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访求海内外王铎文献与书画，薛龙春教授谈百万字全新「王铎年谱长编」
白发无情侵老境
青灯有味似儿时
📍薛龙春和他的王铎研究
王铎自画像 局部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崇祯间历任右谕德、南京翰林院掌院、詹事府詹事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崇祯十三年（1640）迁南京礼部尚书，以丁艰未赴，十七年（1644）国变前夕升礼部尚书，亦未赴任。弘光间任文渊阁大学士，位至次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兵临南京，王铎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次年正月，王铎接受清廷任命，任礼部侍郎管弘文院事，直至去世，七年不迁。
王铎（1593.1.2-1652.3.26）,明末清初政治、文化与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2020年秋，薛龙春教授的《王铎四题》与《王铎年谱长编》（精装四册本）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出版。
自2006年起，薛龙春教授开始研究王铎，至今已经15个年头，期间他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文艺研究》《艺术史研究》《美术研究》《新美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集刊》等杂志发表了三十余篇学术论文，此次收入《王铎四题》的是其中四篇长文，按他的话说，这本小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他的王铎研究专著仍在撰写之中。
相比之下，《王铎年谱长编》的篇幅超过了100万字，该书通过丰赡的资料及对资料的辨析、考证，对王铎一生的行履、交游及其在诗文、书画、鉴定等领域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勾画。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有关机构与私人收藏、明清刻帖、民国书刊及国内外拍卖会图录中搜集到1000余件可靠作品。所有真伪问题还需研究的加*号标志，至于向壁虚造之作，除非为了说明问题，一概不收。收入年谱的每件作品，尽可能详其形制、材料、尺寸、著录情况、收藏地、内容，并释读题识、跋文与印鉴。其中包括许多不为学界所知的重要材料。
年谱精装本第四册集合160余件彩图，有许多罕见或从未发表的作品。在编纂过程中，薛龙春教授已对这些作品的真伪进行过严格的鉴定，读者足可采信。
《王铎年谱长编》精装四册本
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第一版
薛龙春教授现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史系主任。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6-18世纪的书法与篆刻史，此前他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等著作在艺术史领域颇受好评。
新书出版后，与此前一样，展玩有幸对薛龙春教授再次进行专访，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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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龙春 1971年10月生，江苏高邮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2008—2009学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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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要研究王铎，花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一位书家，您觉得值得吗？
