方组合又凑一起了，是不是在聊二十年前的小芳呀？”好几个声音马上跟上来：“当然是啦，毕竟是同一个痛点嘛。”“追忆青春，可惜小芳已经老去。”“小芳已老，回忆不老。”老远乐了说：“老方，咱们还是闲话少说，一说多了，就被别人说闲话了。”我也笑了，不再搭话。他拍拍我的肩，端着杯子又去敬下一位同学了。

那天晚餐上，我和老远就这么浅聊了几句话。随后我也想过再跟他深谈几句，可在闹哄哄的场面中，压根儿就说不上静话。事后想想，那个晚上老远虽然提着精神，但我能觉出他身上的疲累。是的，不仅仅是累，还有一种陷入日子的疲。

两天后的下午，我给W市的老远妻子打了电话。老远妻子在一家文化公司任职，曾陪着老远跟我见过三四回面，所以说话不需要怎么绕弯。我先给几句安慰话，便问老远待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去看看他。她沉默一下说：“还是别去看他吧，他现在……不乐意见同学朋友。”我说：“也许见个面说会儿话，他心里好受一些。”她说：“不会好受的，他心里还有泥沙，需要沉淀一段时间。”她这么一说，我没法再坚持了，转而问她和孩子有什么困难。她说：“女儿上初二了，情况还好。日子虽然打翻了，但我还能撑得住。”我说：“你知道的，老远和我走得近，这时候我总想帮他做点儿什么。”她停顿几秒钟，说：“你要是想帮他，就去看看他父亲吧。”我说：“他父亲怎么啦？”她说：“儿子出了这种事，老人心里特别堵，一直走不出来。”我赶紧问：“他生病了吗？”她说：“生病倒也没有，但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可以想象，做父亲的，遇到这种事心里一定像熄了灯。我说：“他还住在那个叫昆城的镇子里吧？”她说：“是的。”又叹口气说：“老远眼下放不了心的，主要就是老父亲。”我说：“我明白了，我会找时间去看老父亲的。”

放下电话，我闭眼使劲搜找一下，脑子里走出一位黑皮肤粗眉毛的清瘦老人——几年前在W市，我见过老远父亲一面。记得那是秋天的日子，我去W市参加一个图书编辑业务交流会，会后被老远邀到家里吃饭，在餐桌上遇到了他的父亲。老远母亲前些年患病去世，两个妹妹又嫁到了别的镇子，留下父亲一人在离市区五十公里的昆城小镇上生活。老远是个孝子，当然不允许父亲独自在老家过日子，就时不时进行诱劝。偏偏父亲不喜欢城市的喧闹和陌生，执拗不过了才到儿子家里待上一段时日。这天用餐的时候，老人跟我抱怨这城里空气太沉、路不好认，还没个熟人。我说：“有儿子一家子人跟您在一起，别的熟人就不重要了。”老人目光扫过餐桌边的儿子儿媳和孙女，轻了声音说：“那还是不一样……有时家里人重要，有时街上的人也重要。”这时老远一边嚼着菜一边对我说：“他呀是惦记麻将，在昆城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打一会儿麻将。”老人被揭了老底似的，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我就这点儿喜好，再说平时也没事干哩。”老远说：“所以每回在我这儿待上一个月，心就散了想回去。”老人不服地说：“这回我已经待了一个月加两天了。”我说：“那您为啥不在这儿凑牌局？城里棋牌室有的是呀。”老人嘴巴一撇，露出瞧不起的神色：“打法不一样哩！这城里的打法太简单，没有抬数还没有花牌，一点味道都没有，就像菜里不肯放盐。”我乐了说：“麻将虽好却替不了饭，您一个人买菜做饭就不嫌麻烦？”老人说：“我不想做饭就不做，街上的点心店都认得我这张嘴巴。有时麻将搓完了，几个老友也一起去喝一口，谁赢了谁请客。”一直不吭声的孙女这时插了一嘴：“爷爷你请客多吗？”老人说：“少不了，爷爷是麻将高手哩。”孙女说：“吹牛吧？”老人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吹牛，反正爷爷请客的时候，别人都这么说我。”说着朗声笑了，瘦脸上的粗眉毛跟着抖动起来。

