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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十三
按：德高望重的王老仿子先生在《中国印刷近代史》出版座谈会上的致辞中，说：“这部《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与出版，多亏范老登高一呼。这部书的后记写得好”。
中国印刷史，按工艺技术发展上的特点，可划分为源头、古代、近代、现代四个历史时期。对源头部分，近年已有《印刷术源头初探》、《从长江源头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等著作加以论述；古代史部分，已有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钱存训著《纸和印刷》；现代（当代）史部分，通过大型《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印刷篇》，进行了可谓规模宏大的征集和整理。只有近代史部分，迄今还是个空白。中国印刷史的近代史部分，由于所处年代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加之近代印刷术的种类繁多，技术复杂，且传入渠道各异，致使史料征集极为困难。像以往那样单凭个人奋斗的方式难以奏效。有鉴于此，近些年来，不少同仁一再呼吁，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安排，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中国近代印刷史》。1991年6月29日，原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范慕韩，在有中国新闻出版署特约顾问王益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印刷公司、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等单位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提出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倡导和支持，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组织编写，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承办此事，并成立了以张树栋为组长，夏炎、王世玲为副组长的编写组，着手对《中国近代印刷史》进行筹划和总体设计。当日下午，编写组召开会议，拟定并呈交了《中国近代印刷史》编写工作的近期计划和安排。随后，编写组按计划安排呈交了包括本书内容、结构和断代问题在内的、以《中国近代印刷史》总体设计中的几个问题为题的汇报材料。范慕韩当即召开会议审议了这份汇报材料，并决定以这份材料为基础，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专家研讨会，广泛听取专家们的意见。1991年7月25日、9月11日，我分别在北京、上海主持召开了有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社会史和印刷同仁参加的专家研讨会。专家们对编写组提出的编写方案、特别是断代问题，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写组以“大印刷观”为指导、二年内出书为时限，拟就、呈交了《编写大纲》、《编写计划》、《编写要求》等三个纲要性文件。1991年11月8日，范慕韩主持召开了《中国近代印刷史》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的预备会议。会议审议了编写组提交的三个文件，并对正式会议的议题、议程，以及编委会组成分工等作了安排。1991年12月25、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近代印刷史》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范慕韩、王益等20余位来自北京、上海、辽宁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王益为首席顾问，范慕韩为主任，王仿子、沈海祥、武文祥、龚应荣为副主任，郑德海为秘书长，包括专题主编、专题主审在内的编纂委员会，并落实了以范慕韩为主编、张树栋为常务副主编、万启盈为副主编的编写班子（具体安排从略）。
2、虑及近代印刷术传入与发展的特殊情况，本书断代采取“断而不死”原则，上自十九世纪初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入起，下迄电子计算机用于印刷并开始加速发展的1980年前后；3、实行主编—副主编—专题主编负责制。专题主编将专题主审审阅并修改、整理过的初稿，交地区副主编（上海万启盈，北京张树栋）复审，复审并经地区再次修整过的书稿，交常务副主编张树栋统稿，最后由主编终审定稿；4、时间上，要求一年完成初稿，力争二年、最迟二年半出书。1992年9月11、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近代印刷史》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史料征集已基本就绪，各专题编写方案已基本形成，书稿格局已基本明朗，编写工作已全面展开的情况下，为进一步落实编写方案、确定编写进度和交稿限期、解决编写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宗旨是：“掌握编写进度，落实交稿时间，解决疑难问题，确保按时出版。1993年2月15日，范慕韩召集有王益、万启盈、沈海祥、张树栋参加的碰头会。为确保编写工作能按计划进行，针对当时部分专题主编未能如期交稿的情况，会议决定由张树栋即刻发函催稿，要求未交稿的专题主编，务必于2月底前将文稿——无论写到何种程度，寄交常务副主编张树栋进行初审，并趁5月初万启盈来京之机，在张树栋提交的初审意见基础上进行集中复审。编写大纲中的三、四、五章，在本书中同属一个专题，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丰富、字数多，史料征集和编写的难度相对要大些。三章专题主编万启盈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大量与印刷有关的新闻出版方面的资料，致使字数骤增，仅第三章就多达30余万字，整理、撰写，自需时日。加之，其它专题亦有反复修改而又不尽人意者，致使本书迟迟不能齐稿。稿件不齐，统稿工作也就无法进行。编写工作出现了拖延时日的局面。有鉴于此，沈海祥于1995年4月，在与万启盈、张树栋协商并经范慕韩同意之后，决定采取如下几个措施：1、从即日起，各专题未到稿件不再索稿，并对未到或有问题的稿件作相应的技术处理；2、印刷工业出版社委托庞多益、张佑如为本书责任编辑，协助张树栋做好本书文字加工和书稿整理工作；3、打破常规，采取边统稿，边加工，边排版，边校对，循环、连续作战的方法，以加快速度，力争尽快出书。在统稿与加工过程中，感到原第三章内容包括近代印刷术的传入与民族近代印刷业的崛起两个阶段，且字数过多。经协商，决定将第三章改分为三、四两章，原四、五、六、七、八章， 依次后推为五、六、七、八、九章。从4月下旬开始发稿、排版，到6月13日，除第四章外，其余八章全部发完，且有近半数完成二校。应该说，进展是极其迅速的。