薛龙春：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自己的学习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我读大学时开始学习书法，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正是书法展览热的时期，展厅中讲究视觉的冲击力，学习王铎成为一个热潮。现在回头想，那时大家只是觉得王铎的书法形式具有特别的感染力，但对于这种形式为何在17世纪出现，其中又能看到什么样的晚明文化这一类的问题，大多漠不关心。一些学者将王铎书作的表现性与晚明心学思潮作简单的连接，便觉得已经万事大吉。这正是普林斯顿大学王正华教授所批评的时代背景+作品风格的惰性模式。当我从一个书法爱好者转变为一个专业研究者时，我决定将王铎作为一个长期的研究对象来对待。
研究对象的选择也系于素材，素材是不是丰富，是不是具有复杂性，与大的时代的关系是否密切，都是考量的因素。越复杂的研究对象，越有可能在理论上有所创获。比方说，与王铎同时的黄道周与倪元璐也是值得研究的书家，但他们难以成为一个长期的研究计划，主要是书作流传不够多，有上款与年款的就更少，他们也很少在古代书画上题跋，甚至讨论书法的文字都非常少。这是因为他们并不以书家自期，黄道周甚至认为书法只是人生中七八等末事。王铎就大不相同，他是希望书史留名的，而且他的野心不止于此，在后董其昌时代，他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成为集诗文、书画与鉴定于一身的文化权威。他留下的相关材料就非常多，短时间内不要说整理，即便是搜集完备都是不可能的。
米芾《韩马帖》及王铎《致李元鼎札》
王铎《临米芾手札》冊（部分）
王铎《花卉》卷及局部
我做王铎个案，并非王铎个人的书法研究，而是以王铎为中心的文化研究，绝非对他个人作道德评价，或对他的书法作审美评价那么简单。这些年我的主要精力早已不是搜集资料或是撰写论文，而是在计划研究专著的写作。从材料的角度说，《王铎年谱长编》出版，说明这一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从单篇论文的角度说，我还有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没有完成，其余的已经都发表了。
问：您博士阶段是做唐代书论研究的，为什么会突然转向？印象中您在2007年就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明清书法的专著《郑簠研究》。
薛龙春：博士阶段我做的是唐代理论家张怀瓘的研究，选择这个题目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是当时的朋友中研究书论的比较多，大家讨论得多；二是当时我一边在工作，研究张怀瓘不需要经常跑图书馆，主要的书自己插架上都有。
但我完成博士论文《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之后，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古代书论研究的空间太逼仄，做早期书学的研究必须从书迹入手，比如战国秦汉三国的简牍、敦煌文书等大宗文献，否则从论到论，无从落实。比如，孙过庭《书谱》讲楷书与草书的关系，如果没有对早期书写活动的切实观察，你是不会真正有心得的，这些观察只能从出土简牍与其他墨迹——而不是刻帖中的锺繇与张芝——中获得。但我当时没有条件接触这些实物材料。
而书画拍卖会此时已经兴起，研究明清书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虽然偶见宋元名作，但明清书画毕竟是书画拍卖的重头。拍卖会上的书画真伪杂厕，对于锻炼自己的眼力大有帮助，加之有时还能上手把玩，对于书画的物质性我也有了许多经验。总之，没有拍卖会，今天的明清艺术史研究不会如此朝气蓬勃。
因为我在苏州读书的时候曾留意过王宠的书法，博士期间应人邀约还写过一册通俗性的小书。2004年我进入高校后，开始以王宠为中心全面搜集吴门书画家的资料，试图通过王宠和他的朋友圈来观察16世纪吴门的文化趣味。同时我又展开了对清初南京书家郑簠的研究，郑簠是清初第一个以隶书名世的书家，在一个汉碑热潮的时代，有16位著名的文士作八分书歌为他这样的布衣鼓吹，我意识到他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与王铎相比，郑簠的材料谈不上很多，因此我在短时间内做到了竭泽而渔，2007年《郑簠研究》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我在后记中说，这本书对于我意义重大，是我研究转向之后的试水之作。白谦慎教授在所赐的序言中对我多所奖掖，他甚至写道，如果现在有人希望他推荐一本书法史著作，他就推荐《郑簠研究》。对于刚刚进入明清书法史研究领域的我来说，这是莫大的激励。
