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消防兵

妈今年80岁,满头白发,眼花耳背。

我用手轻轻的捋着妈的白发,妈拉下我的手说:儿子,你的手怎么粗拉拉的。堂堂的军官不当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

我呵呵笑着说,老娘,儿子本来就不是凤凰,公鸡而已,公鸡里的战斗鸡。我也没下架,是换了架,现在是作协的作家还是航空旅游的专栏作家呢。

妈呵呵笑着着说,做鞋的做家,还是航空旅游鞋呀,生意行不行呀!

我说,也不行,中美贸易战影响太大,挣点钱都交税了,然后我和保姆哈哈大笑。

妈也跟着笑,然后说,做鞋就做鞋吧,别坐家里就行了。

手机响了一下,朋友发来微信说,东哥,身边有人说你是消防界的咪蒙(公众号大V)。

我回复:我和咪蒙区别在于我们完全是对立的,第一,写作是咪蒙的职业,但写作是我的爱好,我不靠文字卖钱。第二,咪蒙在说粗话,毁三观,我在说真话,树三观。第三,咪蒙在编情爱故事煽情,我是记录真实的人生。

我坐在上座,圆桌挤着多年前我的士兵。

笠源当时是炊事班长,做饭。笠源只比我小一岁,笠源是前一年,被他爸从深圳抓回来当兵的,那一年我24岁,笠源23岁。在南方打过工的笠源,明显成熟于其他士兵。

笠源找到我说,队长,我训练不行,也跑不动,我去做饭吧,保证不误饭,于是,笠源就去了炊事班,说是班,就他一人。

多年前,在座的有的是班长,有的是新兵,我是中队长,卫东是指导员。

叶尔兰当时是二年兵,驾驶员。

我们的话题是那时候的素质。

那时候消防部队管理没现在严,但是从没听说哪里出事。半夜老兵偷跑出去看录像的事时有发生。中队基本是靠班长管理。因为那时候军队志愿兵改制刚开始,从管理角度上就是提倡:军官用兵,士官训兵。班长管理办法简单粗暴,不听话的兵就一个字:“打”。出警一般也是由班长带队出警。

现在谈比、学、赶、帮、超,比内务,比队列,比歌声,比笔记。那时候是比单、双杠。

那时候,晚饭前,大家自觉在单、双杠前轮着上,没人组织。是真比。

当时,我的单、双杠最高水平是七练习。而战士中能玩八练习的有几个,卫东善长的是长跑,全地区排名第二,排名第一是一位个小脚大的陕西兵。

那天晚饭前的比赛在酒桌上被提起。

先是下士钟玩七练习扑杠,力臂没跟上,差点把牙瞌了,撞的一嘴的血,下来后蹲一边不吭声。

当时玩八练习大回环是要用背包带做一个腕套,环绕在单杠和手腕上,以防脱杠,把人甩出去。

叶尔兰不需要,上杠,荡起,越荡越高,然后,就一圈二圈三圈,按标准应该下杠,但是那天在大家的鼓掌中,这个哈萨克小伙子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刺激,荡了第六圈的时候,单杠还在,叶尔兰没了,他被甩到单杠边与单杠平齐的平房顶上。

那时候的士兵,经得起摔,经得起打,所以到部队的目的就是摔打一下人生经历。

B

那时候,总队号召种大棚,学习和田支队后勤现场会种大棚的经验。

有条件的要上,没条件的也要上。我跟司务长算了一笔帐,建大棚的钱,够中队一年的菜钱,战士种的菜,不够机关干部分的。所以我很抵触种大棚。

有一天,参谋长见大家都在种菜,火了,骂着种什么菜,训练去。于是,我带着大家吹着口哨上了训练场,刚跑了几组二节梯,后勤处长来说,练什么练?菜还没有种完呢。

于是,我吹哨子集合,然后下达口令,解散,回去休息。

不久后,我从年出警500多起的市一中队调到年出警不足50起的县中队。我调走后司务长与数个老兵联名给支队党委写信,要求跟我一起去县中队,然后,领导认为是我鼓动士兵“造反”,为此我挨了领导一顿臭骂。

在县中队任中队长时,卫东是指导员,我们搭挡了一年后,卫东调到一个新组建的支队。卫东走的时候,我帮他收拾行李,宿舍的地面扔着好多奖状和证书。

我问他,不要了?他说,啥用没有。

我说,这是一段历史。

他说,这是曾经低头拉车,单位给开的证明。

我说,这是军人荣誉。

他说,这些荣誉不是给我们贴金的,而是给领导晋升添砖的。

我问,为什么要走?

