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离不开商业，商业在城市中呼吸生长。“广州侧写”抓住那些渗入生活方方面面的商业元素，例如符号、记忆、影像、味道等等，以期记录这座城市的微观历史。此为第2篇，城市与记忆。
亮黄T恤，印着黑色英文字“Dream Chaser”，灰色西装短裤，配着一双广式拖鞋。坐在电器修理桌前的李叔，脸上堆满笑容，快溢出来似的。打火机，啪嗒一声。李叔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慢慢吐出，瞬间模糊了他的脸。“你们还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跟你们讲的啦……”这个有点霸气的自白，就像炎炎烈日喝下冻柠茶般畅快。李叔剥下手机壳，从里面掏出一张老年证，“啪”在桌上，出生年份写着“1957年”。小时候，他住西关第一津（第一甫），“这地方才是广州城的原点”。嘴里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右手食指反复点着桌面，表情透着本能自豪感。中学时期，李叔就读于荔湾四中，西华路上的名校。本可留校任教的他，又洒脱了一回。“幸亏没有留，留了就麻烦了……做老师很辛苦的，当时的孩子很调皮的，不像现在你们乖乖的……。往后几多辗转，李叔搬到了越秀区，住在北京路上的陶街。去国营工厂上过班，守着铁饭碗直至92年退休。起起落落的年代，他见过陶街人挤人的繁华，亦为北京路商业盛世贡献过绵薄之力。偶尔去励红百货添点日用品，攒够了钱也能上大新买些新鲜玩意。再有兴趣的话，去利群二手交易市场选配件，还能自己组装自行车。“现成的要100多块，组装只要一半。”可这些闪着光的日子，止步在了千禧年。广州城市中心东移，老城区的商业气场渐渐弱了下来。天河，成了超级新星。城市变迁带来的失落感，一波一波袭来。李叔、励红老板彪哥，还有东华路上胜利百货（现名欢梦园）新生代掌门超哥，都未能彻底避开。但他们——50后、60后，外加一个80后——却用自己的方式，坦然微笑。他们视作珍宝的，不是最新的商场，不是最潮的商品，而是与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记忆连接。
“解放前这条街就很有名，国营后衰退了”
夏日午后，婆娑老树，陶街光斑点点。随处可见的日杂小百货、陶瓷茶具、五金卫浴、古玩小食店，都是近些年才来的“后生”。偶露身影的黑胶唱片、音像店，透着怀旧风。“解放前这条街（陶街）就很有名。一直以来都有买卖交易，专门卖二手货。电子、电器、陶瓷，什么都有”。拼凑上一辈碎片式讲述，李叔的脑海中有了陶街初始画像——男人们的淘宝天堂。“来的都是男孩子，女的很少来。”陶街隔着条马路，是北京路。此地，广州建城之初即有，至今存在已超2000年。南接天字码头，北连广府权力中心，沿途名店林立，商铺绵延。千年商道，进入现代商业轨道，始于辛亥革命前后。标志事件是，“文档派”大百货公司高调登场。1914年，惠爱大新以“五层骑楼”姿态，屹立在今中山五路，挂牌“大新百货公司”，设酒业部、饮冰室、浴室等，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天台游艺场，可演大戏，也能放电影，可容纳上千观众。“日场从中午12时至下午4时，夜场由晚上8时至半夜12时。票价比电影院便宜，由两毫至四、五毫不等。”“不二价”营销、首设招待员导购、24小时内送货上门……无不透露着大百货公司的“财大气粗”，传统“武档”（小商小铺）日渐式微。武档们的窘境，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述那般：“货物铺排任品题，偶经扬巷铺东西。疋头生意真难做，门口拉人似野鸡。”往后几十年里，北京路样貌因时迭变，但活在大百货夹缝中的“武档”们，生命力依旧顽强。