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五：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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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9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五：宋明理学

万献初撰（宋时磊纂集资料）

在国学学术发展史中，儒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先秦诸子学百家争鸣时期，儒学是诸子中创立早而影响大的一个学派。两汉时期，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占据学术思想的主流地位，一度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到魏晋时期，儒学受到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的浸润与改造。隋唐时期，儒学则受到佛教的全面冲击，儒家经典虽然也得到重视与研究，但再也难看到汉代经学大一统的繁盛局面了。

中国学术发展到唐宋之交，诸多因素导致了一场深刻的学术思想大变革，形成了全新的学术形态，这就是“理学”。就学术思想而言，理学的主旨就是要在更高更深的意义上回归先秦儒学。正如薛明扬所说，理学的学术思想变更旨在解决两大问题：其一在儒学内部，要扬弃和超越汉唐时期的经学形态；其二在对抗外来思想文化方面，要否定和超越佛教所宣扬的思想价值。[1]要实现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型，理学是以掀起讨论“道、理、气、心性”等哲学命题的学术思潮来进行的。理学也称“道学”，萌芽于唐末，形成于北宋，极盛于南宋，绵延于元明两代，清中叶之后逐渐衰落，其影响经久而深远，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一、道学思潮的初兴

儒学自东汉末年衰落后，在佛、道昌盛的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日见消沉，除了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外，儒学在学理上缺乏像佛道两家那样缜密的思辨性，尤其是在认识论、宇宙论等方面缺乏理论的体系性，因此要战胜佛道而重树儒学权威，就必须在理论建构上多下功夫，这就是理学（道学）产生的重要前提。

唐代前期的儒家学者治经学，还是沿用汉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重在对典籍的训诂和校正，章句之学仍旧盛行。唐中叶，啖助、赵匡、陆淳等的“春秋学派”打破“疏不破注”的成规，开始舍传而求经的本义。中晚唐时期，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道两家发起挑战，力图用新的解读方式来振兴儒学的权威地位。韩愈（768－824）首倡儒家道统论，推尊孔子，排斥佛道，他在《原道》中提出儒家“道统说”，认为道德虚而仁义实，道德出自仁义，实行仁义才是道德的实际内容，由此列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样一个实存的儒家道统。李翱（772—841）在《复性书》中论“性情”与圣人之关系，认为性善而情恶，需要通过消除情欲来恢复善性，强调修身，极重视小戴《礼记》的《中庸》篇。这些思想，为理学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

唐末农民起义、五代十国的战乱，分裂割据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混乱。北宋王朝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迫切需要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秩序，需要重申儒家的等级、名分制度，需要重建儒家的礼制、纲常和伦理规范，儒学的复兴可谓势在必然。于是，宋初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运动，进而形成理学（道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并立的经学三大派之一。这段时期的学术，强调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以明道为己任，追问内圣外王的方法，被称为“道学”，清代学者则称之为“宋学”，是与以训诂考证为特色的“汉学”相异的学派，使儒学逐渐从训诂之学走向义理之学。“道学”以探求义理、讲求致用为特征，把“理”作为宇宙的最高范畴，因此又被称为“理学”。理学在消化吸收外来的佛学和本土道教精髓的基础上，对佛道二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形成强劲的儒家学术思潮。理学在北宋兴起，在南宋时期全面展开，出现了朱熹这样的集大成者，到明代继续发展并出现了风行天下的王阳明心学。

宋初道学的兴起，是政治变革与学术思想互动、教化与师道并行所带来的成果。范仲淹、欧阳修发起“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熙宁变法”，宋初学术轨迹发生较大的转向。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陆游论述当时疑经风气道：“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在排佛道破旧制的同时，宋儒强调重拾道统，回归孔孟，疑古辨伪，探求经学义理，抨击华丽空洞的骈体文，倡导典雅平实的散体古文，以复兴儒学为己任。