正是那次见面，老人有些自得的笑存入了我的记忆。不过老远出事后，我脑子里有时会掠过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却忽略了他的父亲。现在琢磨一下，做父亲的心伤等级一定是最高的。孤独一人，收起笑声老待在家里，那情景想想就让人难受。

这天晚上，我本来要校对社里稿子的，脑子却飘飘的抓不住字。我撇下稿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又靠到床头静脑子。寂静之中，我脑袋渐渐迷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待重新醒了神儿，已过十一点。我用手抹一抹自己的脸，拿起手机在同学群里发出一条微信：这个周末，我要去一个叫昆城的镇子。不等别人好奇地问话，我又补上一句：我是去看老远的父亲。

在群里说这种个人打算似乎有点不靠谱，但我还是要说出来，因为我想听到同学们的呼应声音。不知是时间晚了还是懒得发声，手机上许久没有跳出文字。过了大约半小时，屏幕上才一前一后出现两句虚话。一句是：老人可怜，多说几句安慰话吧。另一句是复制：老人可怜，多说几句安慰话吧。之后有几个表示同情或难过的图案跟上来。

洗漱过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又摁开手机看一眼。一位昵称为“舌尖战士”的同学私微我：去见老远父亲之前，咱们见一面。“舌尖战士”实名郑一重，他的单位跟我的出版社距离挺近，若要见面相当于午间散个步，不过平时他活得匆忙我活得涣散，俩人很少碰头聊点话。我问：有啥事吗？郑一重回复：就说一句话。我说：不能在手机上说吗？郑一重答：我想过了，还是当面说出来好。

第二天中午用过饭，我按郑一重的邀约去了单位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店堂内人不少，两个人在角落里找到座位。郑一重积极地点了饮料和糕点。我说：“刚吃过饭，上什么糕点呀。”郑一重说：“我就这毛病，坐到吃店里嘴巴便蠢蠢欲动，舌尖战士嘛。”我单刀直入问：“你嘴巴里有什么话那么贵重，不肯在手机里说？”郑一重说：“是这样的……你去见老远父亲，我想托你捎上点钱。”我愣了一下：“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在群里说这事儿，不是让大家凑钱的。”郑一重说：“我知道，所以我没在群里搭你话嘛。”我说：“其实我们都明白，老人眼下缺少的不是钱。”郑一重说：“这个我也知道，但不给点钱我心里不好受。”说着他放下杯子，拿起手机摁几下，往我微信里转了一千元钱。我说：“除了捎钱，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郑一重说：“老人可怜，你去了多说几句安慰话吧。”我说：“你也讲这种无用的废话……我见着老人还会少了安慰话吗？！”郑一重叹口气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去年那顿晚饭。”我默一下脸，明白他说的是去年在W市老远请吃的同学晚餐。郑一重说：“我胃口好，那一顿我他妈的吃得真多呀！”我点一点头，想说什么又收住了。

郑一重眨眨眼，端起饮料喝一口：“今天我来，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周六上午，我起了个早，先打车到火车东站，在站内餐厅潦草用过早餐后，刚好赶上排队过闸进站。

我的座位靠着窗户，这样感觉似乎僻静一些。事先我查算过，杭城至昆城的高铁用时两个半小时，到达那儿正好是中午。

因为车速很快，窗外的田野景色一掠而过不给回味，看一会儿便懒了。我降下窗布，松了身子想补个觉。闭上眼睛，脑子里却浮动一下，出现了一张因沮丧而显得好玩的嫩脸。这张脸属于大学毕业时的老远，而且与火车有关。我的忆思一下子飘了出去。

记得那是毕业季的一个炎热傍晚，老远拖着行李准备离校。他买到的是晚上去W市的火车票——那时通往W市的铁路刚刚开通，在绿皮夜车上睡一觉恰好于次日凌晨抵达，这突然便利了的返乡旅程让老远兴奋。男女同学们吃过晚饭便三三两两围过来送行。四年相处，离别凄凄。老远与每一位同学深情告别，该握手的握手，该拥抱的拥抱，然后在一大群目光的拥送下离开宿舍楼走向校门口。当时我还觉得老远占了便宜，因为在同学中较早离校，可以获得众人相送。不想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突然听到楼道大妈的电话招呼，跑过去拿起话筒，是老远的声音。我问：“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落在学校了？”老远说：“不是不是……我今天走不了啦，有点狼狈。”我说：“为什么？”老远说：“妈的我看错了日期，是明天的车票。”我“噗”一声乐了，说：“老远你挺能玩呀，把低级错误玩到了幽默级别。”老远说：“别幸灾乐祸的，你没听出我的声音很懊丧吗？”我说：“懊丧什么呀！赶紧回来呗，学校再留你一夜又不收钱。”老远说：“跟一堆同学都那样告别过了，马上又回去真有些灰溜溜的。”呵呵，这倒也是，煽情的告别场面刚弄过，再回来是容易抹不开脸。我说：“那你打电话……什么意思？”老远说：“我准备在车站候车室过一夜，想想又太无聊了，老方你过来陪我说说话吧。”