19世纪30年代，紧邻陶街，励红百货在中山六路开张，铺名“永生祥”，主要卖新潮洋货。同期，胜利百货出现在了东华路，两铺面一大一小，起名“光记”。彼时，追求洋货成了消费主流。以惠爱大新后门的昌兴街为起点，北京路周圈冒出了大片大片洋装店，书店、文具店、钟表店、西餐厅、照相馆穿插其中。穿洋服、逛公司（大商场）、买洋货、吃西餐，成了“新派人士”标准行头。生于洋货潮中的励红、胜利，看着北京路沦陷，大量骑楼被毁。城外大新“只剩一副骨架”，内城大新也关店停业。待到复苏，已是建国后。计划经济当道，商店“改名大潮”袭来。1953年，惠爱大新改为“中山五路百货商店”，而后三年，永生祥改名国营励红百货，光记则为胜利百货。头顶“国”字，百货昌盛。大新、美华、永安、先施，成为计划经济年代“新四大百货”；“东胜利，西励红”则是中小百货代表。可陶街却按下了暂停键，慢慢衰落。“个体户收归国营后，这里就没有了，停了一段时间。”陶街上散落的芝麻小店，因落单国营“编制”，关门歇业。商业有喜有忧，但孩子的世界总是闪着光。那时的李叔会跟着大人去励红百货买些针线、日用小物。能去一次南方大厦（城外大新），跟中了彩票似的。“看到什么东西都有得卖，衣服、鞋子、帽子什么都有，但全部都要票。”在励红百货接棒者彪哥记忆中，“给票买货，大家买东西就像玩扑克牌一样”。彪哥属鸡，1969年生。“粮票、布票、肥皂票……都是用劳动工分换来的，大家都不舍得用。可一个月不用光，下个月就作废了。所以一到月底，励红门口就排起长龙。延伸到中六的街边，非常壮观。”励红之于彪哥，是小时候的游乐场，长大后的工作地。“那时有三个门面，很阔气。”彪哥比划着，“针棉、搪瓷、护肤品等，应有尽有。店里要配32名员工，一排玻璃柜要站4个售货员，外设1名柜长。”励红的红红火火盛况，同样可见于胜利百货。后者做着本地街坊生意外，还有一批外地主顾。在它不远处，有个大沙头火车站，是广九、广三铁路起始点，网罗人来人往。
“七八十年代再繁华，街上人多得走不动”
1966年起，李叔成了“学农”，上学为辅，干活为主。他会扛起锄头下地耕种，也会去无线电车间做帮工。难得自由的缝隙，他会和小伙伴去溜马路、数公交车，去铁路边捡矿石组装收音机玩。高中，李叔读的是四中——西华路上的名校。1976年毕业，他本可以留校任教，但却阴错阳差选择了插队下乡。两年后，重回陶街。李叔去了一家300多人的国营锁厂做学徒。一把锁卖3块钱，一个月营业额100多万。一批一批锁，经由广州二轻局，卖到全国各地的商店。“第一年20块钱，第二年22块钱，第三年24块钱，第四年就30块钱，然后就到最高36块钱。”工资渐涨，李叔“配”起了人生两大件——自行车和电视机。不过，自行车不是全新货，而是在离陶街2公里外的利群旧货交易市场，买二手配件组装的。“买新的要100多，自己组装才几十块钱。”80年代初，粮票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来了。属于陶街的热闹又回来了，“差不多是七几八零年，陶街又重新开放了。”说到这，李叔的语调不自觉轻快起来。“整条街都挤满了人，全部是男孩子，走都走不动。”在大商场卖的进口声乐电视机，二手货很快就会在陶街流转。1992年，李叔从国营锁厂退休，在陶街开了电子买卖店，赶上了这条街最高光时刻。“我们做的时候，1997、1998年，是陶街最旺最旺的时候。”李叔重复了几次“最旺”。随着香港向内陆敞开大门，黑胶唱片传入广州。做生意出名的广州人，跑到香港二手电器街“鸭寮街”，搜购“平靓正”的黑胶唱片、黑胶唱机拿到陶街卖。陶街，由此成了内陆最大的二手黑胶唱片市场。黑胶玩家来到陶街，扎进将军东电器城、陶街电器城、华润电器商场，玩味张国荣的《情人箭》、邓丽君的《淡淡幽情》……有了黑胶唱片，陶街原有的二手电子产品集散功能得到丰富。这条坐落在中山五路与解放中路交叉口，长190米的支街，逐渐发展成极具规模、种类繁多的新旧电子专业市场。陶街在变，北京路在变，老百货也在变。