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建筑考遗廿八 - 1935年年刊社赠石凳 / 开普饭

“一九三五年年刊社赠”之石凳

走进约园，在怀施堂也就是如今的韬奋楼前可以看到五个石凳。这些石凳貌似普通，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在石凳一侧镌刻有“一九三五年年刊社赠”九个字。如此算来，这些石凳也有80多年的历史了。

圣约翰大学历来有刊印年刊的传统，本为追慕效仿西方学校皆有年刊之举，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和1907年。于圣约翰而言，1904年那年分别有思颜堂和罗氏图书馆落成之大事，除此以外就是年刊《龙旗》（The Dragon Flag）的诞生了。龙旗是清朝的国旗，在圣约翰早期的一幅照片中可以看到学生们搭起临时舞台表演戏剧的场景。舞台上方悬挂了美国国旗、校徽和龙旗。可见龙旗作为当时的国旗受到了校方的尊重。学生以“龙旗”来命名刊物，其爱国之情节也是可想而知。其实《龙旗》只是类似于年刊性质的刊物，虽为肇始，但是没有什么延续性，仅仅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出了两期。圣约翰于1905年升格为大学，当年的毕业生是蒋克鼑、顾子仁、朱友渔和江虎臣等人。据赉玛丽记载，这个班级的班史被刊登在了1907年的《龙旗》上。

临时舞台上方悬挂了美国国旗、校徽和龙旗

此后一直到1915年，约大的年刊才被正式定名为《约翰年刊》，并且每年发行一期，开始踏上正轨。从1915年至1951年，《约翰年刊》曾经两次停刊。第一次是因为1925年的“六三事件”；第二次是因为抗战爆发，从1942年至1946年共停刊五期。1947年复刊时，把1946年和1947年合并出了一册。《约翰年刊》最初全部刊以英文，到1917年才加入中文；当时只有寥寥16页，到了1918年开始扩充到26页，并且分类撰述。自此以后，《约翰年刊》的内容愈发充实和厚重，图文并茂、装帧考究、印刷精美，成为当时校刊中的翘楚。

约翰年刊 1921,1935,1936,1938

约翰年刊 1941,1946-1947,1948,1950

1919年的《约翰年刊》上有《本校出版物小史》一文，对《约翰年刊》有所介绍，可见当年年刊社之景况。据其描述，年刊社成员主要来自于毕业班，初期共分英文、华文、图书、干事四部，每部各有主任一人，部门之上又设立总主任一人，负责统筹全体进行事宜。职员计有28人，至于顾问2人，则由教员担任。

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以“林玉堂”的名字注册

著名作家林语堂曾经担任1915年和1916年两年的总主任意即总编辑。其以三年级生的身份出任毕业年刊的总编辑，可见其英文之出类拔萃，无出其右者。而他有一个侄子也担任过约大年刊的总编辑。此人既是著名翻译家、作家、教授林疑今（曾用名林国光），林语堂是他的五叔。林疑今于1932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就开始翻译介绍美国现代文学。最为有名的是海明威的名著《永别了，武器》，他的译本自40年代起一版再版，流传至今，在众多版本的竞争中独占熬头。林疑今当年所担任的正是1935年年刊的总编辑。

林国光（林疑今）

在1935年的年刊社里还有后来成为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黄嘉德。他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笔者另有”圣约翰大学建筑考遗之十——翻译家黄嘉德先生旧居（教工宿舍26号）“一文介绍。

黄嘉德

细看年刊社的其他人员，其中孔令侃和荣毅仁令人瞩目。孔令侃，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之子，家境优渥。作为当年的“官二代”、“富二代”，孔令侃平日骄奢淫逸、飞扬跋扈，连蒋家父子亦为之侧目。其在圣约翰读书期间的所作所为亦是荒诞乖张。曾与其同窗四年的邢铎有如下之回忆：

“1933年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年级宿舍里，新生们正在忙着安排床位的时候，我听说在我住的房间隔壁，有一间空房留给一个新生，据说是某要人的儿子。大约开学后两个星期，我才知道搬进来的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儿子。从表面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身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随身使用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以及搬来的一些家具（学校不供给家具），都是一般的，没有什么豪华之处。”

“可是，不到半个学期，就锋芒毕露，与众不同。学校虽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是孔令侃那时正迷着跳舞，常偷偷邀同学去舞场，有时回来太晚，校门已关，就越墙而入，有时索性不返校住在外面。他几乎每天汽车接送，平时一辆，星期假日总是两辆，一辆敞篷的坐着几个便衣卫兵，一辆轿车供他自己坐。学校的饭菜除大灶外，还有小灶可以添菜，但是他觉得都不堪下咽，另由家里派专人每天送菜，至少四样。”

“到了二年级，他在校生活进一步特殊化，宿舍里搬来了双人书桌、转椅、衣柜、五斗橱、弹簧床、沙发、草地毯、立地灯、唱机、收音机等，并经常备有糕点糖果，俨然'公馆化’”。

如此荒诞不经之人何以会进入1935年的年刊社呢？细看其职务不禁恍然，原来他不是什么编辑，而是助理广告经理，想必年刊社也是要假其名声多拉些广告吧。值得一提的是，孔令侃之父孔祥熙于1935年6月22日出席了的圣约翰大学第56届毕业典礼。继卜舫济校长致开幕词后，孔祥熙发表演说训勉毕业生，并由其授予学生学位证书。可见这位财政部长在圣约翰大学举足轻重。

