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生作：在大视野下看童话寓言之功能与创新
本文作者：陆生作
谈寓言，我们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童话寓言占了大多数，儿童是阅读童话寓言的最广人群。在此基础上，谈寓言创作，我想讲四点感受：一、寓言是文学；二、寓言受思想控制；三、寓言角色的物性；四、站在未来看现在的寓言。
一、寓言是文学
我们写寓言，当然要有读者意识，得为儿童考虑。
我们要将寓意传递给读者，但一个寓言传递给读者的一定不仅仅是寓意。寓意不是寓言作者唯一的追求。
寓言是文学。文学对人的影响，关键在审美，而不仅仅在道德，更不是说教。所以我们要从习惯上舍弃古老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的寓言写法，要巧妙地将“言”寓在一个好故事当中。
寓言的“言”就是寓意。从广义上说，写作都是寓言，把要表达的意思藏在一个故事当中，让读者在字里行间领会。甚至说，寓言不仅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手段，一种技巧，让人清晰地看见看不见的东西——这也是文学的一个功能。
同一个寓言，不同的人，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视角，可以读出不同的寓意。我们把一个寓言写给儿童看，当然要告诉他们寓意，但更应该给他们寓言的文学美。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这么讲：“故事的意义可能就存在于文字本身，存在于阅读过程中的情节推进，存在于难以言传的探索感，而非那么一丁点儿教诲当中。”我深以为然。
寓意当然是寓言的意义。但很多写作者对“意义”的理解太偏向于由外而内的教育意义，少了由内而外的觉醒意义——只有内心冰雪融化，才真正拥有春天。
唐中理的寓言《出题》，就很有意思。有意思也是有意义。
二、寓言受思想控制
写出一个好寓言，关键靠写作者的思想。
作者的思想不是百分百自由的，是受时空影响的，它有局限性。
比如，王尔德、图灵他们同性恋，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不行的，所以他们遭了很多苦，而我们现在完全能接受他们，还为他们的遭遇叹息。
我们知道：作者的观点和思想会随着文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以前是对的东西，到了现在很可能是错的，而我们却活在现在，也只能活在当下，这就是限制。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该写的寓意，前人似乎都写了。但寓言是写不尽的，老树能发新枝，老酒能装新瓶。
一个古老的寓言，能挖掘出新的寓意。
一条古老的寓意，能用新的故事包装。
为儿童写寓言，作者在思想上要更新。思想先于行动。唯有思想新，才能导出文本上的新、寓意上的新，从而带来阅读体验上的新。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放在今天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符合时代。同样的字，断句不同，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理解的背后，是两个时代的思想。
古人讲“我注六经”——我们去读经典，读其本义，读懂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古人的智慧。我们“跟着读”，还要“接着写”。“接着写”就包括“六经注我”——把“六经”拿来，运用在新的东西上，写出新寓言，写出新寓意。故事新编就是如此，既让读者熟悉，又让读者惊喜，又领悟到新的意义。
举个例子：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影响深远。其中有一个《一梦成富翁的故事》。从前，巴格达有一富商，破产了。他做梦，得知在米斯尔有宝藏。他相信了，去寻找这个梦。到了米斯尔，他却被警察抓了，还遭了打。警察笑话他：做梦你也信！我也做过梦——在巴格达有座洋房，院子里有花园，花园里有喷水池，喷水池下埋着一大笔钱。但我不相信，因为这是个梦。从警察局出来，这富商回了巴格达，警察所讲的梦境，其实就是富商家的花园。富商挖下去，果然在喷水池下找到了一大笔钱。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小说《两个做梦人的故事》。美国作家尤里·舒利瓦茨的绘本《宝藏》，也讲了这个故事。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写了一本书，叫《炼金术士》或者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也是这个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把外国元素替换掉，将它装扮成一个中国式的故事：后花园有一棵银杏树，树下有一个巨大的石磨盘，磨盘下面埋着一箱金元宝。——这也算新的改变。
同一个创作源泉，它一定会涌出几个不同又相同的故事。同在一个故事框架下，因为作者的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文字所呈现的样貌当然也不一样。而且，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语言是寓言的载体。语言在不断演变，“之乎者也”在孔乙己这里就受难了，我们写寓言当然要用新语言。寓言是精神粮食，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口味。我们为儿童写寓言，需要看客上菜，也需如法国作家萨特所讲：“写作，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
从《一梦成富翁的故事》中，我们更要领悟到一点：写作，要往自己内心去寻找，寓意就在我们的心里，但我们平时没能注意到。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光靠我们自己是挖掘不到的，必须借助外力，才能使我们看到与得到。如果富商不相信梦境，不去寻宝，不遇到这个警察，他又怎会知道自己家的花园里就有宝藏呢。也就是说，我们思想的成长，需要借助外力的刺激。我们光凭自身的热情与生活经验去写作，还是单薄了一些。我们读前辈的寓言或欣赏其他文艺作品，借助它们关照我们自身，从而写出新寓言。
三、寓言角色的物性
不少动物角色演绎的寓言，毫无物性的体现，不过是戴了动物面具的人在表演(这是面具化，还有美化、矮化等)。这样的寓言，对儿童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少了那么一层吸引力。
我对孙建江的寓言《关于回声》特别有印象。作者将自然现象回声，想象为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跟回声的特征是相应相配的。
我们知道大自然是个好老师，人也只是大自然中普通一员。物性是自然属性，我们要把物性写出来。而寓言是写给人看的，寓言必须有人性，兼顾人性与物性的寓言才是更好的寓言。
物性之妙，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比如，写一个童话寓言，其中的角色长颈鹿能说话吗？能，因为它有嘴。但从科学上说，长颈鹿是没声带的。
四、站在未来看现在的寓言
一讲起童话，往往讲到《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一讲起寓言，往往讲到《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克雷洛夫寓言》。其实我们中国从不缺少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缺一个叫得响的公认的童话品牌、寓言品牌。这应该是历史原因结出的果子。
我们叫得响的品牌是《子弟规》《三字经》《千字文》之类。那时，我们对“儿童”的认识不够。现在我们知道，儿童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而不是一个缩小的成人。认识儿童，才能有意识地为儿童创作。
不能说我们已经错过了塑造《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这般经典品牌的最佳时期，一代写作者有一代写作者的视野与使命。历史环境、文学传统和惯例、具有天赋的创作个体，会影响着寓言写作的发展。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传承创新；还要“站在未来看现在”，有敬畏，有责任，有方向。
而且，“越是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形成急剧变化的时代，作为构成共同基础的因素，以往流传下来的童话（故事），才越有流传下去的巨大意义”。
以上四点，就是我想讲的“在大视野下——从文学、思想、自然、未来的角度，看童话寓言之功能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