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辉：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探索《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一部《金瓶梅》评本，而且还在于它的出现，标志着小说《金瓶梅》得以最后写定。

《金瓶梅》原为「词话」。

欣欣子之序虽已直书为〈金瓶梅词话序〉，但此序写作时间较晚，各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刻本皆未收录，显系补以入刻。

最早记载《金瓶梅》的本来面目是「词话」的应是清初的丁耀亢，他在《续金瓶梅》「凡例」里说：「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

那么，这部《金瓶梅词话》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呢？

丁耀亢在《续金瓶梅》第一回开始，又作了进一步说明：「见的这部书（按：指《金瓶梅词话》─引者）反做了导欲宣淫的话本。」（《续金瓶梅》，本衙藏板本）

看来，最先发现《金瓶梅》是众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世代累积型」创作说，可以远溯到丁耀亢，是他揭示了这一奥秘。

《续金瓶梅》

只要我们不囿于某一传统偏见，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细检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全书，就不难发现，它确是一部「话本」，完全符合「词话」的艺术特点，带有浓厚的说唱特色。

「话本」就是「词话」，是同一艺术形式。正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蒙徐朔方先生以大着《金瓶梅论集》〈前言〉见示，对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现在我又在这里进一步指出话本和词话原是同一艺术形式，话本可以看作是词话本的简称，或者词话是话本的早期称呼。

话本之「话」指的是「说话」艺术。迄今对「说话」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解，都是有意无意地或望文生义地，只看到或重视它的说的一面，而忽视它的唱的一面。

现存记载「说话」的最早专著《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就说：「吐谈万卷曲和诗」，可见曲和诗本是话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即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所说的「蒜酪」，决不是偶一为之或可有可无的穿插。

徐先生所论甚是，一部《金瓶梅词话》就是最好的例证。难怪丁耀亢说《金瓶梅词话》是一部「话本」，原因就在于小说里本来就包括诗、词、曲等可唱的成分在内。

但是，这部话本《金瓶梅词话》，却未经文人认真加工整理，所以较多保留了说唱艺人「底本」的原始形态。

尽管书中的破绽、错乱、矛盾比比皆是，唯其如此，才愈加显示出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珍贵的文献价值。

直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问世，才算完成了文人加工写定这一工作。

我们这里所说的加工写定，自然不是指个别文字的修改增删，而是从回目、情节到人物、事件、结构，进行一次全面的加工、润色、删改、增饰。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的修改写定，大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变原词话本的说唱特色，使之更加符合小说的体裁要求，对可唱韵文进行了彻底删削，数量不下三分之二，又大量刊落转录或照抄他人之作；

其二，变依傍《水浒传》而独立成篇，在结构上予以改造：不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写起，变为玉皇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与最后一回的永福寺作双峙起结，前后映照，浑然一体；

其三，在情节、人物上修补原词话本的明显破绽；

其四，对回目、引首作了统一加工；其五，全部行文作了润饰，去其琐碎重复，显得更加整洁。

尽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原词话本的删削和刊落的成分大于修改与增饰，但确是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加工整理，做了一件名副其实的写定工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客观存在事实。

那么，谁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作评者呢？此书又刊刻于何时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除了保留原词话本的弄珠客序和廿公跋之外，未载任何其他序、跋；明末清初也未见有人提到它的存在，谁为此书写定作评？

成了一个难解的谜，这或许正是三百年来向无人问津的一个原因吧！

幸好首都图书馆藏本存有一则「回道人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里虽著录了这一刻本，不知什么原因，对这则重要的题记，却只字未题。

首图藏本插图另装一册，每回收图一幅，唯第一百回收图两幅，共一百零一幅。

故全部图后余下半叶，回道人题正刻于此半叶上。题系一首词，分上下两阙，词缺调名。

由于此本刻工粗劣，文字漫漶，但首尾清晰可辩：

贪贵贪荣逐利名，□□醉后恋欢情。……须知先世种来因，速觉情，出迷津，莫使轮回受苦辛。

回道人题

此题置于图后正文之前，无异于告诉人们：回道人亦即此书的写定作评者。这位回道人，承袭弄珠客、廿公的手法，隐名埋姓，化名作题。化名回道人者又是谁呢？此人应是李渔。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人们对回道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回字拆开即为吕，在古典小说戏曲中，他经常是以吕洞宾的代号而出现的。