我坐公交车去了火车站。那个晚上，我们一起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过夜，周围的嘈杂并没妨碍两张嘴巴的兴致。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聊话，聊了远方组合名号的缘起，聊了那个叫小芳的女孩，聊了马上要去报到的工作单位。之后，老远聊起了父亲。他说：“我分到这个单位上班，最高兴的是我爸。”老远去的单位是W市商业局，这在当年大半学生不包分配的大势里，是很牛叉的落脚点。我说：“你爸当然高兴，因为他是商业人士嘛。”老远嘿嘿笑了。以前老远告诉过我，他爸上过一年高中，在郊区农场干过几年改良稻种的活儿，后来一直在镇上做油漆工。油漆工做久了，又顺势开了一间小油漆店。油漆店的店主，至少也靠得上商业人士的边吧。我说：“我的感觉，你爸这一辈子活得够忙碌的。”老远说：“活得忙碌，却没活明白。”我说：“什么意思？”老远说：“老在镇子里待着，基本没出过远门，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的世界就是周围一小片地方。”我说：“要讲这个呀，咱们的上一代人差不多都这样。”老远说：“到了晚上把店门一关，要么在家喝点酒看电视剧，要么出去玩几把扑克麻将，反正很粗糙地把一天剩下的时间花完了。”我说：“那他对你管得多吗？”老远说：“才不管呢，小时候我背着书包在街上野，他基本不挂心；期末考多少分，他也懒得过问。高考那几天在别人家是隆重日子，他照常糊糊涂涂；后来知道我上的是商学院，但是具体什么专业，他也不会去搞明白。”我说：“看来你爸心里不爱放事儿呀，粗线条男人一个。”老远说：“后来我也想过，他心里不爱放事儿也许是因为他身子挺累。我妈没有工作，全靠我爸养着一家子人。我两个妹妹也在读书，他得把三个子女的学费钱给挣出来。”我说：“我有点明白了。”老远说：“明白什么？”我说：“原来你爸高兴的是你可以马上挣钱，而不是光宗耀祖什么的。”老远咧嘴一笑说：“光宗耀祖这种事，他才不放在心上呢。”

抵达昆城后，我随着下车的人流出站，坐出租车来到城区。

这是个不算小的镇子，看上去有不少街道，街面上热闹但不嘈杂。注意用一下耳朵，路人们讲的是我根本听不懂的一种方言。我看一眼手表，进了一家吃店用午餐。等着上面条的当儿，我掏出手机翻到老远妻子发来的地址，向店主打听。店主用手比划几下，说：“你找的坡南街呀，过了通福门往前走便是啦。”

吃完面条，我出了店门先找到银行取款机，取了五千元装入备好的信封，又来到一家超市买了些营养用品，然后在手机上设了导航，沿着一条坡道向南边走去。

坡道走尽，果然见到一座有点派头的门楼，门额上写着“通福门”三字。穿过石门，是一条向下伸展的坡道。坡道两旁多是旧屋，但明显用心打理过，有一种化妆出来的古朴。我停下脚步打问两次，再拐进一条巷子走一小段路，看见了要找的房子。

