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迷茫而错乱的世界，以及博物馆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本该是“慎终追远”，用现在的话说，文化自信。
正如司马迁在孔庙观礼的感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才是活的博物馆。故宫一进乾清门，是“正大光明”四个字。
如今的博物馆有多大的自信，又有多少教育意义，还需我们郑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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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博物馆镇馆之宝”说起
国庆大典前夕，数学家吴文俊院士荣获“人民科学家”勋章。吴院士还有一项殊荣：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他说：“我们最古老的数学是最现代化的数学。”
吴文俊院士
给现在的高中生一根棍子，测量日影的变化，可以算出天地的大小吗？可以由此制定精密的历法吗？
恐怕不行。而在古代，西周太学生学了《周髀算经》即可做到。
中国古代数学有两种：外算和内算。架桥造屋、测量土地、财政收支都是外算，人人都可掌握，如《九章算术》；内算则是国家机密，算的是天文地理，如《易经》《周髀》。
中国古代算学分外算和内算，内算是国家机密，算的是天文地理，如《易经》《周髀》
《周髀》有私相传授的切口。如令众多学者千年聚讼的“千里一寸”，立竿侧影，日影变化一寸，距离一千里，和实测差异巨大。但商高告诉周公，伏羲就是这样算的。
地图与真实地理数据会有关键误差，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因为地图是掌国之重器。《三国志》里，张松献西川图于刘备，刘备就得了蜀国。没有地图，无法治理国家。
现在说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国内现存最早、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据馆方介绍，这是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根据西方的世界地图，由官员李之藻协助完成。但随之而来的众多媒体报道和教材却开始“附会”。如说《全图》颠覆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又说利玛窦带来了先进的欧洲地理学知识及球面投影技术、开启了四百年西学东渐的序章，等等。
其实，李之藻在序言里明说，地是圆形，《周髀》和张衡已知道，浑天说主导的历代天文历法都以此计算。而“天圆地方”，也非说天地形体，而是说数学方法，说天地之道。天地之间存在一个可以转换的数学常数，即圆周率。
《周髀》所谓“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大戴礼》中，曾子则解释：天道吐气，地道含气，天道引发地球上的气候变化，故曰圆方。他甚至开玩笑：如果真的天圆地方，那么天空将无法盖住大地的四角。这不过是简单的经验和逻辑就可辨正的。
现在我们知道，圆内接正方形面积之比是3∶2，圆外接正方形面积和周长之比都是3∶4，即是传统所谓“叁天两地”“天三地四”。这是勾股定理在天文历法中的妙用。
而关于地理知识和测绘技术，《全图》是否为西方人原创、是否吸收了早前中国人航海的资料，一直在学界存有争议。
2006年，香港旅美博士李兆良出版了《坤舆万国全图揭密》一书，其中认为，郑和航海时代早有世界地图，利玛窦摹绘的母本来自中国。
其实，退一步说，比较恳切的观点是：这幅地图必然是结合了中西方当时已知的地理知识联合绘制的。尤其是，欧洲人之前制作的地图对东方知识极度缺乏，众多地图将中国分成三份：契丹、秦、蛮子……这还是元代的名称。地图前后绘制二十多年，完成时利玛窦早就去世。
至于绘图技术，其实并不存在“先进落后”。在此之前，郑和利用中国计里画方的地图、海道针经等技术已进行了世界大航海。事实上，正如学者指出，《全图》并不是实际测绘地图，而更多是示意图。“按着这幅图走到西亚是会迷路的。”“没有一个目不识丁的渔民拿着个不准确的拼凑的地图航海，他们宁肯看针经的图案或燃香计时计算时间路程。”
说回吴文俊院士，他在拓扑学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及其“吴公式”至今影响世界。但他自认为最大的贡献还是挖掘中国传统数学的价值。
在他看来，数学史上有两种交互出现的潮流，一是西方的公理化逻辑演绎体系，一是机械化程序算法体系，即东方数学，主要是中国数学。“中国古代数学根本不考虑定理不定理，而着重解方程，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就是算法。”所以，他提出数学机械化。他现在影响世界的“吴方法”，即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方法，正是从中国数学传统得来的。
看《周髀》，一个勾股定理如何计算天地大小、制定历法？吴文俊总结了其中的常识性原理，即“出入相补原理”：
一个图形不论是平面还是立体的，都可以切割成有限多块，这有限多块经过移动再组合成另一图形，则后一图形的面积或体积保持不变。反复使用，妙用无穷。