而李渔原名仙吕，字谪凡，故化名回道人，亦是合乎情理的事。何况在李渔所著的小说中，回道人的出现，并非仅此一处，《十二楼‧归正楼》第四回有回道人，而小说《合锦回文传》里也有回道人的题赞，便不是偶然的巧合了。

诚如孙楷第先生所言：「素轩先生或者就是笠翁先生。」（《沧州后集》，页185）回道人同素轩一样，都是李渔的化名，借题赞而夫子自道。

故李渔曾化名回道人便不是孤证，可为定谳也。尽管李渔还有觉道人、笠道人的化名。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有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早期刻本，不论是康熙乙亥本，还是在兹堂本，都在扉页右上端署为「李笠翁先生着」。

如果我们考查一下张竹坡与李渔之间的不寻常关系，便不会轻率地认为张竹坡此一题署，纯系借笠翁之大名来抬高自己评书的身价，而是确有所据的。

李渔系竹坡之父执。竹坡之父张与李渔过往密从，经常流连于山水间。据《铜山县志》张传记载：

张 ，字秀超，两兄胆，铎筮仕，独奉母居，色关承欢。

暇则肆力芸编，约文会友，一时名流毕集，中州侯方域朝宗，北谯吴玉林国缙，皆间关入杜，有《同声集》行世。

湖上李笠翁渔，同里吕春履、维扬孙直绳、曾巩、徐硕、林梅之数子，常与浏览于山水间。

而且，李渔还在张竹坡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湖上李笠翁偶过彭门，寓公（按：指张）庑下，留连不忍去者将匝岁」（《张氏族谱》〈司城张公传〉）其时当在李渔移家金陵之后的康熙二年（1663）。

在兹堂本

这一年，张竹坡大伯父张胆（伯量）的次子张道瑞（履贞）中癸卯科武举，李渔曾书一联相贺：「少将出老将之门，喜今日科名重恢旧业，难弟继难兄之后，卜他年将相并着芳声。」

原注云：「伯亮旧元戎也，长公履吉久作文臣，次公履贞新登武弟。」（《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四）张去世时，竹坡十五岁，张胆去世时，时年二十。

他对父辈的密友李渔的情况，虽不能说了如指掌，单靠耳闻，也是相当熟悉的。

他的评本《第一奇书》的文字，恰恰来自《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而不是词话本。

就连《第一奇书》的命名，也是来源于李渔的〈三国志演义序〉。

他署为「李笠翁先生着」，斯言当属可靠无疑。这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渔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者。

姑不论《肉蒲团》是否出自李渔的手笔，仅以李渔是创作戏曲、小说的当行里手这一点来看，他加工写定《金瓶梅》，

不仅符合他的志趣爱好，乐而为之，而且也是那个「搜奇索古，引商刻羽」的时代使然。

万历以降，小说戏曲风靡文坛，而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更是方兴未艾，被李渔视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对他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下面我们仅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正文和评语中所使用的方言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是出自李渔的手笔。

《李渔全集》

我们知道，《金瓶梅词话》所使用的方言，绝大部分流行于徐州以北、黄河以南这一区域。

作为祖籍浙江并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的李渔来说，语言上不可能没有障疑，个别北方方言他不知底里，不足为奇：在加工写定的过程中，习惯地使用他所熟悉的方言，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两种情况，在李渔写定的正文和评语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并且屡见不鲜。

比如，第三十二回描写郑爱香儿骂应伯爵的这句话：

「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儿虎，汗东山斜纹布！」

李渔在此处写了这样一段眉评：

方言隐语，含讥带讽，如枝头小鸟啾啾，虽不解其奇，娇婉自可听也。

作为南方人的李渔，当然「不解其奇」，而作为北方人的张竹坡却深明其意：

「望作王，巴作八，汉同汗，斜作邪，合成『王八汗邪』四字，盖表子行市语也。」

同样，李渔用南方方言写成的评语：

「弄阿呆口角，妙。」（二十一回旁评）在张竹坡的笔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

在正文内，用南方方言改写的痕迹也是明显的，如八十六回词话本原文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孟玉楼生日。」

则改为「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楼生日。」「二十」改为「念」，显系李渔根据自己所熟悉的方言，信手拈来，一挥而就。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曾说：