范仲淹（989－1052）以行政手段“复古劝学”，大兴学校以行教化。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聚集在其旗帜之下，形成复兴儒学的强大势力。这批庆历（1041－1048）学者所提倡的儒学，远不只是汉唐章句训诂之学，他们为儒学的衰微感到愤慨，既强调“通经学古”，又严厉批判汉唐以来儒家经学的弊端。范仲淹对《春秋》“三传”不满，对汉唐注疏亦多否定，积极倡导儒学的致用，以儒家“制礼作乐”思想来反对当时因循保守的士风，用以改革弊政。宋初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1007－1073）是“古文八大家”之一，力排佛道而兴儒学，强调从义理上探求儒学经典的本义，抨击唐人《五经正义》征引谶纬之书，撰《易童子问》怀疑易传的作者，著《毛诗本义》攻汉儒毛苌、郑玄之失，撰《进士策问》对《周礼》的真伪及能否施行进行质疑，主持修撰《新五代史》《新唐书》，突出强调儒家的名节和廉耻。胡瑗（993－1059)博通五经而长于《易》，为《易》学中“义理”一派的开创者，程颐的《伊川易传》明显受到他的影响，他撰《周易口义》以取代王弼注和孔颖达疏，撰《洪范口义》以批评伪孔《传》。孙复（992－1057）提倡道统，排斥佛道，抨击科举时文，以《春秋》学闻名于世，著《春秋尊王发微》，弃“三传”而凭主观畅抒胸臆，痛斥汉唐各家注疏，进而提出要广召天下鸿儒硕老重注六经。另外，石介、李觏、周尧卿、刘颜、士建中、陈襄等一批当时学者，无一不具有反传统经学的学术取向。之后，王安石（1021－1086）撰行《三经新义》，重新训释《诗》《书》《周官》的经义，成为宋代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传注经学的标志性著作，由此推行“以经术造士”的思想，形成道学思潮的高涨期影响力很大的“新学”，其主要成员有王雱、吕慧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章悙、陈祥道等一大批人。理论兴趣上，王安石转向“道德性命”这一“明体”层面的问题，其“新学”的巨大影响力导致探求义理为导向的宋学从此成为北宋的学术主流。

这批道学思潮的先驱人物，政治上励精图治、革新除弊，以实用为主，重视人事，主张有为，强调功利；思想学术上主张振兴儒学，排斥佛道二教，否定章句训诂之学，并开始注意对儒经中义理成分的阐述及发挥。在文学领域，他们否定浮华空洞的骈体文，倡言“文所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在人格方面，他们主张正风俗、励人心、尚道德、重节气，力图扭转五代以来鲜廉寡耻和偷闲淫堕的士林风气。

道学思潮所形成的“道学”，是我国中古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印度佛教传入与本土道教兴起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太大，因而引发了一场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也就是这一时期儒家学者对佛道二教思想挑战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道学家们从理论的高度来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努力建立一个取代道教特别是佛教的新型儒家哲学形态，欲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心灵的最终归宿，进而重新全面地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实际内容而言，道学是要抛弃汉唐儒学粗疏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形态，否定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着力从儒家原典中发掘出基本的思想材料，以此为基点去整合佛道学说中有用的思想，从而把儒家经学从章句训诂之学引向义理之学，建立起以伦理道德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儒家哲学体系。然后，从儒家哲学中拓展出经世之学和心性之学，用以培养出一批正心诚意、经世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

为了致用，胡瑗把“道”定为体、用、文三方面：“体”是支配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文”是以儒家经典（包含经史词章）为代表的各类文献，是传递“圣贤”思想的载体；“用”就是如何用儒家学说来指导建立政治秩序。故“明体用”就是道学思潮的主题或纲领。其实，

“体用”本与佛道二教关系甚密而非儒家本有，胡瑗把“体用”范畴引入儒家思想中，对其后的理学思潮、心学思潮都影响巨大，意味着儒学真正开始向哲学本体论方向发展，从此不再只限于人伦道德的实践与“天人合一”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首先思考人伦道德之所以存在的最终依据，再引申出各种“修己”的道德修为功夫和“安人”的经世致用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方略。在胡瑗的影响下，其弟子程颐确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从而否定了佛教本性、现象截然两分的观点，强调了体、用均实在且两相不离的紧密关系。

道学思潮的声势浩大，使这一时期形成了以胡瑗为首的安定学派，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以欧阳修、李觏为代表的江西学派。发展到宋仁宗特别是宋神宗时期，出现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理学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道学思潮的初兴为理学的全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北宋理学

