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西路147号，建于1933年的西班牙式风格的建筑，由中国建筑设计师奚福泉设计，占地面积为1260平方米。沿路的长方形平面略有凹凸，建筑左侧有室外楼梯到达二楼。红瓦多坡屋顶，烟囱突出于屋面，檐下有白色半圆形装饰带。门和窗户的形式多样，窗间有绞绳纹柱，黄色水泥拉毛外墙。
1951年起至2000年，柯灵先生与夫人陈国容就住在这栋楼的203室。在这儿柯灵先生孕育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改编或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腐蚀》、《不夜城》、《秋瑾传》等，著有多部散文集、文艺评论集及《柯灵电影剧本选集》等书。
西班牙式公寓住宅，1951年--2000年著名剧作家柯灵曾在此居住。
柯灵(1909.2.15—2000.6.19)，原名高季琳，笔名朱梵、宋约。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发表第一篇作品——叙事诗《织布的女人》而步入文坛。1941年与师陀合作根据高尔基的话剧《底层》改编成话剧剧本《夜店》(后改编成电影)，有广泛影响。1948年到香港《文汇报》工作，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等职。1943年7月柯灵编辑《万象》，至1945年6月停刊（本年仅出这一期），前后共43期，另有号外一期，几乎贯穿了上海沦陷的整个时期。均为25开本，每期约240页。《万象》是一份商业性的，面向都市大众的综合性文学月刊，创刊于上海孤岛末期的1941年7月27日，由陈蝶衣编辑，万象书屋出版，上海中央书店发行，发行人为平襟亚。
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公示
该住宅曾为陈伯藩所有。陈伯藩，1889年生于上海，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特命全权公使，中央政治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敌伪财产被政府没收。先有上海女实业家董竹君入住，后有著名作家柯灵与夫人陈国容入住与之为邻。
日前，位于复兴西路147号的柯灵故居正式向公众开放，都有共同的记忆。在静谧的道路上，曾看见柯灵独自一人或与夫人陈国容缓缓散步的背影。这是这位老人留给邻人的身影，也是他留在这座城市的足迹。
从1931年初到上海，到2000年在沪去世，柯灵一生与上海的情分深重。人生最后40余年，他和夫人就住在复兴西路147号203室的居所里，在这里,柯灵写下多部散文集、文艺评论集及《柯灵电影剧本选集》等书，改编或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腐蚀》《不夜城》《秋瑾传》等。
如今，曾见证过老人伏案疾书的书桌将展示在世人面前，柯灵的拐杖就倚在椅背上，仿佛他只是走开一会儿去楼下散步了，马上就会回来继续书写。
1951年左右，上海女实业家董竹君由法华路住所迁居至此处。这位独自在沪经营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馆的奇女子，当时将这两家企业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扩建为锦江饭店，作为接待中央首长和国宾之用。1960年底，董竹君迁往北京居住，当时考虑到她以后来沪居住方便和身体状况，上海决定为她留下147号房子并代付房租直至1966年。
几乎与董竹君同时入住147号的柯灵和夫人陈国容住在二楼203室。此后数年间，柯灵先后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等职。
陈国容家一共有四姐妹。1960年出生的朱欣是陈国容最大的外甥，打记事起，他就常常在柯灵夫妇膝前玩耍。他管大姨夫柯灵叫“大父”，也按照江浙一带的习俗，以男性长辈之名称呼没有生育的大姨妈陈国容为“大伯伯”。在他的印象里，爱好阅读的柯灵很快把房间变成一个大书房，杂志、书籍、报刊将屋子堆满到几乎无立足之地。书香，成为这屋子给朱欣最直观的味觉记忆。
因为陈国容的长辈多在银行执业，因此也从娘家带来一张银行职员使用的铁桌给柯灵作为书桌。在这张书桌上，柯灵曾密密麻麻分类叠放着各种书籍、工具书、与作者友人的通信，还有印有《文汇报》字样的稿纸和红蓝铅笔。这张铁桌保持了银行的工作特点，只要将上层的锁锁住，所有的抽屉便都被锁住，十分牢固。