1995年7月9日，第四章统稿、加工完毕，然文稿尚未写完、到齐。为不影响进度，决定先行发排，后到文稿于付印前补入。这种做法虽说绝无仅有，但为赶进度，也只好如此。1995年9月底，范慕韩、王益、武文祥，以及各专题主编、主审的审稿意见基本到齐。各专题主编、主审，尤其是王益、王仿子、武文祥同志，在观点、体例、史料……等方面，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常务副主编张树栋对审稿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并提出遵照审稿意见“对现稿进行修改和在书名下标以‘初稿’的意见和建议”的汇报，提请编委会领导审议。实践证明，编写这部填补历史空白的史书是相当困难的。尽管参加编写的同志花了很大的力气，但史料仍难以齐备，一些史料的准确性也来不及考证。尤其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参差交错，且史料缺漏较多。其它各章也有类似情况。巧妇难为无米炊，常务副主编和责任编辑对此无能为力，只好留待以后补充修订了。基于这种情况，编委会主任对常务副主编张树栋的意见和建议，做出了“以《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为名先出版，一切阙如之处或待斟酌之处都可以在以后陆续增添或修正”的批示。编写《中国印刷近代史》，是印刷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得到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出版印刷界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向给与支持和帮助的同仁致以由衷的谢意！本书之所以以“初稿”出版，原因是现稿还存在不少问题，距正式史书还有一定的距离。譬如体例上尚欠统一、完整；史料多有缺漏；史料堆积较多论述较少；观点不够鲜明……等。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本文作者：《中国印刷近代史》编写组长兼常务副主编 张树栋
附文：解疑编纂《中国印刷近代史》四大疑案
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王仿子先生，在《中国印刷近代史》出版座谈会上的致辞中，有两句名言，说是这部《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与出版：“多亏范老登高一呼；这部书的后记写得好”。此言可谓画龙点睛，一语中的。原因是：范老原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时任国务院印刷装备协调小组组长、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主任和中国印刷工业协会会长三个要职，是领导全国印刷发展、改革的最高领导，没有范老登高一呼的号召力，《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一时还提不上日程。至于“这部书的后记写得好”，或许是指我写的这篇《后记》给本书跌宕起伏的编纂过程以言简意赅的记述了吧。其实，这本书编纂与出版过程中的某些疑难问题，当时我是不可能写入后记的。如今，20多年过去了，加之我年事已高，适时予以披露乃我之责任所在。兹将如下几个问题如实阐明如下：编纂《中国印刷近代史》（当时称《中国近代印刷史》），首先遇到的是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这涉及本书的结构设置。按我的设计，中国印刷史要划分为起源、古代、近代、现代（实为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现在编纂的是近代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印刷史》，确定近代印刷之内涵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日程。当时有人提出的“雕版印刷是古代印刷，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是近代印刷，平版胶印是现代印刷”这一提法引起争议，编委会顾问王益老率先提出异议，我也不予认同。好在范老接受了我的意见，遂有我的《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和范老的《中国印刷史历史分期问题的几个基本概念》（此文由我执笔，范老修改、审定），分别发表在1992年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杂志》上（参见《当代中华印刷史文选》），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历史分期意见的分歧弥合之后，出现的是更为棘手的起止年代的断代问题。起始于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没有异议，可有人坚持的止于1980年前后成了不容逾越的障碍。众所周知，中国历史的近代，原本止于五四运动，这在当时看来已不适宜。原因是“近代”这个词的内涵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会发生变化的，今日之近代不可能千八百年之后还称其为近代。具体讲，现实情况把近代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断到1980年。这个问题以上海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反应最为强烈，我个人也不会苟同。无奈之下，我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把书名《中国近代印刷史》改为《中国印刷近代史》。我的说辞是：“如果有人提出异议，我们可以‘我们这部《中国印刷近代史》是印刷的近代史，不是近代的印刷史’来搪塞”。德高望重的万老直言不讳地说我：“你这是在搞文字游戏”。我说：“我实出无奈，否则我们这部近代印刷史的编纂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对此，大家勉为其难，让我们闯过了这最为棘手的第二关。翻阅《中国印刷近代史》的后记，您会看到这样几段文字：从即日起，各专题未到稿件不再索稿，由常务副主编在现有稿件基础上，即刻进行全书统稿，并对未到或有问题的稿件作相应的技术处理；打破常规，采取边统稿，边加工，边排版，边校对，循环、连续作业的方法，以加快速度，力求尽快出书；1995年7月9日，第四章统稿、加工完毕，然文稿尚未写完、到齐，为不影响进度，决定先行发排，后到文稿于付印前补入。这种做法虽说绝无仅有，但为赶进度，也只好如此。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稿件不齐何以强行出版？原因是范老身患绝症，时日不多，为让范老生前见到他最关心的这部史书的出版，不得不“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我做到了。
这部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书名之下，加了“初稿”二字。这是为何？简言之：作为一部从未有人敢于问津且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史书的编纂，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加之参著者名人众多，时间又过于仓促，书中尚存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是必然的，致使本书在出版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书名下加上“初稿”二字予以出版的建议。范老批示：“以《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为名先出版，一切阙如之处或待斟酌之处都可以在以后陆续增添或修正”。虑及范老身体状况，对范老批示没人提出异议，《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于1995年11月出版面世。编纂这部《中国印刷近代史》，作为编写组长和常务副主编（范老为编委会主任兼职主编），我虽上得四位部长（范慕韩、王益、王仿子、万启盈，万老离休后享受正部级待遇）和众多局级领导及著名专家学者的支持，可下却遭顶头上司的百般阻挠、干扰，可谓现官现管，困难重重，不堪回首！我的好师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郑如斯在出版座谈会上发言时，为我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我于此感慨万千！客观上，没有几位高级领导的支持和我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决心和毅力，这部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是出它不来的！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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