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田建荣：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摘 要：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 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 (1609年) , 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 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 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 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 以讲求性理为宗旨, 主张“明体适用”。同时, 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 多为此书院之生员, 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 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明清; 关中书院; 科举
基 金：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学校考试发展史研究》
关中书院是一所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书院, 始建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 (1609年) , 天启六年 (1626年) 一度被禁毁, 后于清朝康熙三年 (1664年) 重建, 是当时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 位居陕甘四大书院之首。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 巡抚升允改为优级选科和初级完全科两级师范学堂, 成为陕西创办师范教育的开始。关中书院至今仍作为教学场所存在, 这种既有书院之名更有书院之实的“活书院”, 在国内已极为少见。
一、关中书院的科举教育功能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在办学形式、教育教学的组织与管理以及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教学形式灵活多样, 不拘一格, 师生关系良好, 大多采用个别钻研、互相问答、集众讲解的方法。在书院的讲学者, 基本上是有名望的学者, 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典籍, 间或亦讨论时政。但到了明清时代, 书院多数演变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
陕西的书院渊源久远, 以学者为中心的书院教育始于北宋, 至明朝大盛, 清代以西安的关中书院与三原县宏道书院最负盛名, 他们沿用宋代书院的传统学风, 是清代陕西地区的最高学府, 也是宣扬儒家学说的重要阵地, 数百年间, 一直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
明万历二十年 (1592年) , 陕西著名学者、御史冯从吾上书神宗被罢官归里后, 与友人萧辉之、周淑远等在西安宝庆寺讲学多年, 听者日众, 而寺地狭隘。万历三十七年 (1609年) 十月, 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参政杜应占、闵洪学, 副使陈宁、段猷显等为冯从吾另择宝庆寺之东小悉园处创建关中书院, 冯从吾为第一任主讲。书院建成不久, 四川、甘肃、河南、湖北等地学生纷纷负笈前来。冯从吾开讲时, 听众常逾千人。明天启年间, 阉党毁天下书院, 关中书院也被废止, 崇祯元年修复。