90年代北京路周边，一幢一幢的商品房拔地而起，“700块一平方，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买呢？3块5能租20平方。”李叔忍不住吐槽起来。与商品房光鲜外表鲜明对比，骑楼们正日渐斑驳。骑楼大规模出现在北京路，是在20世纪初，至今已近百年。数据显示，1929年广州的骑楼街发展到顶点，各种商店总数达2万多间，当时平均每50个广州人便有1间骑楼商铺。90年代起，广州沿中山路修地铁一号线，引入开发商沿线发展物业以筹集资金，骑楼成为工程阻碍而开始遭到拆迁的厄运。而中山四路上的南越王宫段骑楼街商铺(旧儿童公园至忠佑大街)，则因广州亚运后让道南越王宫博物馆施工、城隍庙扩建等工程而被全部清空。“上世纪90年代，中山四路算得上是当时广州最旺的商业街之一，哪怕做到晚上11点都还有生意。”一位长年在此地做生意的老广如是向媒体慨叹。从有骑楼到没骑楼， 从有天桥到没天桥，北京路在诸多老字号、老百货的守望中完整着命运更迭。与此同时，惠爱大新变身“新大新”重出江湖，而励红和胜利也完成了身份转换，从国营转为私营，老式国营风格不变，生意依旧红火。但这却成了老城最后一波“回光返照”。李叔当年“不屑”去溜达的城郊，正孕育着广州的商业新贵。
“旧的东西很难转型，比较麻烦”
1987年，马超出生在广州东郊天河。幼年时，他和奶奶生活于此，“那边除了有个华侨医院，都是农田，很荒芜的”。同年，天河体育中心落成，全国六运会召开。以之为起点，天河整体规划了综合文化、体育、旅游、商业计划，1996年，天河城开业，成为国内第一家购物中。往后十余年间，天河路新商场你追我赶，广州商业中心不断东迁。曾经繁华的北京路商圈、西关上下九，光环逐渐褪去。“马云那个淘宝一出，我这么老了都会上网买东西。人家为什么还去北京路呢？”依旧守在陶街的李叔，对城市变迁带来的冲击有着格外清醒的认知。“旧的东西很难转型，比较麻烦，转型会比较慢。”对于这点，超哥感同身受。“年轻人都去了天河CBD啦，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家。”少年时，他从天河搬到东山，“因为这里是教育重区”。上了个小北的技工学校，学了当时最新潮的计算机专业，被骂“天天打机”、“没前途”，最后却顺着命运之手当起了胜利百货新一代接班人。“天生喜欢古旧的东西，喜欢听老人家讲故事”。作为一个80后，超哥说起了接手胜利百货的初衷。可古旧，也就意味为“难改”。“不堪租金压力”，胜利百货是在2011年8月结业关店。2012年，超哥接手后，胜利百货原址开张，新招牌“欢梦园百货商店”。原来的三个门面，变成一个门面。超哥满腔热血，想要扭转乾坤。店里玻璃柜，用了几十年，花得看不清货品。他索性把旧柜“劈掉”换新柜。刚劈掉一半，老经理打来电话“那是历史，要留住。”玻璃柜，斑驳到难以看清货品 来源 / 商业地产头条于是，另一半货柜得以保留。结果，老街坊总喜欢聚在老货柜前面，新货柜区鲜有问津。同样被冷落的是，是新布置的成衣区。无奈之下，超哥不得不把门店彻底改为老百货制式。一盆冷水泼下来，老百货转型难，就像那些改不动的骑楼老街一样，像个宿命。就像他时常要接到来自朋友们的接连怼，“你接这个，有前途吗？”“人家都做不起来，你干嘛要接？”这时的北京路上，励红一样无法逃开转型困境。2003年，彪哥35岁，接管了励红。十年后，因原址租约到期，彪哥把店迁到100多米外的中山六路41号铺。次年，彪哥又在西关多宝路开了励红分店。分店开业时，彪哥信心满满：“老街坊心目中的老品牌，不需要促销宣传，靠的是口碑。”但三年后，多宝路分店在街坊和媒体的唏嘘声中关闭。问及原因，彪哥忙着招呼老街坊，插空简短回答“到期了，没人手，没精力”。
“应该有人会有失落感，但我自己没有的”
