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荷花的爱情:顾维钧与严幼韵

纽约时间24日晚，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遗孀严幼韵女士在纽约去世，享年112岁。一代名媛的传奇人生，由此谢幕:

她是天津富商严氏家族的大家闺秀;她是首批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的女生;她是宋子文夫人张乐怡最要好的闺蜜;她也在二战结束后，代表中国女性的形象，成为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的首批礼宾官……然而这位漂泊天涯的旅人，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归宿，却是她同顾维钧的相遇。

▲ 青年时代的严幼韵

1958年，68岁的顾维钧与51岁的严幼韵在纽约成婚，两人分别成为了对方的第四任妻子和第二任丈夫，也自此成为了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两人相伴18年，直到1985年顾维钧去世。

▲ 顾维钧婚史

在结婚之前，顾维钧已经卸任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之职，高票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刚刚成婚的老夫老妻，却不得不再经别离。年届古稀的顾维钧老人，竟在海牙的一间旅馆里独自度过了三年岁月。直到1960年秋天，他终于有机会，将魂牵梦绕的严幼韵从纽约接来成家。这样两位飘零天下的旅人，他们的家庭生活过得好吗?

海牙琐忆

顾维钧 口述

在我任职的十年期间，尽管法院每次开庭继续审理某一指定案件以及召开公开或秘密会议时，我无一次不在海牙，而且有两三个冬天法庭休庭后我也留在海牙，以便提前更好地为下一个案件做准备。因此我决定租一所房子，让我太太与我同住。

我的太太幼韵很善于理家，身边有一个为她服务过二十多年的中国老厨师。过去三年，我在维特布拉格旅馆的生活虽然相当舒适，伙食良好，但总不如家庭生活和自己做饭好。

▲海牙国际法院

1956-1966年，顾维钧在此担任国际法官十年

直到1967年退休定居美国

1960年秋天，我从纽约回来参加又一个法庭工作时，得知有可能弄到退休法院与书记官长奥利文先生在克雷梅尔维格街150号的房子。这所房子位于一条安静、宽阔的街道上，离我的旅馆仅二百五十码左右。那条街道正和通往荷兰著名海滨胜地斯赫维宁根的大道相接。

这是一所二层楼，两侧被花园、几块花圃和几棵遮阴绿树包围着。楼下有一间宽敞的客厅，一间餐厅，还有一间书房。

第二天，1960年9月29日，我签妥了这所房子的租约，交给法院书记官处的勒夫小姐转交房东。房子租定后，就更容易和更能令人满意地款待我的法院同事和中外朋友了。当然的女主人，我的太太，很高兴能和我住在一起并主持一切。

一个月后，10月30日，她和厨师一起从纽约到达海牙。我非常高兴地在斯希霍普机场迎候她们一行，但是也经历了一段担心的时间。由于浓雾，飞机晚点一小时四十五分钟。那所房子暂时还不能居住，我太太与我同住在维特布拉格旅馆，另为女仆在旅馆顶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为了能在那所房子里款待来客，必须等我们的一些家具和餐具从纽约运来。

1961年11月21日，托运的东西运到家中。两百八十件箱包包装牢固，途中未受丝毫损坏，真是难得。家具和餐具开箱布置好后，我们结清了维特布拉格旅馆的帐，搬入新居。

我太太是管理家务和款待宾客的能手，再加上我们的中国厨师、西班牙女仆和一个帮手，我们就开始或多或少地定期举办晚宴和午宴了。

第一次宴请多少是尝试性质。碰巧前交通部长、当时在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国策顾问的袁守谦先生正在欧美旅行，到荷兰来看望我这个老朋友。他在中国政界人士中是著名的中国菜品尝家。

▲袁守谦(1994-1992)

黄埔一期学生，国民党将领

在我家里，我们请他对宴席上的中国饭菜加以评论。总的来说，他对我太太的手艺是很满意的，但也特别为改进一两道菜的风味提出了宝贵意见。

第一次尝试以后，我太太幼韵和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还可多招待一些客人。开始我们设宴招待了院长哈科沃斯夫妇，随后又几次宴请了我的几位同事和荷兰的朋友。

海牙的这种比我过去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岁月更为宁静的生活，也不时地由于我的亲戚和美国、香港、台湾的中国朋友的到来而显得更有情趣。

我太太的长女杨蕾孟带着她侄女唐芝英从纽约来看望过我们，芝英是我太太幼韵的长外孙女，担任过哈珀-罗出版社的编辑，在纽约出版界相当有名望。

▲ 顾维钧与严幼韵全家福

1965年9月，我太太最小的女儿杨茜恩和她的二女儿唐琪一起来看望我们。我们夫妇都十分高兴。因为她们的到来和蕾梦一样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 严幼韵与女儿杨雪兰(左)、杨茜恩(右)

1965年10月19日，我女儿菊珍从奥地利维也纳来到海牙，她的丈夫钱家其是著名的原子科学家，曾在联合国设在维也纳的附属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工作。我和我太太在家里举行鸡尾酒会。使我女儿有机会会见法官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外交界我的一些朋友。

▲ 顾菊珍与钱家其夫妇

这便是我和夫人在海牙的一些家庭经历。

本文摘自《顾维钧回忆录》第十三册

中华书局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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