清初, 关中书院又遭废毁。至清康熙三年 (1664年) , 陕西巡抚贾汉复令西安知府叶承祧、长安知县黄家鼎重修。康熙十二年 (1673年) , 总督鄂善复修关中书院, 力邀其时的著名学者李颙主持书院。李颙登台讲学之初, 一时“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 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 (1) 甚至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至乾隆、嘉庆年间, 书院曾盛极一时。咸丰年间, 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发生, 清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教育, 书院一度为之衰落。同治十二年 (1873年) , 布政使谭钟麟订《书院课程》五则:“重躬行、讲经义、稽史事、通时务、严课程”。光绪七年 (1881年) , 陕西巡抚冯誉骥对书院进行整修, 设“志学斋”于书院, 并购置图书和增加膏火。住院诸生讲习, 日有札记。数年后, 按察使黄彭年与布政使曾和又立斋舍, 进一步整顿关中书院, 加强管理, 分级奖掖优等学生, 再次为书院增购大量图书, 使关中书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质量得到巨大提高。
书院本是兼有教学和学术研究两种功能的教育机构, 但在清统治者严密的思想控制之下, 书院完全成了科举的附属机构。政府不仅控制了书院的经费, 而且控制了书院山长任命, 至此, 山长、院长独立自主地延师讲学、精研学问的风气已不复存在。相反, 政府以功名利禄为诱饵, 以考试作为控制书院的重要手段, 以致书院“专课帖括”, 有的书院专门定有“府课”和“县课”的时日, 届时, 知府或知县亲到书院讲学或主持“考课”, 对考试结果评出等级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使之逐渐与地方官学的功能合流, 进而和地方府州县学一样, 成了以考课为主的科举性预备机关。
关中书院规制, 设山长一人, 由抚台聘请, 掌管教务;监院一人, 专管庶务;斋长二人, 代表生徒协助书院管理。课程有经、史、子、集, 考课有诗、古文、词、八股试帖、策论、杂著等。每月一官考, 分月由大吏来主考, 获超等、特等诸生奖赏膏火, 一等以下无奖赏。除此之外, 每月课堂测验2~3次, 由山长主考, 获超等、特等诸生可得膏火, 无奖赏, 一等以下无膏火。
关中书院的科举教学水平比较高, 主讲督责甚严。如以常做的八股文为例, 八股文程式中成股的文字一般以八股为常式, 亦可有变化, 根据题意和文章内容可写成四股或六股。主讲路德 (1784~1851年) , 字闰生, 陕西周至人。嘉庆十四年 (1809年) 进士。历主关中、宏道、象峰、对峰各书院。教人专以自反身心, 讲求实用为主。尤以不外求, 不嗜利, 为治心立身之本。生平研经耽道, 不事偏倚。尤以制举业名于时, 博学能文, 在八股文、试帖诗、律赋等方面, 具有专门名家之学, “弟子著录千数百人, 所选时艺一时风行, 俗师奉为圭臬。”[1]他所编的《训蒙草》多为十股以上的文章, 用以对士子进行严格的八股文训练。[2]
路德的课试类著作还有:《关中课士诗赋注》, 包括《关中课士试帖 (诗) 详注》2册、《关中课士律赋笺注》3册、《时艺引》3册。另有《文艺金针》1册、《试帖准绳》2册、《试赋准绳》2册, 主要是针对门人完成的科举考试文本进行详注、点评和指导。路德认为, 书院授课, 不能专攻八股文, 而必须进行诗赋写作的基本功训练。其实, 试帖诗在清代最为盛行, 从乾隆二十二年一直到清朝末年废科举, 乡、会试都要考试帖诗, 其地位与八股文同等重要, 都是首场考试的必考科目。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 还举了陕西关中书院课试帖诗两则作为例子, 也略见关中书院在科举试帖诗教学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其中, 路德的《关中课士诗赋注》“选辞既雍容华贵, 注释备淹博精详”, 是一部水准很高的著作。特别是他有关试帖诗、律赋的评点所昭示出来的疏解诗赋的方法以及有关试帖诗和律赋方面的“思路”、“笔路”等理论见解颇为精辟。[3]
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 , 毕沅任陕西巡抚伊始, 即念移风易俗, 教化为先, 直接向乾隆上奏, 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谕曰:“毕沅奏陕西关中书院延请掌教一折, 据称访查各属院长, 向来多系上官同僚互相推荐, 遂至徇情延请, 有名无实。现饬各属务选端谨积学之人, 加意振作。……书院为教育人才之地, 如果院长得人, 实心课导, 自刻冀造就英才, 以收实效。……着传谕各督抚, 嗣后省城及各府州县大小书院, 务访学行兼优者, 俾主讲席。” (1) 毕沅以此为契机, 重新修葺关中书院, 延请江苏进士戴祖启为主讲, 又于通省生徒中选择潜心向学者入内, “旬有试, 日有课, 不数载, 关中乡会中式膺馆选者大半, 皆书院之士, 一时称盛事。” (2) 毕沅对于关中书院、陕西的教育事业和地方人才培养贡献颇巨。后戴祖启也因在关中书院山长任上做出了优异教学业绩而得以升迁, “以国子监学正录用”。[4]