问：从2006年开始进行这项研究至今已15年，今天回头看最初设定的研究计划和研究议题，有没有变化？
薛龙春：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从研究计划上说，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持续这么久，我曾天真地以为，五年时间能完成主体研究。除了王铎相关的素材丰富而复杂这一原因，也与我同时在研究郑簠与王宠有关，在《郑簠研究》、《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出版之后不久，我又为兴趣所牵，开始了乾嘉时期金石收藏家黄易的研究，《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在201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我的工作习惯，是很多不同的题目同时进行，写作也是如此。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会沉迷于琐碎的材料，而对研究对象的前后上下有宏观的思考。
从研究议题上说，改变就更大了。我第一篇王铎研究论文是2006年发表在《中国书画》的《从对野道的理解论及王铎与彭而述之交谊》，这是一篇交游考证，也辨析了王铎视张旭、怀素为野道的真正含义；最近的一篇是2020年发表在《文艺研究》的《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的篡改与王铎形象的重建》，通过细致的比勘，揭示王铎及其家族篡改王铎诗文集序文的作者、编选者以及信札受书人，及其背后的意义。从文章标题上，你或许会发现我的关注点确实有一些变化。
就我的经验，你粗粗了解研究对象时设计的一些题目，几乎都不足数，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你必定为一些材料或研究方向所吸引。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拍脑袋想出来的问题都是假问题，只有熟悉材料，从材料中发现线索并进一步查证、思考，这样发现的问题才是真问题。这些话，也是我反复对我的研究生讲的。
河南偃师王铎墓周边采访
问：我读了《王铎四题》中的四篇长文，研究的兴趣点确实大不相同。
薛龙春：这本小书是应王家葵兄与贺宏亮兄的邀约，收入他们最近主编的一套艺术史小丛书。原本我并没有这一出版计划，我只想完成一部像样的专著。不过贺宏亮兄在阅读了这本小书的稿子之后，对我鼓励有加，这样让我对未来的王铎专著更有信心。
收入本书的四篇文章，《王铎与集王字碑》《王铎刻帖考论》《王铎诗文稿的文献价值与艺术趣味》与《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法》，写作跨度7年。此次出版，我订正了原先的一些错误，也增补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对于结构与叙述也作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在研究的早期，我比较关心王铎书法与形式传统的关系，但随着资料的开掘与文献、图像的细读，文本功能、物质性、文化传播等更多有趣的问题开始涌现出来。这四篇文章展现了研究推进过程中我的学术兴趣的微妙变化。
《王铎四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
问：您的研究已经超越了通常我们理解的书人、书迹、书论的书法史研究的常见模式，有了新颖与独到的方向。
薛龙春：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方面，材料的范围不断扩大，人们不再仅将书论、画论当作有用的资料，材料不仅具管状的深度，更有网状的广度。因此，除了对王铎书作、刻帖、手稿、信札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考证之外，对于王铎及同时人的诗文集、笔记、信札等，我也尽力搜集与细读。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艺术史所讨论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审美与技巧，艺术的历史性、艺术品与具体环境的复杂关系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史研究突破了美术的范畴，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
