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用虚假解决方案，甩锅塑料危机？
作为塑料产品的提供者，塑料企业和使用一次性塑料的快消企业是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提出了各种响应减塑的目标与计划，然而，这些企业的减塑成效如何呢？
2020年9月，来自欧洲的市场发展基金会（Changing Markets Foundation，以下简称为：CMF）发布的《企业的剧本 | 关于应对塑料危机的虚假解决方案》调研报告告诉我们，企业更多是在“说废话”。该报告基于五大洲超过15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和调查，调查了塑料污染企业在面对塑料污染危机和应对公众压力所做出的行业策略，报告揭示了在看似美好的举措和承诺掩盖下，塑料污染企业如何在数十年来阻碍和破坏了行之有效的立法解决方案。
该报告是由CMF与独立研究人员合作撰写和研究。
主要作者(按字母顺序): Alice Delemare Tangpuori, George Harding-Rolls, Nusa Urbancic 和 Ximena Purita Banegas Zallio。
本报告中的信息来源可靠，出于善意，但任何可能将本报告解释作为指控某一公司或被点名的公司是具有误导性和不正确的。对于使用本文件或其内容所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tips*若如无特殊说明，本文配图均来自CMF调研报告。
以下我们来看看该报告中的部分精彩内容，详细报告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在环境运动的历史中，鲜有能够引起人们如此愤慨，高度意识和呼吁改变的问题。无论是充满塑料的海洋还是窒息而死的海洋生物，它们都已成为我们浪费性消费对自然世界造成破坏的典型例证。
塑料的加工，使用和处置也会对人体和地球健康产生一系列有害的影响。然而，无论人们的意识如何提高，塑料产量都在猛增（预计到2030年将翻一番），尽管人们一直在谈论清理和回收这些解决方式，塑料仍不断在我们的河流和海洋中漂泊污染。
而那些被视为真正造成塑料污染泛滥的罪魁祸首，包括化石燃料公司、消费品公司、包装生产商和零售商，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形成了大量的个人或团体倡议，旨在解决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对化解塑料危机持支持态度。但这份报告显示，他们背地里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保护自己的利润，并持续将廉价的一次性消费品和包装销往世界各地。
经过观察和分析，市场发展基金会（CMF）将这些塑料企业的应对策略分成了三个方面。
01.
拖延
游说作为拖延战术的一种，可以延迟对企业不利的立法，使企业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持现状，并为将来影响或削弱立法做好准备。
延迟还是一种精妙的技巧，他们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愿承诺，来隐瞒或虚假陈述数据以掩盖分散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法律延迟实施或增加立法附加条件，从而使公司有更多的时间来按照旧的模式进行营利或寻求其他漏洞。
基于两个来自环保运动Break Free From Plastic的最新品牌监测报告结果显示，CMF分析了可口可乐，高露洁棕榄，达能，玛氏公司，亿滋国际，雀巢，百事可乐，不凡帝范梅勒，宝洁和联合利华这十个最大的塑料污染者的自愿承诺。
报告对公司的评估内容包括：对于相关立法的支持情况（例如，强制性要求回收超过90％的塑料包装的立法）、企业的减塑目标、对可重复使用的承诺、对循环再生材料的引入，以及其透明度和负责任情况，包括其承诺是否适用于其所在的所有市场。
此外CMF还分析了公司是否确保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避免被其他一次性材料替代，以及他们是否致力于提高回收利用和回收利用的内容是否依赖于错误的的解决方案，例如化学回收利用。
研究表明，公司的承诺情况差异很大，有些企业没有相关承诺的（宝洁和亿滋国际），也有看起来不错的承诺（联合利华、达能和可口可乐）。然而，这些公司都无法拿出受过第三方验证的数据，并且始终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
例如，可口可乐1990年设定了一个目标，要开始销售用25％的回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rPET）制成的瓶装汽水。然而三十年后，他们的瓶子仍然只含有10％的rPET。作为全球最大的塑料污染者，可口可乐没有兑现承诺，还在长达30年中违背诺言，包括未能完成可回收材料的目标，以及未能履行回收以及引入替代材料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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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楚地说明，无论听起来多么雄心勃勃的自愿承诺，大多数公司都将其视为空头支票，极易被歪曲，改变或忽略，同时却还能方便地产生好听的头条。
公司也很少在其经营的所有市场中一致地运用其政策和承诺。在一些地区，许多公司似乎仍保有一些小范围的象征性项目（却被大肆宣传），但缺乏在全球范围有效减少它们的整体塑料足迹的行动。
02.