同治二年 (1863年) , 刘蓉出任陕西巡抚, 在督办军务, 整饬吏治的同时, 刘蓉注重教育, 延聘名士黄彭年主讲关中书院, 又督促陕西学使钟茬山整饬学政, 激励士习, “诸生中或有学识夙裕, 英隽不群之才, 并乞备文, 咨送省城书院, 以资鼓励而作广育之途”。(1) 黄彭年 (1823~1890年) , 字子寿, 号陶楼, 晚号更生, 贵州贵阳人, 原籍湖南醴陵。一家三代四进士, 其父黄辅辰, 字琴坞, 道光二年举人, 十五年进士。伯父黄辅相, 字斗南, 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其子黄国瑾, 字再同, 光绪元年举人, 二年进士。黄彭年本人, 道光二十三年举人, 二十五年进士, 与李鸿章、张之万、郭嵩焘等同科。他主讲关中书院时, 刘古愚由于学业优异, 受到黄彭年的器重, 后来成为清末著名教育家。
李清瑞, 字辑堂, 号莲溪, 镇原孟坝人。清咸丰己未举进士, 任河南阌乡县、陕西米脂县知县。后任关中书院主讲。他精通经史, 博学多识, 兼之教育得法, 门徒之中, 英才济济, 中科举, 入仕途者比比皆是。一时间, 长安儒界有“要中举, 拜莲溪”之说。远近学子, 争相求教门下, 愿为其徒。清瑞向其生徒传授作文秘诀:凡是一技之长, 一事之精, 皆因专一娴熟而有所得。读书也是如此, 肉烂则易于咀嚼, 书熟则易于驱遣。文章要写好, 就要熟读博览。闻者互相传诵, 奉为警言。嗣后, 改任延川、永寿知县, 不久又升任直隶知州, 勤政廉明, 上下称善。后以疾卒于任所。[5]
可见, 关中书院和当时其他书院一样, 目标就是科举入仕, 在其发展的很长时间基本上失去了书院原有的目的和功能。书院实行严格的考课制度, 师儒所教率不出时文试帖, 延聘山长更多的是考虑其时文做得如何, 能否使学生多中举登科甲。在学生心目中, 来此书院求学的目的也是为了中举, 书院更是完全用科举的一套来要求和考核学生。特别是关中书院自雍正年间被列为省城书院后, 雍正十一年 (1733年) 皇帝赐帑银一千两, 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 又御赐“秦川浴德”匾额。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二日《陕西学政周兆基为报凤翔等地科考完竣暨考试情形事奏折》中有云:“至本年轮届乡试, 省城关中书院多士云集, 经抚臣秦承恩与各司道捐增膏火, 嘱臣挑选各属能文之士送人书院肄业, 每月分期课试。”[6]就是说, 关中书院已成为陕西科举人才的重要基地, 书院的教学活动也与科举考试制度完全结合了起来。
二、冯从吾、李二曲的科举观及其书院讲学
李兵在其《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一书中指出:书院山长的科举观直接影响书院教学活动的开展[7]。一般而言, 清代书院山长沿袭了南宋新儒家以及程端礼、王阳明、湛若水等书院大师的科举观, 即强调生徒应在具备扎实的经史知识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基础上应举, 这样既能满足科举考试选拔“德行与道艺之实”人才的要求, 也能满足士人通过科举进仕的愿望, 因此书院教学与读书应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关中书院主讲冯从吾和李二曲“举业与修业并重”的思想就是这种科举观的具体体现。
科举是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一条主要途径, 在有明一代, 科举极受人们重视, 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 许多书院积极参与。关中书院也一样, “自辛卯、甲午后, 科第济济称盛矣。” (2) 但冯从吾认为, “虽然书院之讲, 固不专为科第, 而即科第亦足见书院讲学之益。惟诸君不以一时科第自多而以圣贤有本之学自勉。” (3) “今诸君讲学于此, 故欲成为圣贤之名:德行必欲为颜 (回) 、闵 (子骞) , 言语必欲为予 (宰我) 、赐 (子贡) , 政事必欲为由 (冉有) 、求 (季路) 、夏 (子夏) , 非徒仅仅成科第之名也者。” (4) 即在冯从吾看来, 科举并不是学生唯一成才之路。