北宋是理学大兴时期，造就了一批理学大家，形成了各有建树并自成体系的学派。《朱子大全》卷八五《六先生画像赞》列北宋道学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六人。而朱熹《伊洛渊源录》只列被誉为“北宋五子”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各自代表的学派为：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伊川学”。

周敦颐的“濂学”是北宋理学开创期的代表。周敦颐（1017－1073）是公认的理学开山祖师，宋道州营道（现今湖南道县）人，谥号元公，号濂溪，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聚徒讲学，对此后理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世称濂溪先生，称其学为“濂学”。周敦颐精于《易》学，著有《周子全书》行世，其中《通书》《太极图说》《爱莲说》最为著名。他继承并发展《易传》和道家思想，是把世界本源当作哲学问题来作系统讨论的第一人。他建立起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源、万物生成、人性、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命题，认为“太极”一动一静而产生阴阳万物，人得其秀而最灵，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是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哲学范畴，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故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周敦颐对宋学的贡献有二：第一，他以六经为本，合阴阳五行之说，出入释老，创造性地构制出《太极图说》，形成“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从中推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第二，他提出了“诚”为最高的道德伦理境界，显示出理学的伦理哲学趋向。

邵雍的“象数学”也是理学的开创性学派，他将天地万物抽象于象数演化的范畴，构造出一个包括自然和人类历史的世界图式，为后世理学思想中“天理”、“人欲”对立论埋下了伏笔。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几次被召授官而不赴，专心著书立说，有《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传世。其学承汉《易》象数学传统，但摒弃阴阳灾异和“天人感应”理论，使象数学趋于哲理化，从而创“先天学”。邵雍认为汉《易》象数学中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图式是“文王之《易》”，那只是对伏羲《易》的推演，因此是“后天图”；而伏羲《易》则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因此是“先天图”，据此发展为“先天学”。邵雍强调其“先天学”是“心”或“心法”，“心”为太极，“道”亦为太极，所以生成变易的规律或法则就是“心法”。在他看来，宇宙的发展变化，乃至宇宙万物的品类，都是由“数”所规定的，因而“数”就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法则。邵雍还把象数学与“道”联系起来构成数的图式，认为天地运化而道在物先，他所说的“道”即“理”，与二程兄弟倡明的“理学”多有可通之处。

张载的“关学”是北宋理学发展期的代表之一。张载(1020－1077)字子厚，长安人，因家居陕西郿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宋仁宗时中进士，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辞官后专著书讲学，著作主要有《崇文集》（已佚）《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因讲学关中，其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在批判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哲学体系，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气聚则有形而见形成万物，气散则无形可见化为太虚。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充满浮与沉、升与降、动与静等矛盾的对立运动。他把事物的矛盾变化概括为“两与一”的关系，两与一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分别，见闻之知得于感觉经验，德性之知得于修养获得的精神境界。在社会伦理方面，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和认识能力去“尽性”。他勇于“造道”，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主张温和的社会变革，实行井田制，实现均平。张载发挥邵雍之学，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打通了“外王”与“内圣”之间的方便之门，也为格物致知的理学认识论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北宋理学发展时期的另一代表是二程的“伊川学”。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原籍河南洛阳，生于湖北黄陂县；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胞弟，洛阳伊川人，人称伊川先生。二程都是周敦颐的学生，共创“天理”学说，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洛学”。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因而“理”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理学”也从此得名。二程的“理”指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为天下至理，这个“理”既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也指自然的普遍法则，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程颐提出“体用一源”及“性即理”等命题，成为理学的主要思想。二程以“理”代替上古哲学中的“天”，用“天人一理”来表述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二程兄弟第一次将“天理”粹炼成为脱离物质载体的纯理念，为宋学确立了“理”本体，充分吸取释道之长，融合三家思想，体贴出“天理”二字，构筑起宋学完整而严密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的思想体系，这是他们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程颐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克己复礼、爱人、博施济众”等发展成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与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相通。程颐提出修养方法上的“定性”理论，认为要使内心平静而不受外物干扰，就应接触事物而不执恋于任何事物，达到超越自我的“内外两忘”境界，这样的提炼既发挥了孟子的“不动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程颢比程颐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其“心即天”的思想，可视为后来陆九渊“心学”一派的源头。而程颐的思想则是后来朱熹“理学”的源头。程颢一生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他的讲学语录及一些书信、诗文，后人与程颐的著作合编成为《二程全书》。