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

郑先生不仅断定《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金瓶梅》的「定本」，而且推测写定者可能是杭州的一位不知名文人，可谓要言不烦，所论亦甚有见地。

平心而论，李渔在戏曲上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他在小说上的造诣。

特别是他的《闲情偶寄》，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上凌轹前人，首屈一指。

他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个精通导演理论的剧作家，因此他创作的剧本，最适于舞台演出。

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语中，我们不时看到，他从戏曲演出的角度，来分析小说《金瓶梅》中的细节描写，如六十八回眉评中这样写道：

「写得活活现现，直觉生旦净丑一齐搬出，吾恐排场中有此做作，无此神情也。」

张竹坡的评语，从数量上讲，不知超过李渔多少倍，但是，类似这样的评语，却是一处也见不到的。

《金瓶梅》在法国

论定李渔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者，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及的，即李渔的小说风格以纤巧、新奇见长，而与《金瓶梅》的风格有异。

笔者认为：李渔是在删改《金瓶梅词话》，并非另起炉灶，凭空自撰，故不能不照顾到原书的艺术风格。

何况他之写定，删削与刊落大于修改增饰，即或增饰部分，亦有类似其风格者，如词话本第四回西门庆与潘金莲见面时的一段描写。

大体说来，词话本与《水浒传》基本相同，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此处多有增饰，对潘金莲的一举一动，刻画得细腻生动，笔锋亦委婉有致，而与李渔之小说风格相类似。

二

李渔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小说理论家金圣叹批评《水浒传》一样，边改边评，只不过不像金圣叹那样对原著来了一个腰斩。

我们所以断定李渔既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者，又是为之作评者，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考查。

其一，评语中所透露出的信息。

《金瓶梅》第三十八回描写王六儿被西门庆勾搭之后，她毫无廉耻地「如此这般，把西门庆勾搭之事，告诉一遍」给韩道国，

并说西门庆除给了五十两银子之外，还要多添几两，看所好房子给他们住，「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好些供给穿戴。」

而韩道国听了之后竟说：「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如今好容易撰（赚）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

老婆笑道：「贼强人，倒路死的！你倒会吃自在饭儿，你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正是在这里，李渔写了这样一段眉评：

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亦不气。若谓予书好色亦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也。

这里的「予书」，很值得我们注意。

正因为李渔对《金瓶梅》作了一番认真的加工写定，他才敢于声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予书」。

类此者，不止一处，比如第八十回描写水秀才代应伯爵等人为西门庆作祭文处，李渔评道：「祭文大属可笑，唯其可笑，故存之。」

内阁本

李渔对《金瓶梅词话》的每一回都作了程度不同的删削，有的删去文字比较多，如八十四回描写吴月娘被清风寨掳去，矮脚虎王英逼其成婚，宋江义释一大段，事件突兀，原受《水浒传》之遗响而成，故全部删去，一字不留。

而水秀才所写祭文，虽不伦不类，荒唐可笑，但却被保留了。

这则眉评就交待了他保留的原因，「唯其可笑，故存之。」

其二，我们还可以拿李渔在〈三国志演义序〉里对《金瓶梅》的评价和他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里所写评语，作比较研究，也不难发现两者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三国志演义序〉云：

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许》《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

然《水浒》文藻虽佳，于世道无所关系且庸陋之夫读之，不知作者密隐鉴诫深意，多以是为果有其事，借口效尤，兴起邪思，致坏心术，是奇而有害于人者也。

《西游》辞句虽达，第穿凿捏造，人皆知其诞而不经，诡怪幻妄，是奇而灭没圣贤为治之心者也。

若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何足多读。至于《三国》一书……是所谓奇才奇文也。

「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可以说，作为一条主线，贯串在《新刻像批评金瓶梅》的全部眉评和旁评中。

在李渔看来，《金瓶梅》并不是一部「淫书」，而是一部「世情书」，「此书只一味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五十二回评）。

这里面既有「献媚者与受贿者，写得默默然会心，最有情致」（五十五回评）。

又有形形色色的「仕途之秽」；既写「六黄太尉何得势焰」（七十三回评），又把市井小人刻画得「死未罄辜」。

而皇帝的骄奢淫移，仅「土木珍玩之费如此，安得不民穷盗起？」（七十八回评）是故《金瓶梅》一书，「写世态炎凉，使人欲涕欲笑」（三十五回评）。

「千古伤心，似为是作」（七十四回评）。李渔赞叹作者「终是老手，刀刀见血」（八十六回评）。读来令人「欲发指牙碎」。

但是，全书的主旨，却是为了劝惩，「淡人情欲」，「此为世人说法也，读者当须猛省！」（八十九回评）「此菩提棒喝，须省，须省！」

从以上两点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渔不仅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写定者，而且也是为之作评者。