王铎《边塞屯田》冊（局部）
河南永宁县文管所观摩《琅华馆帖》
王铎《铜雀瓦铭》
《王铎四题》中的一些思考，正也得益于研究环境的这种变化。比如宋明之间对集王字碑的批评，何以从品格化的“俗书”转向“集字”工艺的缺陷？除了传刻书法，刻帖在保存家族文献与塑造文化身份上有怎样的意义？文本的功能如何影响书家的态度，并在形式上产生巨大的差别？有意识的“作品”对日常书写产生怎样的冲击？为什么王铎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怪异？一个面目张扬的艺术家，是否就一定对工具、材料不加选择？这些思考，虽然只是我更大的研究计划中的几个点，但大致代表了我的研究旨趣。
问：我们也注意到您这些年非常注意与相关学科展开对话，似乎这在书法史研究领域并不常见。
薛龙春：对话的需要，来自于艺术史越来越将自己视为人文学科大家庭的一员。如果你只通过风格、印鉴、纸色或是望气讨论作品的真伪，别的学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知道你的研究对他有什么意义——我这么说绝无任何贬低书画鉴定的意思，恰恰相反，鉴定是书画研究的重要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发生了社会史转向，风格、形式、结构等等不再是新一代艺术史学者的旨趣所在，他们试图通过以图证史，通过重构作品的功能、生产与流通，通过发掘作品潜在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从而与历史学、思想史与社会史等学科产生交集与对话。这一动向很快影响到大陆学界。
我一直主张书法史研究要关心其他领域的成果，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并为其他领域贡献新资料与新观点，但我对“谋求对话”一直持保留态度。这就如同现在大家都讲跨学科，如果你连自己学科的技能都没掌握，你拿什么去跨呢？两个外行之间的跨学科对话，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看来，对话应该在更大的关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比如我在研究王铎时，也会研究王铎家族刻帖、刻集活动与社会身份的关系，研究入清之后北京的贰臣圈如何自我辩解并相互回护，研究王铎在与董其昌竞争中的占位策略，研究王铎的请托与晚明官员的利益交换，这些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都有对话，但都不是刻意的。刻意的对话不仅毫无意义，也会动摇本学科的根本。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如果艺术史领域都不研究那些杰作，都来研究艺术品（尤其是工艺品）的思想内涵，那么艺术史与思想史的界限是什么？艺术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是什么？
2016年，我和白谦慎先生有一个对话《艺术史有没有自己的方法》，发表在《读书》杂志的第6期，从中不难看出我们的焦虑。在目前的在浙大艺术史系的研究生教学中，我们始终重视一些专业基本功的培养，比如识别草书与篆书的能力、图片编目的能力、分析与描述作品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所不具备的。
问：《王铎年谱长编》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的？您的材料来源主要是什么？
薛龙春：自从决定做王铎与晚明书法的研究，我就计划顺带完成一部年谱。在我的经验中，材料不做到位，研究很难有所深入。我在写作《雅宜山色》一书之前，也完成了一本《王宠年谱》；在写作《古欢》之前，《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也完成了初稿。但《王铎年谱长编》不是我研究的最终目标，它只是王铎研究的副产品，出版这本书会大大方便其他的研究者，大家不需要再花十几年做同样的功课。