房子是老式瓦屋，不过似乎也修整过，虚掩的木门显着七成新的枣红漆色。我推门进去，里边一亮，竟是一个不算小的院子。院子里搁着一些杂物，看上去却像是空荡荡的。我站在院子中间，隔空呼叫了一声，旁边厢房门口先探出一个脑袋，瞧见了我，才把整个身子移出来。这是一个胖呼呼的大叔，微眯的眼中放着问号，嘴里说了一句方言。我没听明白，就提一提手中的礼物，说明了来意。胖呼呼的大叔“噢”了一声，改用普通话说：“阿远他爸不在噢。”我说：“他不在……哪儿去了？”胖叔说：“出远门去了。”我愣了一下：“不是说他老待在家里不出门吗？”胖叔说：“听谁讲的……话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那他什么时候回来？”胖叔说：“这个讲不准，应该很久的。”我说：“您是他家什么人？”胖叔说：“亲戚，我是他家亲戚，你的这些东西可以交给我。”说着他从我手里接过礼物袋子，似乎没有留我的意思。我不甘心这么轻易离开，想一想，跟胖叔要老远父亲的手机号码。我说：“我还有些钱要给他，得跟他联系一下。”胖叔说：“你不知道呀，阿远进去以后，他爸就不用手机了。”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胖叔脸上出现送客的神情，往门口走几步。不过还没等我跟上，他又醒悟似的转过身：“刚才你讲你要……”我说：“要手机号码呀。”胖叔说：“不是这个，我问的是钞票。”我说：“我这次来看老人，自己备了些钱，也替别的同学捎了点钱。”胖叔说：“多少？可以交给我吗？”这自然不合适，我摊一摊手说：“联系不上人，他都不知道给钱的是谁。”这回轮到胖叔发闷了。他迟疑几秒钟，一顿脚说：“进屋去说！”

我这才随他进了厢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屋子不大，不仅摆设陈旧，还充斥着老年男人的陈旧气味。胖叔放下礼品袋子，说：“我刚才没听错吧，你是阿远同学，从杭城过来？”我点点头。胖叔说：“这么远过来，我还是讲实话吧……再说他讲过不见人，没讲过不要钱。”我瞧着胖叔的脸，忽然明白了：老远父亲没出什么远门。我说：“他躲在屋子里不愿意见人？”胖叔叹口气说：“不光不肯见人，还作贱自己噢。”胖叔眨几下眼，快速地动着嘴巴说了一堆话。

原来老远出事以后，老人的气神儿就漏了，整天沉默着。有牌友拉他去打麻将，玩了一会儿，便出错好几张牌。他黑着脸把麻将牌一推，起身回家了，从此不搭理牌友们的招唤。

两个多月后，老远从接受调查转为正式逮捕，这条消息见了电视。播放那天晚上，老人在电视机前看一分钟，却坐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他做了一个雷人的决定：陪儿子一起坐牢。他坐牢的方式就是清理出院子后面的一间杂物屋，在窗户装上铁栏，在大门挂上铁锁，在窄床铺上稻草，让自己像一名正式的囚犯待在里头，直到儿子出狱的那一天。他的这个想法是如此的偏激和怪诞，让少数知道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两个女儿一前一后跑过来苦苦相劝，都被他用石头般的言语顶了回去。他告诉女儿们，自己的坐牢比住院好，不需要她们操心。他叫来远房亲戚胖叔，付给他一份不多不少的工资。拿着这份工资，胖叔干的活儿就是上半天班，做中午和晚上两顿牢饭，并挡住上门的探望者。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压住心里的震动。我说：“就算是正儿八经的监狱，也是允许探望的。”胖叔说：“他就是不肯见人，连女儿来两次也只能见上一次。”我算了算时间，说：“他把自己关起来该有四个月了吧？”胖叔说：“差不多噢……你看看，四个月一百多天，麻将呀喝酒呀说戒就戒了，以前隔两三天他的手和嘴巴都会痒痒的。”我说：“前几天阿远最后判刑的消息，他知道了吗？”胖叔说：“两年半噢，他知道了。”我说：“那不多说了，我现在就去见他……也算是探监吧。”胖叔说：“你说的钞票备好啦？”我拍拍兜里的信封，点点头。胖叔说：“我知道挡不住你了，不过你还得备些好话，别让他听着心里难受。”我又点点头。