除历法外，中国古代发达的科技都与此相关。更抽象的说法，就是《易经》所言阴阳之道，老子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地人合一，天地的道理和人生、技艺都是相通的。
吴院士其实在继承清儒的工作，数学家在中国称“畴人”。清儒阮元著《畴人传》，记录了从商高到乾隆间的270多位天文家和数学家，并有41位外国人。西方数学经过中世纪断代，现代西方数学实际是12世纪后得自印度和阿拉伯。
在此之前，如号称博学多才的英国僧侣学者比得，他的本领是会算复活节(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的日期，和用手指来计算。
西元9世纪，法兰西查理曼大帝在位时，阿拉伯国王赠以时辰仪，欧洲人始见此物，欣喜若狂，称为“奇迹之作”。正是因为查理曼传播科学和人文，被称为“欧洲之父”。但在我们的很多学者、甚至教科书里，利玛窦却成了“为中国打开世界之窗”的使者，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2
文物看多了让人细思恐极
我一向对博物馆很感兴趣，每次到省外、国外，都会看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的建筑作品，江南民居与水乡结合的外型设计，像一幅水墨画。馆藏文物也丰富，但没什么惊喜，至少配不上苏州在中国的显赫地位。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开通我也去了，所谓“文化江汉，唯蜀先从”。蜀地是中华王道教化的急先锋和桥头堡，两汉、两宋盛极一时。尤其北宋，蜀学和洛学半分天下。成都文庙街曾有东汉时期“周孔并祭”的文庙，全国仅有。
成都博物馆
但成博似乎对于四川的文化定位有自己的理解，更愿意展示文明的碎片：盖碗茶、变脸、九大碗、蜀绣……当然也挺好。但里面没有大写的人。
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在“去中国化”。这倒不是说，这不是中国的东西，而是一种“媚俗”的观念：传统文化是“土”的，需要“洋气”的包装。
如现在风靡全球的“夜宿博物馆”活动，就在国内某博物馆生出一个“变态”：“与千年古尸，万年的化石同处一室一起休眠，来感受古代文物带给我们的刺激。”真是荒唐恶劣透顶。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本该是“慎终追远”，用现在的话说，文化自信。正如司马迁在孔庙观礼的感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才是活的博物馆。故宫一进乾清门，是“正大光明”四个字。如今的博物馆有多大的自信，又有多少教育意义，还需我们郑重反思。
中国的文物太多，思路不清晰，就看不出头绪。据称，古埃及文明比中国早一千年，按理出土文物应该更多。开罗博物馆馆藏文物据称30万件，常年展出的只有6000件；大英博物馆据称10万古埃及文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称有2万余件。这是国家级博物馆。
中国呢，看看省级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69万件，时常轮流展出。四川的四大博物馆共419万件，第二名山东330万件，第三名上海225万件。
再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古埃及文物如此少。拍卖市场上价格更高吧。现实相反，古埃及和古希腊文物很不值钱，值不了中国文物的零头。西方大城市没有文玩市场，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都有固定的文物古玩市场，蔚然而为产业。
这都让人想不明白，更让人凌乱的是：实物有的，书里没人写；书上明明写了，却没有实物。
比如赫然存在的金字塔，除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不要说17世纪、甚至18世纪前的任何文献、文艺作品，走南闯北的作家、诗人们从没人提它一句（对比唐诗里的长城）。
“战狼学者”提出疑问，为何17世纪、甚至18世纪前的任何文献、文艺作品从没人提及金字塔
《史记》里不会有上海。西汉时那里是大海，2000年前长江出海口在扬州。看看尼罗河的出海口，3000年前就在亚历山大港，那里有世界上最大图书馆，但不幸被火灾摧毁。
今年流行一个词“双标”，想想这些文物，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
最近十年，网上揭露古埃及伪史、古希腊伪史已成显学，欧美和中国学者都出版有很多图书。但主流学界以一句“战狼学者”盖棺论定，不作正面回应。
确实，那些极端的西方文明伪史辨，笔者也不赞成。正如中国曾经兴起的“古史辨”，这不过是由极端文化自卑走向了极端自大。
但，这个庞杂的现象至少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如何甄别正历史、“歪历史”。
历史从来不是和现实无关的。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充满偏见的“东方学”理论，防止“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
排丨阎家珲
审丨杨 军
图丨网 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