他答,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根本没有想到要调走。

我说,你如果继续这样不抬头看路,到哪里都会被踢走的。

当年,参谋长的想法是让我在每个中队工作两年后,调回支队机关当战训参谋,但我是在三个中队各工作两年后,调到了总队当战训参谋。

在另一个支队,卫东先当了特勤队的队长,然后又调防火岗上当大队长,因为总是将领导安排的私事当耳旁风。领导对他很不满意。服役18年后,他决然离开了部队。那年,年底考核,我去了他所在的支队,在夜市上有过一次长谈。

我说,走了?他说,报告交了,退役。

我说,打算干什么?他说,没想过,回家先照顾一下老人和孩子吧!

那晚,我们一起吃饭。我没提这些事。他不抽烟,不喝酒,人瘦的衣服空空荡荡。

我说,病了?他说,没有,现在跑马拉松,天天健身。

我说,没事可干?

他说,健康的活着,才是对家人的负责。

我说,离开部队这么多年,回忆最多的是什么?

他说,悠扬的军号、训练场、灾难现场。

我说除此之外呢?

他说,没了。

我们真正亏待的不是情商低的人,而是那些灵魂不会下跪的人。

C

吃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中士穆。

中士穆退伍后考上了家乡所在的狱警,在工作半年后的一次执勤中淋了场雨,之后就高烧不退。从市医院到省医院,都被确诊为白血病。在他住院期间,我去看过他。隔着无菌室的玻璃,当年英俊的小伙子没了头发激素把他变成了胖子。

我无言的对着玻璃招了招手,给他的家人留了些钱。

我问他妈,有救吗?

他妈说,可能没救了,医生说可能只有半年时间了。

我无语。

后来听说,医生找他谈话说:你是党员,要坚强。我们这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了,你回家吧,要不去西安的血液病研究所再看看,也许有希望。

家里就这一个独子,为了治病,那时候把积蓄都花完了,借了几十万的债。但是,抱着最后的这根稻草,还是去了西安。

在西安,做完全部检查后。医生直接找中士穆询问。

大至意思是,你以前在哪里工作过。中士穆说,在新疆的南部当过兵。

然后医生说,你的病我们治不了。但是,你的病不是白血病,是一种地方病,你的血液中有一种寄生虫,你再回趟你当兵的地方,在那里有地方病研究中心,专治你这种疾病。

于是,得知免死令的家人兴奋的陪着中士穆回到了他当兵的地方,在那家地方病医院打了几天针,吃了几付药,花了千、八百元钱,结果,好了。

但是,中士穆几年后还是去世了,不是因为血液病,而是因为血压高,因为工作性质造成长期熬夜脑血管破裂,病故。

当年,在我得知中士穆病好后,给他打过电话祝贺。

那时候,我想到了下士钟。

下士钟,在那次扑杠不成功后,没人占用单、双杠时,他就开始训练。几天后,晚饭前,他给大家表演了扑杠和跃式下杠,他的目标是超过叶尔兰。

下士钟是湖南冷水滩人,内招兵,家里有亲属在部队。下士钟训练很好,军事素质一流,攀登挂钩梯速度飞快,中队没人能比。但是下士钟常尿血,后来去医院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也是一种类似于白血病的难治之症。下士钟服役期满后,拿了些医疗补助回到家乡,以后再没有消息。不知是否还活着。

在得知中士穆的治疗结果后,我就怀疑,当年下士钟,是不是得的也是地方病被误诊。我到处打听下士钟在哪?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找到他。

