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高端大气 必接地气人气

5月24日，作为科教重镇的武汉又走了一位被誉为德高学范的“学界泰斗”和“哲学宗师”，他就是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

同在一个城市的这位老人，我也不认识，也无缘交际，因为有点挂碍，我才格外关注了几份大报为老先生刊发的几篇文章。

我有个笨想法，一位大学者最精华的思想，一定会在他告别人世之际呈现出来，一定会集中在这几篇文章中。如果时间久远了，作为普通人，一般就失之交臂了。

陶德麟曾经兼任解放初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科研助手13年之久。1961年8月，李达接受毛泽东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指定由陶德麟执笔。陶德麟24岁就敢于质疑苏联《简明哲学辞典》关于矛盾“同一性”的错误，他的观点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来辞典作者也进行了修改。

武汉大学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就是他任校长时拟定的。

在这么高端的象牙塔里，作这么高深和抽象的哲学研究，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吗？不是。

四十多年前，那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学界来说，能够深度参与并起重大影响的，除了那篇文章的作者，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先生，恐怕就是武汉大学的陶德麟先生了。

他拿出三封毛泽东亲笔信的复印件，毛泽东在信中要求李达对自己文章进行修改，这成为当时有力冲破“两个凡是”的铁证。

他在中央研讨会上作重点发言，之后撰写了几篇重要文章，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陶德麟看来，这不过是恢复常识。

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92年，又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

说实话，笔者作为不怎么拒绝学习，并接受过多次党校培训的普通干部，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三个标准”的相互关系。直到现在我才从纪念陶德麟的这几篇文章中窥见端倪：

“实践标准”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生产力标准”是讲实践的合理性问题，它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效益标准。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前两者的结合与发展，它把认识的真理性原则和实践的合理性原则统一起来，它比前两个标准更进了一步。

政治家那么抽象的理论，普通人多是望而生畏，只能囫囵吞枣。但经陶德麟先生诠释，原来是如此简单的道理。

陶德麟经常讲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今天没有吃早饭，到中午就饿得头昏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有的专业人士就不这么表达，而是运用存在论、有机体理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很有学术味的东西，用几倍于简单陈述的篇幅表达出来，但实际晦涩难懂、不知所云。

我之所以关注他，正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参加大学自修，读过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逻辑学的著作。具体细节已经不记得了，但能够让我自学下来的通俗感和易接受感，至今记忆犹新，所以让我记住了著作者的名字。

欧阳修、晏殊、范仲淹们主张文学要摆脱唐末和五代的浮靡文风，摒弃奇险深奥、华丽工整倾向，文学要反映现实，辞约理精，提倡文从字顺，晓畅质朴。这种文学革新的要求，其实也是当时政治现实对文学的要求。

仁宗朝正是这批具有先进文学思想的士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切关怀，才有北宋寄予重望的庆历新政，才有了欧阳修门下，苏轼、苏洵、王安石、曾巩等精英荟萃，他们在政治和文学上，像巨星一样，长久地闪耀在中国历史的天空。

庆历新政虽然由范仲淹挂帅，但在谋划这场改革时，范仲淹看到积贫积弱，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背后是朝廷的腐败，但欧阳修看得更为深刻和具体，指出腐败的背后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在推进革新遇到保守派阻挠时，又是欧阳修挥笔犀利写出《朋党论》，虽然未被宋仁宗所接受，但至少在朝廷和官员中，从是非上拔开了重重迷雾，极大地激励了改革派的斗志。

如果北宋历史可以重写的话，庆历新政从“三冗”开刀，坚持到底，必有前途。而改革需要凝聚力量，就必须坚持“朋党论”的理念。壮大改革力量，才能战胜保守派和反对派，这又何错之有？

北宋时代，往往文学家就是政治家。这是文人之幸，也是北宋之幸。文学家接地气，晓人心，通人性，又是人民之幸。只是因为皇帝次之，两次重要改革均告失败，落下时代之憾。

从陶德麟让哲学落地到实际，到欧阳修让文学滋润到社会，无不证明：真的高端大气，决不是道貌岸然，决不会故弄玄虚，必接地气，必解心结，必然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