孔令侃

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有着“红色资本家”之称，曾经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是1933年入学圣约翰大学的。同是富家子弟，他在校期间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为人所称道。荣毅仁入学期间，荣家出资为约大建造了学堂桥。在1935年的年刊中有三张学堂桥的图片，第一张被排在第五页，图下标以约大校训“LIGHT AND TRUTH”，可见该桥之重要性。荣毅仁年轻时就喜欢摄影，也爱好收藏各式相机，他出任了年刊社的摄影编辑。荣毅仁的生平事迹多见于各文献资料，此处不多赘述。

荣毅仁

学堂桥 - 1935年《约翰年刊》第5页

学堂桥 - 1935年《约翰年刊》第23页

学堂桥 - 1935年《约翰年刊》第122页

除此以外，在所有的年刊社成员中，另有一人值得关注，那就是毛以信。1936年，中国政府派出130多人的奥运代表团前往柏林参加第1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随团记者共有四人。根据中央社特派员冯有真于1936年7月5日在《申报》上所发的《世运代表随征记》称：“随团的记者除我外，还有《中央日报》的储安平君、《国际摄影》社罗谷荪君、《时事新报》毛以信君。储、罗两君，同我餐同桌、睡同室，减少了很多的寂寞。”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四位记者前往柏林，他们是最早参与奥运报道的中国记者。之所以说是至少四人，因为储安平有文称香港《中兴日报》吕先生也出席了此次奥运，但至今没有其他材料证明，确切名字及身份待考。

关于毛以信，至今没有找到确切资料可以佐证这位《时事新报》的毛以信就是圣约翰大学年刊社的毛以信，不过从各种蛛丝马迹仍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很大程度上讲，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毛以信

上海民众到码头欢送中国奥运代表团远征柏林（1936年）

从时间上来看，毛以信于1935年6月22日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这一说法来自于《申报》1935年6月23日“各校行毕业礼”一文，上面列有约大1935年毕业生清单，毛以信名列其中。但是在1935年年刊的应届毕业生照片中并没有找到毛以信。在徐以骅教授主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和熊月之、周武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两书中都附有“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这两份名录中，毛以信列名为1936年的文学士。不管毛以信是1935年，还是1936年毕业，中国奥运代表团是1936年6月26日在上海坐意大利邮轮启程出发去柏林的。毛以信毕业后在《时事新报》谋职以记者身份出席奥运会从时间上看顺理成章。

从爱好上来看，约大的毛以信极其热衷于体育运动。这在1935年的年刊就可以看到，毛以信是田径队的干事，也是足球队的队员。在《申报》中也找到多处毛以信作为田径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参加校际对抗赛的记录。

1932年11月18日，约大足球队与东华足球队在约大球场比赛；1933年12月17日，约大足球队赴苏州与东吴大学足球队进行友谊赛，毛以信皆有参与。

1935年6月1日，约大田径队应邀前往苏州与东吴大学田径队进行对抗赛，毛以信以田径队队员身份随队出征。

约翰田径队干事：毛以信（后排右一）

1935年年刊约翰田径队之年度回眸 - 毛以信

约翰足球队合影（毛以信，后排左五）

此外，毛以信与戴维斯杯网球赛也有关系。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派员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郑兆佳、梁德光二人获得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资助，于1月22日赴菲律宾进行培训。而郑兆佳当时邀请毛以信与胡国梁为干事，一同前往。《申报》原文并未言明毛以信是约大学生，但是有趣的是胡国樑这个名字居然在1935年的年刊社中也赫然在列，相信应该不是巧合。毛、胡二人在约大就读，英语流畅，郑兆佳邀请他们在菲律宾作为干事接洽各项事宜未尝不可。且他们赴菲训练乃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资助，而彼时约大副校长沈嗣良为该协进会的名誉主任干事，推荐约大学生也是可能。

胡国梁

从校方背景上来看，毛以信所在的圣约翰大学堪称中国奥运的摇篮，与奥运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董王正廷于1922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主席董事，而协进会即为国际奥委会所核定之中国奥运会组织，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奥委会。圣约翰大学时任副校长沈嗣良是协进会的名誉主任干事。他曾经率队出席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和第11届柏林奥运会。据沈嗣良回忆协进会成立初期并无固定办公场所，而他在约大办公处理协进会日常事务，使约大校园成为协进会之早期办公场所之一。近代史上除了王正廷，中国另有一人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就是孔令侃的父亲孔祥熙，当然他是在1939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此为后话。无论如何，在约大校园里，奥运氛围是比较浓烈的。除此以外，约大的体育教师、近代体育活动家蒋湘青也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他于1924年任《申报》“体育与卫生”周刊主编，非常巧的是，他后来又担任了《时事新报》体育栏编辑，极有可能是他把约大学生毛以信招入麾下。

综上所述，圣约翰大学的毛以信极有可能就是《时事新报》的毛以信。如果此论成立，那么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也就成为最早参与奥运报道的中国记者之一。

怀施堂前的石凳（1937年）

校园修葺时期的石凳（2011年）

现存的五个石凳（2018年）

根据目前手上的资料，无从考证1935年年刊社到底捐赠了几个石凳给约大校园，在当年的年刊上也是只字未提。经过岁月沧桑，至少有5个石凳是保留下来了。相较而言，其他各届的年刊社并没有留下什么，或许35年的年刊社因着两位富家子弟而阔绰了许多，可以岁月留痕了。这些石凳似乎是5个纪念碑，默默纪念着那曾经的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