三、南宋理学

南宋是理学大发展和成熟的时期，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军事上作为有限，而在学术上则颇有建树，主要是承袭北宋理学探求义理的传统而又有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支系。

北宋理学传至南宋，形成四个派系：胡安国、胡宏父子以讲学撰述为业，其宗为程颢，其学称“湖湘学派”；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传到朱熹的为“闽学”，其宗为程颐；陆九渊在江西孤峰特起，自开“心学”宗派，流传甚广；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上承北宋“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和“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学术各有特色，依地域合称为“浙东学派”。黄宗羲《宋元学案》谓“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相合。”皮锡瑞《经学历史》按研究方法的不同将南宋的学术归纳为三派：以朱熹为领袖的“归纳派”，以陆九渊为领袖的“演绎派”，以叶适、陈传良为领袖的“批评派”。其中，朱熹、陆九渊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湖湘学派”以湖南衡山、岳麓山为中心，由胡安国父子开其端，张拭总其成。建炎战乱后，胡安国在南岳衡山筑碧泉书堂讲学授徒，宣传春秋大义，以经世致用为研究特色，历时二十余年撰成《春秋传》，成为明清科举取士的教材。胡安国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在学术上皆有造诣，其中胡宏为胡国安的季子，学术功绩最大，著有《知言》《皇天大纪》《五峰集》等著作，创立了颇具影响的“性本论”。胡宏弟子有彪居正、吴翌、胡大原、赵师孟、孙蒙正等，最出名的是张栻。张拭（1133-1180）重视教育，创建城南书院并在岳麓书院执教，弟子有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湖湘学派强调心主性情，践行笃实，治学既重视宏阔之理又注重穷一事一物之理。张拭为学兼采众长，曾与朱熹有“中和之辩”，其传世著作为《南轩易说》《孟子说》《论语解》《南轩文集》等，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浙东学派”起源于北宋的“明州杨杜五子”和“永嘉九先生”，他们把北宋诸儒的学说带到了浙江。当时浙江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集了众多文人，形成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还有以“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四明学派”。浙东学者在政治上主张恢复疆土、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学术上反对虚妄的空谈，讲求事功务实，强调经世致用，并重视史学的探讨，也被称为“事功学派”。吕祖谦（1137—1181）家学渊源深厚，治学杂而广博，尤重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研究，《宋元学案》谓“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吕氏后继者中出名的有王应麟，其《困学纪闻》是学术史方面的名著。“浙东学派”有成就者颇多，如：陈亮倡导事功，曾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道等问题展开辩论，明确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的心学，著有《龙川文集》等；叶适强调“物之在，道则在焉”，提出经史相通的观点，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传世。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官至荆湖南路安抚使、宝文阁待制，为南宋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在儒学史上的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被尊为“万世宗师”。朱熹著述极丰，五经惟《春秋》未成书，余四经皆有撰注，四书则有《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成问》，是科举考试的范本。他编辑前人的理学著作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上蔡语录》《近思录》等，注释的有《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他自己留下了《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弟子编集其讲学答问为《语录》多种，后整理汇编为《朱子语类大全》一百四十卷。在理学的理论建树上，朱熹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创造性地发挥了二程以来的“天理”思想，将之视为理学的最高范畴。又吸收并改造张载有关“气”的学说，认为“理”的表现就是“气”，“气”又派生出万物，于是万物之中皆含有“理”。又采纳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从而提出理有层次的“理一分殊”说，阐明一理与万物之关系，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朱熹认为要认识世界，要找回“天理”，可从分析万物下手，识其“气”性，最终得其“理”，这就是所谓“格物致知”。朱熹将形而上的“理”标举为牢笼宇宙的万物之本，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与宇宙秩序是可以完全沟通的，为伦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恒不变找到了哲学依据。以此为基础，朱熹提出道德修养为一切人生根本的命题，建立起一整套认识论与修养方法，描绘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套士大夫的人生图景，决定了其后儒士的内省性人生特征的发展趋向。朱熹哲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理学的完全成熟。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书斋名“存”，世人称存斋先生，江西金溪陆坊青田村人，因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陆九渊是宋明“心学”的开山祖师。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过深远影响。著述有《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存世。陆学源于二程，尤其是程颢的“心即天”之说，自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发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而成为“心学”，阐明“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由此发展成“心即理”的心学学说。陆氏心学的主旨是：心和理都是天赋而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也是人性固有而非外来的，学习的目的仅在于穷此理而尽此心。人受物欲的蒙蔽而心不灵理不明，须通过师友讲学的切磋琢磨来鞭策自己恢复心的本然，修养的方法为切己体察、求其放心而明义利之辨，这种方法是“立乎其大者”的“简易功夫”，是“知本”和“明本心”。陆学最重视读四书，要求联系日用实际而讽咏自得，反对通过科考而谋求利禄的章句注疏之学。曾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陆九渊提倡明本心的“简易”之学，批评朱熹学术的“支离”，朱熹也批评陆学太简，常相辩难攻讦。最著名的是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鹅湖书院举行的“鹅湖之会”上，朱熹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于约，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因而主张多读书、多观察，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陆九渊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不必多读书和考察外界事物，而要“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之理自然贯通，去此心之蔽则可通晓事理，因此尊德性养心神最为重要，刻苦读书穷理并非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双方各执已见，争议三天而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两派的分歧与争议持续了很久，陈淳、魏了翁、真德秀、黄震等维护朱熹之学，后来也有调和朱陆而改造朱学的倾向。陆学后继者则有杨简，把心学推至极端而发展为唯我论哲学。后来朱熹渐转宽容，曾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学以示敬意，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南宋后期，宋宁宗时曾掀起打击“道学”的浪潮，但未形成学派势力。宋理宗以后，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得以迅速传播并占领学术主流地位。