旧城老了，被边缘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层一层紧紧包裹着的失落感。“失落感啊，没有！”他果断摇头摆手，停顿半秒钟，又说“应该有人会有，但我自己没有的。”现在的李叔，已到“耳顺”之年，活得透彻。“城市中心跑到那边去，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一直住在这里，都习惯了。”几经辗转，李叔关掉了陶街上的电子买卖店。宝刀未老，他又给一家老店做起了电器修理，是陶街上小有名气老师傅。60后彪哥、80后超哥，却无法完全避开失落感。他们带着励红和欢梦园百货，守候原地。但原地不动，谈何容易。供货，成了他俩头顶的“最大危机”。“最经典的大笨象冲凉液品牌，因为卖身浪奇，断供了。益丰搪瓷厂倒闭了，猪毛鬃牙刷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幸运的是，彪哥和超哥重新联系上了浪奇，恢复了大笨象供应，也找到了搪瓷产品的替代品牌。然而，愿意继续生产老百货的厂家越来越少，成了不争的事实。荷花牌蚊帐、熊猫牌衬衫、三角牌电饭锅等多个老品牌，都先后停产。“老街坊常常抱怨缺货，但也理解老百货的难处，只能慢慢接受货架上的新潮面孔。比如，上海女人、OLAY、潘婷。”说到此，超哥的话中透着几多无奈，却少了很多在商人身上常见的“势利”。8年来，他从“打机少年”变成麻溜的剪布师傅；也从清瘦小伙变成了老街坊的“知心肥仔”。卖布柜台，是他专属“工位”。这里摆着一台老式验钞机，带印纸的记账本上，盖着一个个盖上红印章。“老街坊就爱看这个。”右手边还有个粘满硬币的磁铁，一边记账一边说，“老街坊最不喜欢硬币，很容易弄丢。”曾经的“打机少年”会认真手写记账 来源/商业地产头条碰上实在找不开零钱的时候，他就指指桌上的二维码，“要不微信支付吧。”“要绑银行卡？是拿橡皮筋，把银行卡和手机捆起来吗？”超哥学老街坊的口吻，笑着摇摇头。“我儿子、孙子，只是给我发红包，又没教我怎么用啊！”一来二去，扫码支付比例，从最初的30%，现在变成了80%。“老街坊”，是超哥生活中出现率最高的词汇；而欢梦园百货，则成了街坊们最习以为常的去处。老人记忆力不好，超哥成了定时“闹钟”。他会提醒老街坊，回南天多备几件贴身衣物；停电高发期要备蜡烛。“边聊天边卖东西”，欢梦园也从百货商店，变成零钱兑换担保“中介”、失物招领所、实体社交场。在欢梦园买东西的老街坊，背着PRADA 来源/商业地产头条“你们还能开到什么时候啊？”总有忍不住好奇心的街坊，突然来一发“灵魂拷问”。超哥只能给出“佛系”回应，因为他也没有答案。“我就跟他们说”，超哥环望这个82年没挪过位置的老百货，“能做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咯。”和货源供应一样，对于租金上涨，他同样处于被动一方。虽时常有人支招，让励红和欢梦园申请老字号保护、非遗文化保护。但现实是，欢梦园算是“新店”，不算老牌子。而励红，只有经营权，没有商标所有权，也不能申请。也有人建议，用抖音、电商、国货营销，把年轻人吸引过来。彪哥听得多了，只笑笑说“不会”。超哥看得很通透，远在CBD的年轻人只能“键盘支持”，真正的主顾还是那些老街坊。“我又不是贴钱做情怀。实在做不下去了，就去送外卖咯。”超哥突然指着门外，“我看外卖小哥跑来跑去，生意很好的样子。”他扯一下身上那件暗红T恤衫的袖子，胸前有一棵椰子树，三个英文单词：Love，Peace，Relax（爱，平和，放松）。
[1]辛亥前后广州商业的变迁，叶曙明
[2]繁华的北京路，欧阳旭
[3]惠爱西：蕃汉万家财源茂,广州文史
[4]广州励红百货坚守国货路 逆市开出第一家分店，信息时报
[5]广州男人的淘宝圣地又少一个：将军东电器城结束营业，南方都市报
[6]广州胜利百货重获新生低调开业 改名“欢梦园百货”，南方都市报
[7]广东客狂扫香港过半黑胶碟 广州陶街热炒，新快报
[8] 广州骑楼120年，南方网
[9] 激辩不断,广州掀起拆城墙运动，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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