北大本

三

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刊刻年代，最早是孙楷第先生著录时说：「以上诸本皆无欣欣子序，盖皆崇祯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页132）

孙先生的这一结论，未作说明，不知何所据。

前辈学者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则说得比较具体：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图的，或不附图的，每页中缝不写第一奇书而写《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

那部附插图的明末版《金瓶梅》，确是比第一奇书高明得多。第一奇书即由彼而出。

明末版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

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

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这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年代，则当为崇祯间。

从附图的刻工，推论为崇祯刊本。论证不可谓无据，惜无左证。

而仅以刻工姓名确定此书的刊刻年代，它可以是刻工青年时代所为，亦可以是晚年之作，中间弹性甚大。

说刻于崇祯可，刻于天启亦可，刻于清初亦无不可，故日本学者有谓为天启本者。

台湾魏子云先生说得最为绝对：

而崇祯本《金瓶梅》则有四种刻本。（北平康德图书馆一种，日本内阁文库一种，日本天理大学一种，北平马廉私藏一种。根据乌居久晴着《金瓶梅版本考》排列的秩序，以康德馆藏本刻最早，内阁次之，天理再次之，马廉藏则可肯定为崇祯本又次之。）

北大本

这一情形，便足以证明崇祯本是公开发行的，所以它出版后，在崇祯朝短短十六年间，而又变乱蠭起，

居然还有四种不同的刻本出现，可以印证沈德符说的，「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一刻则家传户到」的话。1

自称在《金瓶梅》研究上「耗去十五年的时间与精力」，「每一立论都是基于全局发展出的」2

魏子云先生，当然最为博见洽闻，他说此书在崇祯年间，一连刻了四次，如此言之凿凿，必有真凭实据在了。

遗憾地是，我怀疑魏子云先生恐怕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未认真地读过一遍，否则，他不会闹出这样的大笑话来。

众所周知，魏子云先生是力主《金瓶梅词话》最早刻于天启年间，《金瓶梅》所描写的事件是影射万历一朝三大案件一说的（严格地说，红丸案应属于泰昌时）。

那么好了，一部天启年间的小说《金瓶梅》，崇祯人作评时，却屡屡以「今人」相称，岂非痴人梦呓？

如四十二回一则眉评云：「今人借银子，约在明日、后日，偏能不达，比此更妙。」

又如四十三回一则眉评云：「明明面奖，欲说不是面奖，今人多用此语。」等等，不乏例举。

要么词话本不是刻于天启年间而是更早，要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不是刻于崇祯年间而是更晚，两者起码间隔将近半个世纪，方能写出这样的评语来。

如依魏先生之宏论，属于同一个时代人写出这样的评语来，那真是天下奇谈！

魏子云先生粗疏如此，却对「大陆方面之学人」以「井蛙所见之天小」反唇相讥，正是学人所不屑取的。

文渊阁本

下面追索一下此书的刊刻年代，我们不妨先从内证谈起。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词话本的删削固然很多，但文字亦有不加改动者，如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中兵科给事中宇文虚所奏一本。

为了说明问题，节引如下，括号内系《第一奇书》本文字：

恳乞宸断，亟诛误国权奸，以振本兵，以消虏（边）患事。

臣闻夷狄（边境）之祸，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又我皇宋建国，大辽纵横中国者已非一日。

然未闻内无夷狄（蛀蠹），而外萌夷狄（有腐朽）之患者。……

今招夷狄（兵戈）之患者者，莫如崇政殿大学士蔡京者……

迩者河湟失议，主议伐辽，内割三郡，郭药师之叛，卒致金虏（国）背盟，凭陵中夏（两失和好），此皆误国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职也。……

今虏（兵）之犯内陆，则又挈妻子南下，为自全之计，其误国之罪，可胜诛戮？……

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难散，盗贼猖獗，夷虏（举兵）犯顺，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纪纲废弛，虽擢发不足以数京等罪也。

张竹坡把「虏」「夷狄」等字眼全部改过，实在是畏惧清廷的文字狱。然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却只字未动。