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死神来临》,人的命,在冥冥之中,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也许,也许真有一只手主宰着我们的命运。

D

我们是军人,穿着军装,但是我们从没有上过战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那天晚宴,下士兰说,队长,我常在梦中梦见军营,如果有一天祖国需要,我还会穿上军装,我不行就让我儿子去。

我们中间唯一一个经历战争的是上士哈尔曼,哈尔曼复员后在华凌集团工作,曾作为驻海外员工在西亚国家工作了几年。

那一年,他在格鲁吉亚刚好遇到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刚刚拉天帷幕,格鲁吉亚政府军利用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时,突然对南奥塞梯发动了闪电战,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州,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一直要求独立。

战争刚刚打响,驻格鲁吉亚的中资机构的员工都接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电话大至说,格鲁吉亚的内战,俄罗斯肯定会干预。请中资机构的员工大量的储备水和食物,并尽量呆在地下室,如果俄罗斯介入,可能会摧毁格鲁吉亚的网络和通信。如果战争打响,8个小时后,与大使馆联系不上,请人员集中向土尔耳和阿塞拜疆撤退,中方与格鲁吉亚的邻国正在交涉接受中国公民。

那两天,哈尔曼说,听着苏-25飞机超低空飞行发出的渗人的啸叫声,爆炸声不断,格鲁吉亚的军队很快被打败,飞机起飞一架被俄军打掉一架。从哥里到第比利斯的公路上到处是被俄军击毁的坦克和军车。格军事机构的办公楼被导弹打的都是窟窿。

格鲁吉亚通往外界的桥梁基本都让俄军炸毁。他们是准备撤往土耳其的路上接到大使馆通知,不用撤离了,中方与俄方已达成协议,俄军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

中国护照就是防弹衣。

哈尔曼说,他们看着冒着黑烟的俄军T-72坦克轰隆隆的开在哥里的街上,把格方的警车一台台的压成照片。只要不反抗,俄军也很友好。

哈尔曼说,不亲历战争,不知道和平的伟大,也不知道祖国的伟大。弱国无外交。这些小国家就是用来被大国欺负的。

哈尔曼在给我讲这个经历时,叶尔兰的酒已喝到温度了。

上一次吃饭,叶尔兰酒后唱的歌是《好汉歌》和《滚滚长江东逝水》。

当时,我给他说,下次要把《我和我的祖国》学会。

叶尔兰的歌唱的非常绝,要比演员底气足多了。

叶尔兰喝了口水说,队长,我完成上次你交的任务。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  ……

这歌声让我想起去年7月,我站在丹东鸭绿江断桥上,对面是已没有了桥身的桥墩,桥墩延伸的陆地是朝鲜。

1950年底,父亲随部队跨过断桥进入了战火硝烟的朝鲜,同行的队列中还有我两个舅舅……

那一年,陕西先后多次征兵,父亲他们是第七批,那时候,多数部队都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章……

69年前,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连共和国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也在穿越鸭绿江的行军队列中。我们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倾全中国之力,拯救朝鲜吗?当然不是,是为了保家卫国,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硝烟散去,今天,我们的贸易战开始了,面对经济掠夺,我们能妥协吗?当然不会,我们的军魂已融入了民族精神

沿鸭绿江边的休闲道走,这边是中国的边境小城市丹东,灯火辉煌,游人如织,对岸是朝鲜的第二大城市新义州,黢黑一片,点点灯光,廖若晨星。

道边一群老人乐队在演奏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天晚宴,气氛绝好。

但中士陆与中士金一直都不说话。原因是,那天中午两人喝了一瓶70年代的葵花标志的茅台,酒是中士陆从家里地下室翻出来的。当笠源在网上搜说,这一瓶酒能卖10万元时,俩人都不吭声了,一晚上都在想心事。

结束时,多数人已喝高了,下士兰说,我提议,为民族团结干一杯。

哈尔曼站起来说,什么民族团结,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为友谊干一杯,然后回头问我,队长,是不是这样。

我说,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为祖国的强盛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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