2006年，就在我开始研究工作时，张升先生的《王铎年谱》已经出版，张先生是历史学者，文献搜集的范围比过去日本与中国的书法史学者要广得多，贡献也最大。但随着研究资料越积越多，我发现张先生的书还不够细致，也有不少舛误，至于王铎传世书画、题跋、信札与手稿的搜集，更是极为匮乏。王铎毕竟是明末清初最具代表性的大家，他的一生牵涉到那个时代最重要人物，像董其昌、陈继儒、孙承宗、吕维祺、刘宗周、钱谦益、文震孟、侯恂、黄道周、倪元璐、祁彪佳、王思任、杨嗣昌、龚鼎孳、吴伟业、孙承泽、曹溶、张缙彦、周亮工、冒襄等人，都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与社交中。因此，重新撰写一部事迹详实而考证精良的年谱仍大有必要。
我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史籍、笔记、诗文集、手稿、书画作品与地方志。
本书使用了明清若干版本的王铎诗文集，如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诗集，比日本所藏残本多出了整整二十一卷。天津图书馆藏《王觉斯初集》黄居中钞本、河南图书馆藏明崇祯刊本《拟山园初集》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拟山园选集》残本，收录了较多王铎早年的诗文，对于我们钩稽王铎五十岁以前的生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也对30余种传世的王铎诗文手稿进行辨识、采录，并力图考证写作时间，纳入年谱之中。此外，王铎周边友人百余部诗文集以及清初各类总集、选集中的相关材料经过选择，也编入相关年份。一些地方志中除了人物传记，也有不少相关的唱和诗、序记、碑志、往来书札等，如《（顺治）汾阳县志》卷四《艺文》就收入王铎写给他的同年进士朱之俊的两封长札。
王铎《赵雪江画册序》拓本
王铎《题鸣喈丈像》卷
以图像资料而言，本书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有关机构与私人收藏、明清刻帖、民国书刊及国内外拍卖会图录中搜集到1000余件可靠作品——既包括卷轴扇册等正式“作品”，也包括书札、题跋、签条、诗文稿等日常书写，兼及刻帖、碑板、版刻序跋等经过编排、加工的手迹，其中有近半数难得一见。所有真伪问题还需研究的我加*号标志，至于向壁虚造之作，除非为了说明问题，一概不收。收入年谱的每件作品，尽可能详其形制、材料、尺寸、著录情况、收藏地、内容，并释读题识、跋文与印鉴。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铎书札60余通，上海图书馆藏王铎书札20余通，香港近墨堂藏王铎致戴明说30余札，这些重要的材料素不为学界所知。又如刻帖，过去学界熟知的惟王无咎刻《拟山园帖》、张鼎延刻《琅华馆帖》，但梁羽明刻《银湾帖》、薛葳生刻《日涉园帖》、张缙彦刻《论诗文帖》、李化熙刻《二十帖》等其实皆有拓本传世，除了保存部分王铎书作外，刻帖的主体部分都是王铎与友人的书札，其史料价值也不言而喻。
大都会观摩王铎书画
在京都国立博物馆查找资料
在观远山庄观摩藏品
王铎《与戴明说札》
王铎《与戴明说札》
问：晚明的书并不容易读，像王铎这样的书家，他写的字认起来也非常费力。做这些基础工作肯定非常艰苦。
薛龙春：王铎的诗文确实不好读。他常以自己的诗文需要注疏为得意，认为一般人都读得懂的文字，他就要烧掉。他崇尚古体，诗歌“不作晚唐宋元人语”，文章“不肯不作周秦汉语”。杜甫、韩愈而下，元白苏黄皆所鄙薄，至于同时的公安、竟陵与徐渭，更是他时刻针砭的对象。他的字也写古体，隶书、楷书与一部分行书，用的都是篆书字形，声称这才是正体，即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故学习二王，必须参用篆籀的字形。不过，他所用的古字有些有来历，有些来历不可靠，有些则是错字，所以清初冯班说，“作书忌俗字，人皆知之，不知亦忌古字”，并称他这么说是“为王觉斯（即王铎）发药”。在年谱撰写的过程中，识字、理解文意、断句耗费了极多的精力，虽然反复推敲，但学植浅薄，肯定还有疏漏之处。读者如果发现问题，幸有以教我。
王铎《自作诗》扇
王铎《自作诗》卷（部分）
王铎《自作诗三首》卷（部分）
王铎《自作诗》卷（部分）
问：资料的搜集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辨析考证应该更加困难，书中对王铎诗文、书作中涉及的人物进行的考证，有好几百处。