具有进士功名和为官出身的他, 深深感到, 要改变明王朝现存社会危机, 仅凭做官是不行的。何况讲学的目的, 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培养成官员, 而是想让学生具有各方面的能力, 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 书院在鼓励学生参加科举的同时, 十分重视促使弟子进德修业, 培养学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各方面的能力。这种注重实际的人才培养观, 也是关中书院教学特色的体现。[8]
在《池阳语录·河北西寺讲语》里, 冯从吾对理学与举业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冯从吾认为:“以举业体验于躬行便是真理学, 以理学发挥于文辞便是好举业, 原是一事, 说不得同异。又曰:今之务举业者多在文字上求好, 不在心术上求好, 不知七篇者有形之举业, 固要好;一念者无形之举业, 尤要好。不然心术一念少差, 则终身事业可知, 又何论功名哉?”所以, 当有儒生问:“明年科年屈指试期止有数月, 欲务举业恐妨理学, 欲务理学恐妨举业, 奈何?”冯先生说:“理学使妨于举业, 则理学亦异端谈玄说空之学, 非吾儒进德修业之学矣。理学原不离举业, 如明年科年, 诸君中有自家应举者, 有子弟应举者, 时日已迫, 工夫不多, 父兄故当督责乎子弟, 自家亦当督责乎自家, 勿事优游玩遏月日, 如此便是学, 否则非学。”[9]冯从吾认为:“举业、理学原非二事, 以理学发出文字为真举业, 以举业证出道理为真理学。且前朝多以词赋杂流取士, 惟国朝以四书五经取士。虽曰科第阶, 倒是驱人于理学路上, 如今若讲佛经道经, 倒难晓, 只讲四书五经, 谁不晓得。今之为理学, 真是容易, 何人之轻放过乎?” (1) 至于如何处理理学与举业的关系, 冯从吾认为:“人未有不艳慕举人进士之名者, 不知当顾名思义, 要知人与士, 其品在我, 举与进, 其权在人。故人只要着实立志, 做人做士到仰不愧, 俯不怍地位, 则纵不得举, 何愧于人?纵不得进, 何负于士?” (2) 当然, “夫事功节义理学文章, 虽士君子所并重, 然三者乃其作用, 理学则其根本也, 根本处得力, 则其作用自别。” (3) 可见, 冯从吾论理学与举业关系的思想和传统的理学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冯从吾这种把举业与圣贤之学合二为一的理念也反映了作为大家学者主教书院以抵制把书院完全科举化的心态。
为此, 冯从吾主持关中书院期间, 以谨守孔孟之道、圣人之学为教学宗旨, 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培养人才, 对讲学至为推崇。冯从吾认为, 人生天地间, 惟有“讲学”一事固矣。当然, 冯从吾所讲之“学”即圣贤之学, 或者说儒家“内圣之学”。用他自己的话说, 讲学“千言万语, 总不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 “讲学者讲其纲常伦理如何能尽道, 仕止久速如何能当可。” (4) 冯从吾作为一位陕西籍理学大儒, 尤其致力于中兴关学。关学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自北宋张载开启, 经明中期吕柟 (1479~1542年, 字仲木, 号泾野) 的复兴, 至此由冯从吾集其大成。冯从吾广泛搜求, 汇集关学学者的学行, 著有《关学编》。关学倡导“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10]的宗旨和刚毅厚仆、务实重礼、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精神。这从关中书院与讲堂“允执”的取名也可知其用心和得到体现。冯从吾说:“我关中形胜甲于天下, 羲、文、武、周, 先后崛起, 弗可尚。自横渠后, 理学名儒代不乏人, 盖文献之邦, 而学问之薮也。吾辈生于其后, 何可无'高山景行’之思!且书院名'关中’, 而扁其堂为'允执’, 盖借关中'中’字, 阐'允执其中’之秘耳。” (5) “允执”一词, 最早出自《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允者, 诚实也;执者, 坚持;中者不偏不倚, 是为中庸之道也。全句的意蕴在于, 只有真诚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 帝王的统治才能犹如岁时节气的更易那样自然而然, 天经地义落在你的身上。关中书院取“允执”二字名堂, 不仅寓意坚持儒家的中庸思想, 更暗合关中之名。为此, 书院还要求全院师生做到“纲常伦理要尽道, 天地万物要一体, 仕止久速要当可, 喜怒哀乐要中节, 辞受取与要不苟, 视听言动要合礼。” (6) 并把它书写在允执堂右屏上, 做为堂训。