胖叔领着我穿过院子，往旁边一拐，来到一间侧屋前。这屋子粗看并无异样，往细里瞧，窗户上果然竖着一根根铁条，关闭的木门挂了一只黑色大铁锁。另外，木门上又新开了一个对话小方窗，看上去像是有了牢狱的符号。胖叔敲一敲小方窗，里边响起缓慢的脚步声，随后小方窗打开，露出一张瘦黑的布满皱纹的脸。胖叔轻着声音说了几句方言，应该是对我的介绍。我赶紧把脑袋凑上去，说：“大叔，我是阿远的大学同学，今天特地过来看您。”老远父亲盯着我的脸，没有吭声。我说：“咱们还见过面的，几年前在阿远的家里。”老远父亲恍惚一下，似乎想起来了，说：“谢谢你来看我。”我说：“我知道，这么来看您是一种打扰。”老远父亲沉默地抖动一下粗眉毛，说：“阿远给同学给学校丢脸了。”我的嘴有点傻，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老远父亲说：“阿远不该这样的，他不该这样。”老远父亲说：“他打了我的脸。”老远父亲又说：“可他是我的儿子。”我暗叹一口气，绕过去说：“在大学，我和阿远在一个寝室睡了四年。那会儿我就经常听他说起您，所以您在我脑子里一点儿不生分。”

这时胖叔跟上来说：“不生分就好……这位阿远同学送来一些吃的东西，我收起来了。”我说：“几盒营养品，算是一点心意。”胖叔说：“这位阿远同学还要送一些钞票，我还没有收起来。”我伸手掏出装钱的信封，递进小方窗。老远父亲退后一步，看着我的手说：“这里是监狱！”我说：“监狱也是可以消费的。”老远父亲耸一耸眉毛说：“你这是可怜我吗？”我急忙说：“没有，我没有这么想。”老远父亲说：“那拿回去！”胖叔劝了一句：“这是下辈人孝敬你噢，我觉得收下不要紧的。”老远父亲一提声音说：“阿远是因为收钱才坐牢的，我坐牢的时候不能再收钱！”他抢过我手中的信封扔出去，又“啪”地关上小方窗。信封在空中翻一个跟斗，落在一米远的地上。

胖叔拣起信封在手里掂一掂，递还给我。我看一眼那关闭的小方窗，心里飘过一阵难过。是的，我没有难堪只有难过———老人烫手似的动作显露的是心中之痛呀。胖叔“唉”了一声说：“犟老头噢，他以为这里真是监狱呢。”我想一想说：“这样吧，你先回屋去，我在这里待一会儿。”胖叔点一下头，去了自己的屋子。

我站在那儿，想让自己的脑子静一下，眼睛一瞥，碰见了一只旧石墩。我走过去坐下。

太阳已有些斜了，照下来把院子分成了两半。明亮的一半里有两只没有内容的花盆和一座废弃的捣臼，阴淡的一半里有一段已干裂的树桩和坐在石墩上的我。我盯着那条阳光线，脑子里要想点儿什么，却不知想点儿什么好。

过了一些时间，我恍然一醒，发现那条阳光线已移过来一截。我似乎什么也没想，却已经想好了。我起身走向胖叔的屋子，站到他跟前，安静地说了一句话。胖叔吃一惊说：“你说什么？”我说：“是的，我要在那间牢屋里待一天。”胖叔说：“为什么呀？镇子上有许多住店的。”我不回答，淡淡地笑了一下。

我的决定让老远父亲愣了片刻，但他终于没有反对。也许一个整天孤着的老人，内心挺想跟别人说说话的，何况是儿子的大学同学。

此时虽到了初秋的边儿，天气仍拖着夏日的余热。胖叔找了一张草席和一只枕头给我，想一下，又补了一把蒲扇。牢房不是客栈，哪有摇着扇子聊话的——我拒掉蒲扇，带上草席和枕头。胖叔打开木门铁锁，还顺手在身后推了我一把。我几乎像是电影中的囚犯，脚步踉跄一下踏进了屋子。

屋子不大，四壁为旧木板，一侧架着简陋的窄铺，另一侧地上躺着一些稻草，屋顶则垂下一只沾着灰尘的老灯管。空气中有一股不好闻的臊味儿，那是因为墙角坐着一只盖子似乎不紧密的马桶。我把草席搁在稻草上，又躲开马桶把枕头搁在另一边。

老远父亲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这些稻草是我天凉了要用的，不脏。”我说：“我睡觉怕硬，有了这些稻草，正好。”其实这样的天气直接铺在水泥地上睡一夜我也是不怕的。老远父亲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姓方，您叫我小方吧……上次在阿远家吃饭您也是这么叫我的。”老远父亲说：“人老了，记性不好哩。”顿一顿又说：“不过我没有忘记，那回吃饭我们一家子人都是快快活活的。”我说：“您讲到麻将就乐呵呵地笑，这个我也还记得。”老远父亲收一收脸，没往愉快的回忆里走。他说：“你这次来看我，阿远知道吗？”我说：“他不知道，我跟他还没见上面。”老远父亲又说：“你拿着吃物又拿着钱，说不是来可怜我，那是想来安慰我吗？”这话儿没法应答，我不吱声。老远父亲说：“你安慰不了我，能安慰我的是这些东西。”