金元理学是宋代理学的余绪。金世宗、章宗奖励儒学，邵雍、二程之学得以继续传播，金末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序》推崇理学，赵秉文推广程朱道德性命之学，在当时广有影响。元代，理学得以进一步发展，涌现出赵复、许衡、刘因、许谦、吴澄等一批理学家，大都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且强化其政治效用。元成宗铁穆耳大力提倡理学，把朱熹等注疏纂集的五经“定为国是”并作为科场考试范本，使程朱理学成为官学，其影响一度超过了宋代。

四、明代心学

明代之初，主要是承袭元制，以朱熹的理学为正宗。明初理学家们注重增广学识，用力于考订典章制度以利时用，在理论上以继承为主而建树无多。其中，薛瑄（1389-1464）著《读书录》等，创“河东学派”，批评“理先气后”说，主张“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认为“遍满天下皆气之充塞而理寓其中”，“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接受宋儒“理具于心”和“性即理”学说，承认物我内外同是一理一性。吴与弼（1391-1469）著《日录》，自谓“十年磨一镜，渐觉尘境退”，将程颐“敬义夹持”作为“洗心之要法”以达到“反求吾心”的目的，强调向内径求，主张于“思处”格物，特别重视“静观”和“夜思”冥悟，受到众多儒士的推崇，形成“崇仁学派”，其弟子陈献章（1428-1500）进一步提出“心与理一”、“宇宙在我”之说，创“白沙学派”，成为明初的理学大师，为明中叶王守仁的“心学”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明代中期，全面变革渐趋僵化的程朱理学，建立起全新的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标志着理学发展的新阶段。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受陈献章的影响较深，又与同时的心学家湛若水多有学术往来。他发展陆九渊的学说以对抗程朱学派，用“格竹子”故事暗含“革朱子”之意，批判朱熹分心理为二、知行为二的理学观，提出以“良知说”为核心的心学，宗旨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断言“天理即是人欲”，也就是主张心之本体即为良知，良知即是天理，因而否认心外有理、事、物，不可向心外求理，治学当“惟学得其心”，用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他以“知行合一”、“知行并进”之说反对宋儒程颐等“知先后行”等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王阳明是哲学家也是诗人，一生著作甚丰，死后其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传习录》和《大学问》，其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极大，形成“阳明学派”，门徒满天下，其哲学思想远播海外，尤其对日本学术界影响很大。后来“王学”分成几个流派，黄宗羲《明儒学案》列有“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各有其长，特别是“泰州学派”产生了王畿、王艮、罗汝芳、聂豹、何心隐等著名心学家，而后从“泰州学派”中分化出来的颜钧、李贽等学者，突破王学藩篱，猛烈批判道学，提倡思想解放，表达了市民阶层的心声。