然而, 冯从吾之后, 关学逐渐走向衰落, 这一状况的改变一直要等到清初李颙的出现。李颙 (1627~1705年) , 字中孚, 陕西周至人, 人称二曲先生, 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在主持关中书院期间, 李颙以昌明关学为己任。然他生活在明清社会更迭之际, 宋明理学已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作为宋明理学中重要学派的关学, 后继乏人。为此, 李颙通过介绍关学先哲冯从吾、张舜典等人的学术思想, 刊刻他们的著作, 并利用自己大儒的声望, 表彰关学不遗余力。在李顒的努力下, 关中书院在清初曾一度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和冯从吾一样, 李颙非常重视讲学, 认为其作用在于“立人达人, 全在讲学;移风易俗, 全在讲学;拨乱反正, 全在讲学;旋乾转坤, 全在讲学。” (7)
事实上, 书院发明的以讲会、会讲为主要形式的讲学活动, 旨在析疑辨难, 交流学术, 这本是中国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 也是书院教育与官学教育、科举教育在教学方式和教育目上的根本区别。然而, 自明代课艺制度在书院推行后, 书院教育的官学化、科举化倾向日益浓厚。清初, 虽然书院的讲学之风一度颇为盛行, 但这种讲会制度“因有妨于封建统治者统一人民思想而遭到攻击或受到冷遇……在清政府的引导下, 康熙中期以后, 讲会制度渐行废止。”[11]于是, 清代的绝大部分书院, 所教者不过“时文试帖”;所习者“仅以时文帖括猎取科名, 而经史之故籍无存也, 圣贤之实学无与也。” (1)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 李颙执教关中书院后, 大力提倡讲学, 讲会之风大盛, 他首先为书院制订了十条会约、八条学程, 并对书院讲学的时间、礼仪、次第、方法、内容、目的以及就学士子每日必修的学习课程等, 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学风上, 李颙明确主张实行“明体适用”之学, 要求学生做到文武兼备, 博览群书, 上至天官、舆地, 以及礼、乐、兵、农、漕屯、选举、历数、士卒、典籍, 无所不读。但不久李颙离开书院后, 讲会便烟消云散, 关中书院“讲堂茂草, 铉诵阒如, 词章俭陋之夫, 挟科举速化之术, 俨然坐皋比, 称大师”, (2) 后来还变成了官署, 日趋衰落, 关中书院又回到了科举的附庸地位, 课艺、应举成了关中书院最主要的教学活动。主讲柏景伟为士子选编《关中书院课艺》, 另有李应台、谷逢钧等撰稿的《关中书院课士赋》, 吴锡岱等辑《关中书院课士诗》, 都是道光年间关中书院选辑优秀应举诗刊行的, 以帮助学子们学习律诗之作法。此外, 关中书院还自己刊刻考试类书籍, 如孙景烈撰 (关中书院) 《四书讲义》, 顾南雅评选《律赋必以集》, 史祐撰《论文枕秘》等, 书院特有的学术讨论与学术研究风气几乎荡然无存。[12]
三、关中书院的知名门徒
书院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 它为古代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 在当时, 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学术中心, 一个书院就代表了一个学派。具体而言, 书院是在宋代理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趋于发达的, 而书院的昌盛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在理学兴盛时期, 学派林立, 各派纷纷创办书院, 借以宣扬自己的主张, 扩大其影响。在书院这块土地上, 著名学者发展自己的学派, 并致力于培养本学派的继承人, 以使其思想能够持续和长期发展下去。冯从吾创立关中书院, 李二曲复兴关中书院, 都有培育关学人才的意愿。