他转身蹲下身子，从床铺下面拉出一只方形纸箱——刚才我没注意床底下竟然还藏着这样一只纸箱。他吸一吸气，从箱子里拿出东西搁在床上，先是一本旧相册，再是一扎老信封，然后是一份褐色的奖状，一张发黄的存单……不一会儿，灰色床铺上排起了一长溜儿的昔日物品。这些物品在此时显然就是故事道具。

老远父亲坐到床边，一指旧相册说：“这是阿远在大学里寄来的照片，我一张一张存起来的。”又一指老信封们说：“那时他每个月都会写信来，我一封都没丢掉。”再一指那张奖状说：“这奖状很特别哩，他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回捡到一笔二十四元的钱交给老师，学校就特意给了表扬。”随后老远父亲拣起存单递近了给我看，上面有十二元五角的数字。老远父亲说：“阿远高二的时候，想买一本英汉词典，镇子上没有。那天我从工地上出来，衣服上还沾着油漆，直接坐车去了市里。市里的书店有好几家，找来找去也没有。后来我经过一家银行，就把买书的钱存起来，等着以后买。那几年我家日子过得特别紧，怕把这钱花掉了。再后来日子好起来，这点钱就忘了取哩……”

老远父亲说着说着，声音轻下去，像是进入了过去的某个场景。我有点明白了，他在这间自设的牢屋里待着，许多时候是靠这种回忆度日子的。同时我还有点明白，他其实不是个粗人，至少粗中有细，对儿子的事一直不轻心的。这一点跟老远以前给我的信息不一样。

我拿起那本老相册翻了翻，里头大多是老远在校园里或在西湖边的照片。那时候的老远长着有些乱的厚发，脸上存着一小批青春痘，样子潦草又新鲜。在几张同学合影中，我发现了自己的脸。我的脸显得有点长，因为瘦，也因为头发往上支楞着。妈的，大学时代的我们，就是头发也长得多么有劲道呀。

老远父亲把物品一件件放回纸箱的时候，小方窗被敲了两下——小方窗插销在里边，是这间伪牢房设计的漏洞。我走过去拉开插销，胖叔递进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份饭菜。哦，监狱的晚饭有点早。

我把托盘放在地上，请老远父亲取用。老远父亲说：“这是牢饭，你别埋怨做得不好。”我微笑一下，盯看一眼饭菜。饭满满一碗，但瞧着烂糊糊的，菜是一小碗冬瓜汤。我没有犹豫，端起饭碗就扒，才扒了几口，感觉肚子已经饱了。我把冬瓜汤往饭碗倒一些，又扒两口，脸上出现了受困的神情。老远父亲也在吃着，这时抬头看我一眼说：“阿远在里头，吃的也是这种饭。”我抽抽鼻子，又吃下两口，然后把饭碗搁在地上。

老远父亲吃完自己的饭菜，用手抹一下嘴，探身取走我的剩饭剩菜倒在一起。我想挡住，已经没用了。他默着脸一口一口吃掉碗里的东西，再次用手抹一下嘴，说：“这个地方你不该进来，哪怕只待一天。”我接过他的碗筷搁在托盘上，说：“哪怕只待一天，我也得进来。”老远父亲说：“我猜得出来，你进来是想跟我说说话哩。”我在草席上挪一挪身体，让后背斜靠墙上，说：“是得跟您说说话，因为我心里放着一件事，不说出来……难受。”老远父亲粗眉毛微动一下，说：“在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坐着说话的。”