1966年9月的一天，柯灵突然被叫到作家协会办公室，旋即就被人带走关押，此后背负污名被羁三年。在这三年中，失去丈夫音讯的陈国容孤苦无告，到处寻找柯灵下落，与此同时，147号203室的书房被封，只余一间卧室可容居住。出事前，柯灵每月有三百余元收入，但失踪后，陈国容每月只有40元可以度日，其中还要费力周转留出钱款来继续支付房租，只为她心中一丝希望不灭，想着要为当时尚不知下落的丈夫保留下一个可回的家。
然而，在那样看不见曙光的日子里挨着，陈国容终于因为不堪负荷，而在家服安眠药自杀。她给丈夫留下纸条，写着“亲爱的，我们是无罪的，我先走了，真抱歉。”
所幸，因为发现及时，陈国容被送医救回。但病愈后的陈国容整个人却垮了，这位昔日重点女校的校长，瘫在床上，染上烟瘾，性情大变。很长一段时间，她回到自己父亲、即朱欣外公家养病。在朱欣的记忆里，这段时间卧在病床上的大姨妈总是一支烟接一支烟不断，原本健康开朗的人却沉默不言，即便说话好像也似洋人初学汉语那样生硬，整个人要靠着拐杖才能下床。
柯灵恢复自由后，来岳父家接陈国容回家，朱欣记得，自己的外公将陈国容搀上三轮车，而家里的孩子们则跑前跑后帮着提包裹。两个昔日精神抖擞的长辈，劫后重逢，却是默默无言，憔悴瘦损。那一幕，一直印在朱欣心里。
1971年，朱欣的外公生病，由陈国容接去，住到147号柯灵家中。如今向公众开放的柯灵卧室外，内阳台上的沙发，就是昔日外公的卧床。一年后，外公过世，这一天是1972年2月27日，恰逢美国总统尼克松访沪。
当时，中方政府特意到柯灵家，希望柯灵将一套《二十四史》赠予美国总统，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但当市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时，发现柯灵岳父辞世，遂未取书。
如今在故居里，观众还可以看到，这一套书还安好地保留在客厅《二十四史》专用的书架内。
由于当时书房和客厅被查封，于是卧室南部的内阳台就成为柯灵的临时“书房”，多用柜翻开前板平放可替代书桌用于书写。朱欣记得，“大父”特别喜欢看各种工具书，还在电台播出英语节目后，跟着学习英文、自习抄写单词。这些场景，现在也都真切地还原在了参观者眼前。
柯灵疼惜妻子。平生最讨厌烟味、也最反对抽烟的他，后来在每月领到生活费时，总是先买好烟，当作礼物送给陈国容。他理解妻子受尽苦难的灵魂需要纾解。
在书房和客厅解禁后，柯灵在书房里放了一张钢丝床。因为妻子病后神经衰弱，往往夜里稍有响动就会彻夜不眠。而习惯夜里看书读报的柯灵，就会在书房的床上睡去，免得回卧室惊扰妻子。
虽然在柯灵膝下长大，但柯灵却近乎一次也没有在文学写作上指导过朱欣。反而是陈国容在病情缓和后，每每会让外甥带着学校里的作文回家，把订阅的《红旗》杂志里的语句抄录下来，写在孩子们的作文本里。渐渐康复后的老夫妻俩，恢复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每次柯灵写稿取来稿费后，陈国容就会去旧货市场淘些摆设来布置家里，有时两人也会带着朱欣去天鹅阁或者红房子尝尝西餐。
陈国容视柯灵为神明，一直到老，还对丈夫尊崇有加。家人一起就餐时，尽管同桌小辈已经都是中年人了，她还要不断叮嘱“先让大父动筷”，“大父吃了，你们再吃”。
2000年五一假期中的一天，陈国容打电话向朱欣求助“大父不太对劲”。等朱欣赶到，发现昔日沉静的柯灵在沙发上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一直拉着衣服说“我的衣服没有拉好”，几十年来从未见过老人如此情绪激动的朱欣，决定叫救护车。
等到了医院，医生告知家属柯灵的身体出现问题，在入院检查中，向来温文尔雅的柯灵大喊大叫，旋即陷入昏迷。这一年6月19日，柯灵过世。
陈国容的精神支柱再一次垮了。她将两人一起生活的房间，按照柯灵生前的样子完全保护了起来，如守护着琥珀一般，不动分毫。
2014年，作家陈丹燕前去拜访时，看到园子里贴墙生长的青藤，已经爬上二楼，爬满了柯灵书房的小阳台，封死了久未打开的长窗，又向四周蔓延，封死了隔壁浴室的窗子。
屋内的客厅，保持着柯灵最后一次待客的样子，屋内的书房，也维持着柯灵最后一次写作的样子。桌上书籍整齐未动，放大镜还搁在日历上，一台收音机似乎随时要打开的样子，笔还没收进笔筒。
好似柯灵刚刚走开，很快又会回来写作。这一幕，让陈丹燕心中久久震荡，而如今，也将撼动着每一位前来参观的人士。
这一切都让人明白，陈国容比柯灵多活了7年，这最后7年，她为复兴西路147号203室内两个人共同的居所和回忆而努力守护。一如在风雨如晦的浩劫中，她曾以孱弱的身躯费力保存下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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