薛龙春：做这本年谱时，我力求考订王铎诗文、书札、题跋中所涉及人物的确切身份。我认为只有当写作时间、人物身份被确定以后，材料的意义才会充分显现。有些人物，通过诗文集与地方志就可以获得信息，有些则颇费考索之功。比如台北石头书屋藏王铎的一卷大楷，卷中并无明确的上款，但我注意到第五行的字高出左右半格，起首两字是“遂兄”，确信他是这件作品的受书人，又根据序文中提及此人在芜湖征税，考证出这件作品乃为王思任所书，王思任字遂东，崇祯初年曾以户部主事榷关芜湖。这件作品是不是送给王思任的，意义显然大不一样。又如，上海崇源2009年春拍有一件王铎书作刻帖，题为《予患难中，千里提携，千古义人，爰用作歌》，这里的“千里”是王铎的一位挚友，从《拟山园选集》诗集七古卷四《千里过存》“我爱季千里，无能度其美”句，知“千里”姓季，又据五律卷二十一《千里榷广陵闸不及相送》，知其人曾榷关扬州，查《（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于扬州钞关下发现季之骏之名，因知千里即季之骏。再如，王铎书作的一些上款，常常只写其姓字，如“威老蔡亲家”，或是字号中的一个字，如“带老先生大词宗”、“皓老先生”，我利用各种信息进行综合考证，知其为蔡凤、王潆与路振飞，这些人物都是地方大员，王潆还是重要的作家。如你所言，这本书中考证出的各类人物众多，在以往的研究中，他们从未被关心、被解决。
台北石头书屋观王铎画卷
石头书屋藏王铎大楷（局部）
编撰年谱还有一个好处，将不同形式的信息勾连与综合排比，零碎的材料往往会变得有组织。如济南文物商店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款识云：“天启乙丑孟冬，夜漏二鼓书，时同韩官岑、南思敦、温与恕、余望之，酒后胡涂，满纸葛藤，可笑也。涵一老先生大词宗教我，嵩下樵王铎。”涵一即陕西三原焦源溥，此作书于1625年的十月。北京大学藏《王铎手书残稿》有《焦涵一诗集序》，中有“涵一与余相遇于十年之前，长安舍中，同南中干烧蜡谈诗”云云，思敦、中干都是王铎同年进士南居仁的字，故知此序亦作于此际。又，私人收藏王铎《与涵老札》，无纪年，中有“诸老谕以画者，俱未敢领。……兼之天寒研冻，又无暖室，故如此。然老先生一画，虽手足肆应中必欲为知己一涂污之”之语，据“诸老”、“天寒”亦知作于此时。这三条材料在年谱中组织于一处，可以考见崇祯后期王铎与焦源溥的早期社交，作用非零碎状态可比。焦源溥后来为李自成所杀，王铎在流离失所之际还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王铎《与涵老》及局部
南居仁赠王铎《五言古诗》扇
所有的材料都经过考证与排比，就会完全系统化，因而《王铎年谱长编》完成之后，重构王铎的生平、仕履、行踪、交游及艺术创作活动就成为可能，这也为勾勒王铎的同僚圈、乡党圈、艺文圈等不同的社会网络提供了一个基础。
问：精装本的第四册是160余件彩图，对于这个部分您还是怎么考虑的？
薛龙春：撰写年谱虽然枯燥，但我毕竟有志与此，并不觉得辛苦。不过查阅这本书的读者，肯定觉得满目文字相当乏味，原先我计划增加一些插图，俾读者的视觉有所调节，在获得所需材料的同时，也有艺术欣赏的乐趣。但后来出版社决定专门增加一册彩图。
现在看来，图版集中于一册确实是个好主意，因为与谱文有对照页码，查找更为方便，纸张质量、印刷质量也都得到了提高。这些图版，也相当于资料来源的注释，读者可以与年谱中的录文进行对照。不过，因为年谱涉及到的作品上千件，不可能全部刊登，我选取的大多为谱主王铎本人的作品，少量为友人书画或书札。这160余件图版只是年谱所涉及作品中相当少的一部分，选取原则是罕见程度（如从未发表）、图片质量及在全书分布的节奏。在编纂过程中，我已对这些作品的真伪进行过严格的鉴定，读者足可采信。
问：您一直说《王铎年谱长编》只是研究工作中的副产品，那研究王铎的专著大概何时能够完成？
薛龙春：说起来惭愧，我2013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年谱的最后整理工作，在那一年中，我也开始考虑王铎专著的结构，我需要确定围绕一个什么样的大议题来组织我的论述。这些年中，书的结构反复建立、反复推翻，到现在已经数易其稿。书与论文集不同，必须有结构。过去15年，我虽然发表了许多论文，但这些论文中的材料与观点以何种方式成为这本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我而言确实是一个挑战。结构看起来是形式上的，它所反映的却是思维能力。目前我还在斟酌，有时觉得这本书已经隐隐现于眉睫之间，有时又觉得还不是最理想的境地。