我“嗯”了一声，调一调身子盘腿坐好，说：“也是有关吃的事……去年夏天，我们开了一场毕业二十年同学会，阿远要尽地主之谊，就自己出钱请大家吃了一顿饭。”老远父亲说：“请吃一顿饭是应该的，不能冷落同学们。”我说：“那顿饭吃得热闹，上了许多海鲜，阿远还特地备了黄鱼……听说这种黄鱼挺贵的。”老远父亲说：“是挺贵的，黄鱼。”我说：“大家吃得高兴，也喝得高兴，好几位同学喝吐了。一位同学上洗手间，在马桶上睡了过去，半小时后出来，说自己还要喝。”老远父亲动一动嘴巴，没发出声。我说：“大家还说了许多有趣无趣的段子，还拍了许多照片，还一起唱了二十年前在学校里唱过的歌。一个女同学唱歌时太亢奋，把一碟酱油打翻在自己身上。”老远父亲说：“小方，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那顿饭是阿远做的东，但他自己只是花了买黄鱼的钱。”老远父亲说：“什么意思……我没听懂。”我想接上去说：“阿远当时正在办一个展销活动，他把那顿饭放入了展销会的宾客接待里。”我还想说：“后来正是这顿饭成了线头，一点点牵出了他犯的错事。”但我沉默着没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把该说的说完了。

老远父亲也沉默地瞧着我，他其实已经听明白了。过了半响，他脸上扭动一下，打出一个饱嗝，然后屁股离开床铺，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来回走几趟，他停住了，慢慢仰起头，受伤似的呼出一口气，说：“这些年凑了一把好牌，可打着打着，怎么就把牌打臭了？！”他停一下，又说：“我不稀罕这个官那个职的，只要他心里自在就好，可阿远……没活明白呀！”这么说着，他无助地想做点儿什么，就突然抓起旁边托盘上的一只碗，手一抡用劲砸下去，地上蹿起一声尖锐的脆响。

在脆响中，我心里撕痛了一下。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两个人都待在静默中，没有再讲更多的话。也许是习惯，也许是累了，老远父亲早早在床上躺下了。不过他显然没有很快睡着，因为隔一会儿，他就会抬手拍一下侵犯皮肤的蚊子。

我也让自己躺下，双手叠在枕头上抚住脑袋。目光上方的老灯管发出浅淡的光，似乎比黑暗更宁静，容易引人入眠。但此时，我知道自己也不会马上睡着。

我的脑子开始飘移，离开这间屋子到达另一间屋子。那是大学寝室，我和老远一起住了四年的房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臭味相投，喜欢看各种杂书，喜欢早上跑步，喜欢食堂里的葱花油饼，喜欢不打理头发。因为这么多共同的喜欢，又因为他名远我姓方，被同学们戏称为“远方组合”。与之相配套，老远老方则成了我们的互称。有一天老远悄悄告诉我，自己在校园西角大松树下发现了一位晨读英语的女生，长得double beautiful。第二天早上跑步时我拐一下路，果然见到松树下那位挺养眼的女生。我们不知道她的出处，就依着歌曲暂时把她命名为“小芳”。此后我们每天清晨跑步都会绕道经过大松树，近距离让眼睛愉快一回。某一个晚上，老远突然告诉我，自己可能爱上那位小芳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也爱上她了。两个人仓皇地暗中打听，很快知道小芳是中文系的，高我们一级，她每天晨读的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原文。我们没有被吓住，立马去图书馆借了老莎的十四行诗集中文版，随后抽空轮流阅读，各自背诵了两三首。

终于到了一个天气爽朗的凌晨，我们互相打气又互相较劲，希望去落实一份不知属于谁的缘分。在那棵松树下，我们笨拙地搭讪上了小芳，还假模假式地问她手中是什么书，然后说自己也喜欢莎士比亚。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和老远分别背诵了一首老莎的十四行诗。背诵完毕，小芳笑了——她笑起来真的好看，double beautiful。小芳说，莎士比亚是位绅士，他的诗也很讲究，你们的头发乱楞楞的，朗诵的样子就不对味儿。我们心里一凉，脸上有些沮丧。小芳又说，上上个学期，也有一位不知哪个系的男生来靠近我，声称要献给我一部比肩《红楼梦》的作品，开头一句都想好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被少林寺逐出师门……两个学期过去了，他还只有这一句。

老远还不甘心，傻呼呼地问了一声，那我们该怎么办？小芳带着诗意调皮地说，现在别理我，你们要向远的地方跑去，在许多年后的前方等我。我和老远相互看了看，都从对方脸上见到沮丧的退意。两个人雄狗似的抖一抖身子，又开始了那个早晨的跑步。

钟求是，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小说作品《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待呼吸》等。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