但更多的时候关中书院为科举服务, 造就高中榜率的科第之才。孙景烈 (1706~1782年) 字孟扬, 号酉峰, 陕西武功人, 雍正十三年举人, 任商州学正, 以贤良方正荐加六品衔, 乾隆四年进士, 授翰林检讨。陈宏谋抚陕时, 以经明行修之儒荐于朝, 景烈固辞。于是潜心精研理学, “唯以讲学为事, ”遂成海内名儒。乾隆中, 孙景烈主讲于关中书院、宏道书院和甘肃兰山等书院, 尤其在关中书院讲学时间最久。“先生教人专心小学、四子书。……而析理之细, 直穷牛毛茧丝, 多发人所未发。著有兰山、明道、关中诸书院讲义课解, ……成就关中人士甚众。”从其受业的弟子中名人层出, 其中武功张洲, 韩城王杰, 临潼王巡泰, 洛南薛宁廷, 大荔李法, 华阴李汝榛, 人称“关中六弟子”。[13]尤以王杰最为著名, 是清代陕西唯一的状元。而江苏人杨芳灿, 工诗文, 受聘为关中书院院长期间, 关中书院在嘉庆十五年 (1810年) 的科考中一次登榜者就有22人。(3) 此外, 关中书院还有许多科举出身名徒, 如焦源溥 (三原人, 御史) 、祝万龄 (西安人, 知府) , 党还醇 (三原人, 知县) , 都是进士出身, 为书院增光不少。当代人张过赞关中书院题曰:“誉满关中, 史悠悠, 英才济济;道传书院, 光灿灿, 伟绩煌煌。”现具列一些知名门徒于后。
王杰 (1725~1805年) , 字伟人, 号惺国, 陕西韩城人, 乾隆九年 (1745年) 于20周岁时在县考、府考中均名列第—。知府赵筠, 题词“旷代雄文”四字, 悬挂王家宅院, 以示表彰。乾隆十二年 (1748年) , 王杰就读于西安关中书院, 师从著名学者、武功人孙景烈治理学, 受益匪浅。乾隆十八年, 王杰以优异成绩被选拔为贡生, 次年朝考, 又以一等第一名选授蓝田县教谕, 因父丧未赴任。后被陕甘总督尹继善延揽罗致, 聘居幕府。尹继善调迁朝内, 又将王杰推荐到陕西巡抚陈宏谋的幕府中。陈宏谋对王杰甚为器重, 悉心扶掖, 学业大进。乾隆十五年乡试, 王杰以首名举人夺得解元。次年适逢陈宏谋上京述职, 王杰与其同行前去参加会试, 中第十名进士。殿试进呈, 江苏阳湖才子、后来成为清代著名诗人的赵翼的试卷排在第一位, 王杰的试卷排在第三。乾隆皇帝亲阅试卷, 看到王杰的试卷字迹工整秀丽, 书法超群, 十分喜欢, 加之乾隆以为, 陕西入清百余年, 尚未有夺魁者, 遂圈点王杰为头名状元, 以昭四海升平盛业。据传, 有山东举子不服, 面出难题, 要求和王杰对对联。其上联是:“孔子圣, 孟子贤, 自古文章出东鲁”。王杰对曰:“文王昭, 武王穆, 而今道统在西秦”。山东士人闻后心悦诚服。王杰中状元后, 曾官至内阁大学士。[14]
岳震川 (1755~1814年) , 字仲干, 又字一山, 别号韵秋, 陕西洋县人, 清嘉庆六年 (1801年) 进士, 授内阁侍读中书, 以“亲老不图仕进”, 三次乞请回原籍奉养双亲。嘉庆十二年 (1807年) 秋, 震川携皇帝特旨赏赐的葛衣一件, 辞京返家。震川曾求学关中书院, 与同乡王擅魁、沔县严庆云并称“汉南三杰”。当时上元 (今南京市) 人戴祖启以道学主讲席, 尤爱震川。他说:“吾于关中得一仔, 肩负吾道者大概是震川吧。”震川辞京返陕后, 先后掌教关中、汉南、关南三书院, 学宗戴祖启, “德教派衍关中, 流波吴楚”。震川主张文必明体达用, 清纯雅正。其行文重推敲, “一字未谐, 若有鲠茹于胸中, 必章妥句实而后即安”, 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有盗, 窃震川书斋物, 又送还, 说:“从山外来, 不知是岳先生家。”嘉庆十九年 (1814年) , 震川病逝, 死之日, 远近哀悼, 及葬, 送殡者千余人。遗著有《赐葛堂文集》《倚松寓舍杂诗》等。[15]
赵舒翘 (1847~1901年) , 陕西长安人, 同治进士, 官至刑部尚书, 执法如山, 不事权贵, 是晚清有名的法律家。赵舒翘16岁时, 就向老师立下“羽毛满一飞冲天”的宏愿。其师柏景伟见他志向远大, 便资助他到关中书院深造。同治九年 (1870年) , 赵舒翘参加科试, 考中秀才, 并成为一等补廪生, 享受朝廷的补助。三年后, 赵舒翘考中举人, 翌年又考中进士, 授刑部主事, 年仅27岁。赵舒翘为人刚直不阿, 不畏权贵。他在刑部任职期间, 曾多次平反冤案, 他的刚直不阿的美名由此传遍天下。赵舒翘的恩师———长安著名学者、咸丰时举人柏景伟, 在担任关中书院主讲时还培养出宋伯鲁, 任翰林院编修, 曾因支持“百日维新”遭到流放。华县郭蕴生, 光绪时进士, 曾在湖北任知县、知州, 颇有政绩。以及进士陈树勋, 举人张汝椿等。[16]