去年以来，我的工作环境也有了一些变化，除了教书，培养研究生，我还要帮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策划展览，目前在带着学生做一个“金石不朽”的展览，明年五月“三吴墨妙：近墨堂藏明清江南文人书法”也将开展，每个展览都要出图录，这些都是牵扯许多精力的事，我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用志不分。不过，我希望自己能在三年之内完成这本书，也为王铎研究画上句号。我从35岁开始这项研究，转眼就到了知天命之年，人生最为可惜的，唯有光阴！陆游有句诗“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说的就是我这种享受读书滋味却不知老之将至的生活。
问：研究了这么多年，您觉得王铎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朋友圈中受欢迎吗？
薛龙春：入仕之初，王铎颇以清流自期，天启年间，他曾与郑之玄等人辞修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三朝要典》，崇祯间与大学士温体仁、杨嗣昌、薛国观等人不合，亦多发逆鳞之论。他曾向崇祯建言练兵、火器、屯田、御寇之术，1638年还曾奏请四千强兵，“请缨以繋寇颈，致之阙下；或巡边阅师，修理边堡，可效一臂之需”，但崇祯帝对此不屑一顾。因此1644年三月崇祯自经煤山之后，王铎既心怀悲戚，但对崇祯用人不当、吝财如命多有批评。1644年五月，他得到弘光小朝廷的征召，出任次辅，曾上书要求停刑、停建宫室、停选宫女，并善待南来大臣，勠力克服中原，但在与首辅马士英的角力中，弘光帝虽称王铎为“忠臣”，但王所上奏疏多无疾而终，而在危难之际，王铎请求“视师江北，以复国仇”，亦以“不允”告终。在清军渡江之前，马士英与弘光更是瞒着王铎相继出奔，将他与所有大臣置于水火之中。根据笔记的记载，王铎与钱谦益献城投降之后，弘光被田雄执至南京，钱见到弘光，伏地恸哭，至不能起。而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
入清之后，王铎没有任何反清复明的愿望与行动。虽然他不断为自己的投降辩解，“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但此时的王铎已经无意于政事，不朽的文艺声名——而不是名臣——成为他对自我的重新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入清之后北京贰臣圈的文艺主盟，无论诗文、书画还是古物的鉴定，他在文人精英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当时的北方官员与士子亦奉王铎为宗主。与董其昌一样，王铎通过题跋不断宣示他在这些领域的权威，董其昌也成为他取而代之的对象，在1649年题写在赵左画作上的跋文，对董其昌的轻视已不再遮遮掩掩。
王铎跋董源《潇湘图》
王铎題《圣教序》拓本
王铎当然不乏敌人，但总体上说，他一生中挚友极多，即使如此，他仍认为“交友易、交心难”，不安全感伴随着他的一生。王铎的朋友圈除了共同的理念与兴趣之外，也多有利益的交换，我将在《王铎的请托》一文中详细讲述这方面的故事。王铎作为一名京官，他利用资源与京官、地方官进行各种利益交换，但表面上却时刻标榜对现实利益的蔑视。这是晚明吏治与晚明文化的一个缩影。最慷慨激扬的时代，同时也是最言不由衷的时代，最人格分裂的时代。研究王铎，我无意于对他和他的友人进行道德的评价，我试图成为他们的同情者，试图理解在那样的浑浊之世，这些政治与文化精英的焦虑、困惑与出处的矛盾，文化多元的社会，其另一面恰恰是隐匿的文化断裂。这种断裂在晚明书画艺术中也有很多具体的表现。
问：王铎研究完成之后，接下来会做什么？还有什么新的研究计划？
薛龙春：我对明清文人艺术兴趣浓厚，今后的研究重心还会集中在这个方面。在17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中，在当时与后代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董其昌，然而，激赏他的人将他描述为文人画以来的集大成者，鄙夷他的人却说他根本不会画画，书法也“局促如辕下驹”。董其昌的相关素材无比丰富，虽然研究者众多，但研究空间依然极大。我做过吴门、晚明、清初、乾嘉的四个个案，有这样的基础，如果再花十来年的时间研究董其昌，我对16-18世纪艺术的观察与思考应该更为完整、更为深刻。这五六年来，我一直在留意搜集万历时期的艺术史料，尤其是与董其昌相关的史料。此外，对于清代的碑学与金石学，我也保有充分的兴趣。
王铎《临帖》轴
王铎《七律诗》轴
王铎《题松谈阁印史》
王铎《五律十首》扇
王铎《雪景山水》扇
王铎跋自作《兰石图》卷
本文图片由薛龙春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