说明此本很可能刊刻于明代，或满族封建统治者尚未在全国取代汉族而建立巩固政权之清初顺治年间。

这应是此书刊刻年代之上限。（批评此本刊刻年代的下限，也是有迹可寻的：

一是张竹坡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金瓶梅》时，已经针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的某些评语作评了。请看张竹坡在八十二回的这则评语：

原评谓此处插入春梅。予谓：自酒醉，春梅关在炕屋，已点明春梅心事矣。

这里所谓的「原评」，即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此处所作的一则旁评：「趁势就插入春梅，妙甚。」故此书刊刻年代的下限，绝不能迟于康熙三十四年。

二是高念东为蒲松龄的《琴瑟乐曲》所作跋语中，也参照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语。

皋鹤堂本《竹坡闲话》书影

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直接受到《金瓶梅》的启示，人所共知，而《金瓶梅》对清代另一位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影响，则不见论及蒲松龄用俚曲写成的。

《琴瑟乐曲》，国内向无传本，今从日本复制得见，殊为珍贵。

而文中竟有多处转录于《金瓶梅》者，更加引人注目，说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亦受到《金瓶梅》的影响，笔者当另属文，此处从略。

《琴瑟乐曲》正文后，附有蒲松龄好友高念东写的一篇跋语，其中有一节专谈《金瓶梅》的文字，鲜为人知，故迻录于后：

且如《金瓶梅》一书，凡男女之私，类皆极力描写，独书至吴月娘，胡僧乐、淫气（器）包曾未沾身，非为冷落月娘，实要高抬月娘。

彼众妇皆淫媪贱婢，而月娘则贞良淑女：后众妇皆鹑奔相就，而月娘则结发齐眉。一概溷浊，岂辨贤愚？

作者特用泥污莲之笔，写得月娘竟是一部书中出色第一人物，盖作者胸中法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天山阁藏抄本》）

高念东对吴月娘的评价，虽然参照了李渔的评语，而与张竹坡相左。

李渔在评话中，不止一处提到吴月娘才是西门庆的「正经夫妻」「月娘亦可谓贞妇人矣」（八十一回评）。

「如此贤妇，世上有几！」（第一回评）高念东的跋语最后署为「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题于栖云阁」，亦可证《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刊刻年代绝不会晚于康熙三十四年。

又据日本藤田佑贤《聊斋俚曲考》，认为《琴瑟乐曲》作于蒲松龄三十五岁时，即康熙十三年（1674），则又说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康熙十三年以前，业已刊刻行世了。

《聊斋俚曲集》

李渔的小说创作，《无声戏》约在顺治十一年至顺治十五年完成，《十二楼》则有杜于皇顺治十五年序。

他写《三国志演义》所作评亦在顺治十五年以前，观其序末署为「湖上笠翁李渔题于吴山之层图」，知为寓居杭州时所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写定作评当亦在此时完成，并请杭州刻工名手为之作图。

世有芥子图刊刻四大奇书，清末尚存，《小说小话》云：

「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纸墨精良，尚有余事，卷首每回作一图，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上。

而服饰器具，尚见汉家制度，可作博古图观，可作彼都人士诗读。」

今唯存《水浒传》有芥子园刻百回本。

而从其所言每回作一图来看，恰与首都图书馆藏本合，因此，我怀疑《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是芥子园刊四大奇书之一种，或者芥子园刻本由此本而复刻。

据笔者所见，国内藏有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刻本：

一为首都图书馆藏本，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郑振铎先生藏本及上海图书馆藏本与北京大学本同。

两种刻本的区别有二：

一是前一种刻本只有旁评，而后者除旁评外尚有眉评，两种旁评亦有异同；

二是前一种收图一百零一幅，另装一册，置于正文前，后一种收入图二百幅，每回两幅，置于每回之前，刻工以后者为精。

笔者认为，首图本刊刻在前，有可能李渔在初刻此本时，着重对《金瓶梅》作了修改写定工作，同时也写下了较为简略的旁评。

北京大学藏本的刊刻时间则稍后，刊刻时除增加了眉评外，对原有旁评亦作了增删，同时还增刻了图。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1魏子云：〈屠本畯的金瓶梅〉见台湾《书目季刊》第19 卷第3 期。

2同前注。

文章作者单位：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本文选自《刘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