刘古愚 (1843~1903年) , 清末西北地区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原名光蒉, 字焕唐, 号古愚, 陕西咸阳人。咸丰十年 (1860年) , 刘古愚首次参加“童试”时, 从咸阳街头看见中英、中法在北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榜示, 深悟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大, 关心国家安危的观念因以萌生。同治四年 (1865年) 参加“童试”夺取冠军。同年, 被录入关中书院肄业。当时翰林院编修黄彭年主讲关中书院, “讲明实学, 广置书籍, 严定课程”, 刘古愚由于学业优异, 受到黄彭年的器重。光绪元年 (1875年) , 刘古愚参加“乡试”, 由“秀才”晋升为“举人”。第二年, 赴北京参加“会试”落榜, 从此, 绝意仕途, 留心西方新学, 决心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在维新变法期间, 他呼吁迁都西安以备战御侮, 提出了兴办实业、收回利权、普及教育等主张, 一时间, 刘古愚名声大噪, 与康有为并称, 当时就有“南康北刘”之誉。光绪十年 (1884年) , 刘古愚采取募捐集资的办法, 在泾阳创立了“求友斋”, 开设经史、道学、政治、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光绪十二年, 刘古愚主讲于泾干书院, 第二年又移讲于味经书院。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 , 崇实书院建成, 刘古愚被聘为山长并做主讲, 直至光绪二十六年, 刘古愚辞去味经、崇实两书院山长职务, 隐居礼泉烟霞洞著书立说, 间或也聚徒授课。光绪二十九年, 刘古愚被甘肃总督聘请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 不久辞世。梁启超称赞刘古愚为“关学后镇”, (1) 康有为誉其为“海内耆儒, 为时领袖。” (2)
于右任 (1879~1964年) , 原名伯循, 字诱人, 陕西三原人, 7岁入私塾读书, 聪颖勤奋, 进步很快。11岁, 伯母又托人将他送入当时三原县的知名塾师毛班香的塾馆读书。他在那里除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外, 还学习诗词、研习书法, 接受了正宗的传统经典教育。此后, 于右任先后到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求学深造, 不久, 又入陕西中学堂, 1901年考中举人。后因写下大量抨击时政的诗作, 逃亡上海, 得马相伯帮助, 任复旦公学五干事之一, 此间, 其反清意识渐浓, 1906年创办《神州日报》, 1909年后相继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宣传革命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时, 任交通部次长, 1918年回陕, 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1922年8月到达上海, 同年10月任上海大学校长, 后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等职。于右任兼擅诗词、书法, 他推行的“标准草书”遍及海内外, 被誉为近代书法大师。1964年逝世于台湾。[17]
阎培棠 (1865~1942年) , 字甘园, 陕西蓝田人, 是受清末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在陕西创办新教育的先驱之一, 曾肄业于西安关中书院, 后游学日本, 回国后创办甘园学堂。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1904~1905年) , 阎培棠在西安小车家巷创办私立蒙学堂, 年余, 迁至西木头市, 并以自己的字“甘园”命校名为“甘园学堂”, 是陕西省第一所私立学堂。在甘园学堂创办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4年) , 阎培棠先生与夫人杨雅阁共同创办了陕西第一所女子学校———“雅阁女校”。教师大都由甘园学堂老师兼任, 只有杨雅阁一人为专任女教师, 监管学校日常事务。雅阁女校的课程不多, 仅设国文、算术、修身三门, 课本系阎、杨二人自编, 学校十分重视社会活动, 经常带学生参观并了解社会情况。雅阁女校的创办, 冲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歧视妇女的陋习, 但舆论中伤使女校仅办了不足3年便被迫解散, 雅阁女校虽开办时间短暂, 却开创了陕西新式女学的先声。