与王阳明心学同时，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从另外的方面发展理学，也形成一定的影响。罗钦顺（1465－1547）著有《困知论》等，不以王学“良知说”为然，改造朱熹的理学，提出“理气为一物”的理气论和“资于外求”的认识论，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批判朱熹“理与气是二物”和王阳明“天地万物皆吾心之变化”的观点，但接受程朱“理一分殊”之说。王廷相（1474-1544）著有《慎言》《雅述》等，继承和发展张载的学说，提出“气一元论”，认为“元气”是世界的本源，有气才有理，气外无理，离气无性，批评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重视“见闻之知”而反对宋儒“德性之知”和王学的“致良知”，反对迷信和神权而强调“人定胜天”的思想，强调“知行并举”，也就是强调实践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是理学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具有明显的自我批判特点。这时的思想家，一方面与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对理学、心学弊端进行反思与批评。如王门后学刘宗周对王阳明思想有较大的改造和发展，朱之瑜、陈确等人则从多种角度对理学展开批判，等等。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在批判理学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各自作出独有的贡献。黄宗羲（1610—1695）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三百多卷，对理学作了一次全面的历史清理与总结，大体继承王阳明心学而有发展，主“诚意慎独”之说，强调“性情”，反映现实，表达真意，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透出民主精神。顾炎武（1613—1682）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主旨，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疏之学，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开启清代朴学的务实学风，影响深远。王夫之（1619—1691）著述极丰，代表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他总结明朝覆亡的教训，本作求实与创新的态度从哲学与政治危害上全面清算宋明理学的各种弊端，提出“太虚一实”的理气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道器观、“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等重要哲学思想，从人性论、认识论、知行观等方面突破理学的局限，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峰，对主导思想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哲学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此后，经过颜元、戴震等人的批判，宋明理学到清中期以后就日益走向衰亡了。

五、宋元明时代的其他学术

宋、元、明三代学术虽以理学占主导地位，其他学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史学方面，宋代欧阳修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三苏父子不但在文学上成就斐然，在史学尤其是史论方面也多有建树。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范祖禹撰吕祖谦注《唐鉴》，南宋郑樵撰《通志》，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脱脱等主持修撰《宋史》、《辽史》、《金史》，明宋濂等主修《元史》等，都是史学方面的重要成果。

这一时期丛书、类书的编纂成果丰硕，北宋李昉等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南宋祝穆编《事文类聚》、潘自牧编《记纂渊海》、王应麟编《玉海》，明代皇家敕修的《永乐大典》（《文献大成》）及《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都是篇幅浩大的文献汇编。地理方志类著作，北宋有《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南宋有《方舆胜览》《舆地纪胜》等。应用类的著作，如明徐光启编《农政全书》和翻译《几何原本》等多种科学著作，李时珍撰《本草纲目》、宋应星撰《天工开物》、徐霞客撰地理游记《徐霞客游记》等，开创了科学研究诸方面全新的局面。

在对古文献的整理考辨方面，宋代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孙复、吴棫、郑樵、洪迈、朱熹等开疑古辨伪的风气，明代宋濂、梅鷟、胡应麟等继承宋代学者的疑古思想和辨伪成果，在古文献的辨伪上有新的开拓，撰写了《诸子辩》《尚书考异》《少室山房笔丛》等一批辨伪著作，对清代的辨伪学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

传统小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也很丰富，字书方面有南唐至宋初的徐铉、徐锴兄弟整理校定《说文解字》、北宋司马光修撰《类篇》、明梅膺祚编《字汇》及张自烈编《正字通》，韵书有宋代官修的《广韵》《集韵》及多种《礼部韵略》、金韩道昭编《五音集韵》、元黄公绍与熊忠撰《古今韵会举要》、元周德清撰《中原音韵》、明代官修《洪武正韵》等。雅书有宋陆佃撰《埤雅》、罗愿编《尔雅翼》、明方以智编《通雅》等。明代学术虽然是空疏的心学占主流，仍然有求实的学者在扎实为学，如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等学者承袭前代考据学传统，在文字、音韵、训诂及文献考证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厚实的成果，在材料整理和研究方法上为清代小学的繁荣打下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