分散
拖延战术往往与分散注意力的的战术一起使用。多年来，此战术以歪曲谁是塑料危机真正的罪魁祸首为中心，从而混淆视听。
虚假的环保组织（如“让美国保持美丽”）和消费品牌（如可口可乐）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宣传活动一直将矛头始终牢牢指向消费者（或“垃圾虫”），从而分散人们注意到塑料生产商应对塑料污染危机的真正责任。
另一种分散注意力的策略是提供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例如清理海滩或用海洋垃圾制作新产品；提倡回收但又不是强制落实；夸大塑料产品的可回收性；吹捧其他一次性用途替代品，例如生物基塑料，可生物降解塑料或可堆肥塑料等等。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塑料生产商借着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机会，利用人们的恐惧反过来呼吁要对环境立法进行监管限制。尽管用于救命的一次性塑料个人防护设备（PPE）仅占塑料总产量的一小部分，但大型塑料企业竟抓住这场危机，为一次性塑料辩护，并反对威胁其业务的任何事物。
它甚至提出了科学上令人怀疑的研究，以使人们对可重复使用的物品产生怀疑，并着力推翻押金制和一次性塑料制品禁令。这绝不是一次性的机会主义，相反，它是大型塑料公司数十年来破坏和混淆有意义的解决塑料污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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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偏离
最终，塑料巨头一直试图寻找机会偏离立法，等其有朝一日能被忘却。塑料供应链中的许多消费品牌和其他公司都直接雇佣游说者来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政府。他们还通过众多贸易协会和建立或资助来影响政策的组织，以间接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成立了虚假的环保组织，或为现有的组织提供资金。他们既有的策略包括推动制定先发制人的法律以避免未来对塑料产品的禁令，试图以塑料产品有更好的可持续性为由，寻求获得相关法律的豁免，对实施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削弱执法，甚至为了一己私利，通过避重就轻的方式来误导立法。
许多集体行动并没有取得更好的进展。CMF分析了50多个重要的国家和国际计划，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塑料的可回收性和末端解决方案上，这些倡议有时是由公司自己发起的。例如终止塑料垃圾联盟(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其成员已承诺向其提供15亿美元。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笔巨款，但联盟成员在2010年至2017年间向新的石化设施投资了1,860亿美元，并持续向新的塑料产能投入大量资金。
一般而言，虚假的环保组织的工作主要是为了维护塑料企业的名誉，而在承担责任或执行上做得很少，这些团体联盟正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假象，其背后是塑料生产商和消费品牌得以继续向世界投入大量的塑料。此外，有些团体甚至会勾结起来，积极地拖延和破坏更具变革性的立法行动。这些偏离策略都在阻挠着环保立法的脚步，使塑料污染的解决遥遥无期。
随着非政府组织和调查记者深入研究并揭露他们的伎俩，大公司以及他们所支持的组织网络的虚伪手段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为了伪装美好的承诺，在表面功夫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然而，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却不闻不问，许多材料不仅是塑料都可以回收（和再利用），并且该行业可以转向可回收利用的包装，再加上允许消费者退还的押金系统。该行业并没有采用这些解决方案，而是增加了无法回收的廉价的薄膜和多层塑料（例如包装材料和小袋）的数量，并且正努力推动有害的化学回收作为“解决方案”。
当化学回收不可避免地失败时，世界将失去数十年对塑料污染具有潜在意义的行动时间，因此掌握合理科学的减塑方法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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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方法仍然需要改进和完善，塑料企业的减塑行动更需要及时落实。目前塑料行业的减塑行为大多是镜花水月，他们大部分的承诺都集中在可回收性和回收上，却对经检验行之有效、可大规模应用的解决方案加以反对。希望这些公司能够意识到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停止拖延和破坏法规的行为，不再转嫁对塑料危机的真正责任。
CMF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引入强有力的立法和强制性机制来遏制塑料污染的趋势。推行强制性回收目标与提高再生材料的使用，能有效地减少塑料污染和原生塑料生产并激励产品重新设计。另外，卓有成效的押金回收制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这能够帮助各国走上一条更有前景的可重复使用的循环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