牛兆濂 (1867~1937年) , 字梦周, 号蓝川, 陕西蓝田人, 9岁入塾, 17岁肄业关中书院, 补郡庠博士弟子员, 拔为三辅英俊, 诗文延誉, 人呼才子。光绪十二年 (1886年) 补廪膳生, 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乡试第28名举人。后因父殁母病不能进京应试, 按惯例应予除名, 陕西巡抚端方以孝廉奏请朝廷得以幸免, 并特赐内阁中书衔, 但他无意功名, 力辞不就。光绪十六年 (1890年) , 任白水书院院长, 开始治程朱之学, 为此曾于十九年 (1893年) 赴三原拜贺复斋为师。后讲学芸阁学舍、清麓书院, 以弘扬儒学为己任, 广收门徒。一生著述甚丰, 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陈忠实先生所著的《白鹿原》一书中的朱先生, 就是以牛兆濂为原型创作的。
当然, 关中书院培养的生徒中也有一些颇具争议的人物, 如牛鉴就因曾参与《南京条约》签订, 落下了千古骂名。
牛鉴 (1785~1858年) , 字镜堂, 号雪樵, 甘肃武威人, 嘉庆十九年 (1814年) 进士。《清稗类钞·厨师高老头》载, 鸦片战争时任两江总督的牛鉴, 年轻时家里很穷, 曾徒步走了一千多里, 从甘肃来到陕西西安, 在关中书院读书。因付不起书院的伙食费, 常常在书院厨师高老头家吃饭。牛鉴后来发了迹, 拿出一千两银子来报答高老头。道光中, 牛鉴出任两江总督, 高老头特地远道前去看望牛鉴, 牛鉴把他留在总督衙门里。道光十九年 (1839年) , 鸦片战争爆发, 牛鉴附和奕山、伊里布等投降派官员, 极力主张与侵略者妥协, 致使英勇抗敌的提督陈化成、钦差大臣裕谦战死。高老头身居总督衙门, 非常气愤, 急忙写信给儿子, 吩咐清点家中产业, 将其中凡是用牛鉴所赠资金经营所得, 全部加以变卖。高老头将变卖家产所得的2000两银子带上去见牛鉴, 对牛鉴说:“牛大人, 想当年我之所以解衣推食支持你读书, 是因为看你年轻有为, 将来可望成为名臣, 并没有指望得到报答。如今, 你误国误民一至于此, 我决不能再接受你的恩惠了。现在, 将前些时你所赠的银两, 以及所生的利息, 全部奉还。我仍旧当我的厨师去, 不用担心饿死。”牛鉴听了, 急忙起身道歉, 而高老头已经拂袖而去。与此有关, 西安易俗社创始人、编剧范紫东先生还曾于1933年编写并推出了一出反映近代历史的秦腔大戏———《关中书院》, 牛鉴是反面主角之一。
以上所列均为清朝与关中书院有关的陕西科举人物。虽则说冯从吾乃明代理学大儒, 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 , “会讲关中书院, 乡士大夫及孝廉诸生约千有余人, 而环桥观听者不可胜计。” (1) 其门生更是几乎遍及关中及西北、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当然也有学者具体谈到:“冯从吾是关中书院最早的主持人, 他在关中书院执教20余年, 培养弟子5000余人。”[18]但终因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有限, 未能在此列出明代与关中书院相关的杰出门人事迹, 这留待今后进一步挖掘。
总之, 关中书院在其发展中, 通过汇聚天下学者士子, 延请学富德高的名儒执掌教席, 声名远播, 使关中书院成为一所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化机构。特别是它与设在附近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以及文庙、文昌宫、崇圣祠和咸长考院等一起构成了当时西安府的文教区, 尤其是“一庙三学”历史街区格局的形成最为特别。明人周宇《修学记》即盛赞这种三学一庙比邻布局之妙, “吾西安居省会, 郡一邑二故学三, 而庙一。庙当城南门之东, 宅巽离中, 郡学掖而右, 咸宁邑治在东, 故学亦东, 长安邑治西, 学亦在西”。“一庙三学, 翼比朋翔, 乔木联荫, 清泮通流, 宏规壮观, 盖凡为学宫者, 或鲜其俪。” (2) 三学汇聚一处, 既便于学子之间互相问学交流, 且使文教区的整体环境大为改善, 因此学风得以昌盛。[19]但“关中书院每遇大讲之日, 听众多达数千人, 而且吸引很多官学生员和当地名儒来听讲, 并造成长安府学、县学及咸宁县学生员的严重流失。”[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