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信：难忘在铜川矿务局农场的岁月
黄堡文化研究 第363期
难忘在铜川矿务局农场的岁月
李晓信
原设在铜川的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先后都称“铜川矿务局”）当年是一个与铜川市政府同一行政级别的煤炭企业管理机构。1968年初，渭北煤炭工业公司（以下简称渭煤）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办一座“五七干校”或称“农场”。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是渭煤的副总经理白树荣老先生。先生姓白，确也是一头白发，但却精神矍铄、声音朗朗，穿一身深蓝色中山装，一看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干部。他带领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了我的家乡——当年的铜川市王家河公社赵家塬村（现铜川市王益区王家河街道办事处赵家塬村）。
赵家塬村地处原铜川市政府和渭煤两大机关的后院的塬上，地形地貌属于关中平原的残塬区，有塬有山，漆水河和王家河将赵家塬抱在了中间，两水相拥一塬，自然是一个风水宝地了。但这样的风水宝地在那个“极左”盛行的时期，生产队就是不打粮食。村里干部们的认识之一是土地面积太宽（多）。南面从川口蓝公房上个小坡，东面到老虎沟，西边到王家河河流的东岸边，7号、8号信箱、枣园沟、王沟、等处，北面到现在的王益区王家河工业区北，与圪堵村交界处。总面积大约为5000多亩。但当时的总人口不到1000人。每人平均5亩多地。所以认为是广种薄收，出工出力不打粮。由于穷，到了1968年该村点灯还是“油”，犁地还是“牛”。一工（指一个劳动日）只值0.08元-0.5元不等。大部分社员家庭是超支户。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年终一算账还要给生产队倒找钱。
渭煤的领导来到了当年的长在一起的三棵大杨树下，这三棵大杨树像是三棵“七撸八柞半，疙里疙瘩不上算”的大树抱在一起的规模，树荫下，几亩地都被歇的不长庄稼。可今天，树叶哗啦哗啦响，好像成千上万儿郎在鼓掌。大队、小队的领导都来到了树下。白总开门见山的说：“我们渭煤想在你们村开办一个农场，用你们一部分土地，给你们村通水通电，拖拉机免费耕地，办多件好事，你们商量一下，行不行，十天内给我们答复，你们上级的事，你们不管，我们去谈。”
这样的好事还用商量吗？村里干部们异口同声的说：“好事，干！”
于是，当即决定由当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姚忠义先生为代表，去渭煤公司回话，并代表全村签订有关协议。
就这样，经渭煤领导与原铜川市革委会、公社领导协商，此事得到了市、社两级的支持，赵家塬二队出土地400亩，其他各队也相应拿出了部分土地，签了协议。赵家塬村将赵进学家的一个窑洞给了农场做办公室，就这样渭煤农场（“五七干校”）成立了！
1968年8月的一天，天气热的像蒸笼一样，三棵大杨树下聚满了人，村民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来了渭煤及农场的几位领导和他们带来的“东方红-54型”拖拉机。
这天来的领导仍由白树荣副总带队外，还有第一任农场场长张经邦老先生。张经邦韩城人士，老游击队员，解放前跟着家乡的老革命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成立农场就被渭煤任命为场长，第一次来到了现场。随行的还有两个老革命老冯、老胡，以及拖拉机师傅胡志杰。白总等领导和村上、队上的领导在拉话，胡师傅开着拖拉机开始耕地。一会儿功夫，一块地就耕完了。在场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都说这铁牛还是厉害，不吃草，力量还大，耕地即深又快，真是个好东西！有了渭煤农场，我们今后耕地再也不用牛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
白总说：“我们不仅给你们耕地，还要给你们培养小拖拉机手呢。”队长说：“乃更好么！村里今后肯定需要这样的人才哩。”因为喜欢，我老是围着拖拉机打转转。胡志杰师傅指着又瘦又小的我说：“这个娃就行！”队长赵利益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我到了渭煤农场，跟随胡志杰师傅开始学习拖拉机驾驶及耕作技术。
胡志杰师傅当年年仅26岁，红润的脸盘上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浓眉大眼黑头发，留了一个“一边倒”的头型，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从小没了父母，靠哥嫂将其养大，后经姐夫介绍在宜君县政府做通讯员，后经招工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了一名铲车、推土机司机。这次成立农场，被总公司百里挑一，选调到了农场。
师傅的技术是一流的。他耕过的地，平平展展，严之合缝，不留死角。机器有了毛病，他一听便知原因，三下两下就修好了。深得领导和农民的好评
师傅的人品也是一流的。在农村耕地，他生活上从不挑三拣四，一碗面条足矣。当时农村流行一句话：说给拖拉机司机抽烟“抽的‘经济’别想犁地；抽的‘大雁塔’，犁地犁不扎；抽的‘大前门’犁地犁的神！”但师傅压根就不抽烟，照样精耕细作，一丝不苟。师傅常说：“咱也是农村人，绝不能忘本。农村人的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傅及白云霞大姐对我及我家的关心、关爱之情。
在农场期间，因为秋、麦两料耕地期间，我们要从川口蓝公房以上，一直耕地到王家河圪堵村以北，包括川口、赵家塬、南雷、圪堵村四个大队，十几个村庄，甚至建在田塬村的供电局农场也在我们的耕作之列。估计耕作面积近万亩。所以，每年麦后开始，就要昼夜不停地加班耕作。那时节，我们司徒每天都像“土地爷”一样，只能看到眼睛和牙齿，浑身上下全是土。为此，每逢周六，师傅都要领我到桃园煤矿去洗澡，并吃住在他家的那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里。“文革”期间，老父亲被抓，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经历过事情，加之身体有病，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神情恍惚。师傅和白云霞大姐将我母亲接到他们18平方米的家里，管吃管喝管住，虚寒问暖，精心安慰。云霞大姐又是医生，即管生活又管医疗，关心备至，使我母亲渡过了这一困苦时期。期间我去接母亲回家，师傅和云霞大姐硬是不让回去，又挽留住了一段时间。试想当时的形势，亲人都不敢相认，可我师父和云霞大姐没有考虑对自己以及家庭的影响，这是多么动人的高风亮节！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情和义。
50年过去了，农场的树长成了林，铜川矿务局农场的人和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1968年至1970年渭煤公司及农场为我们村里接通了水、电，解决了多少代人盼望已久的用水、用电难题，用水、磨面再也不用下山去了。一手老茧的老农，手捧从山下引来的山泉水，心里乐开了花。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终于成了现实。现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不是梦想，家家城乡有房，汽车行囊。人们仍然没有忘记渭煤及农场的无私支援。
农场里那些一心为公、勤勤恳恳的老干部徐文敬、马爱云、秦玉本、李金山、古万正；那些学富五车的老教授、老工程技术人员段基宏老师等；那些不知疲倦、辛勤耕耘的汽车、拖拉机司机师傅们；还有哪位精于园艺的上海人，园艺大师；还有当年在旬邑县马栏镇一带依物资换国军武器的矿务局铁路处长，等等。他们都是我当年最羡慕、最尊敬的人。每当他们被派在拖拉机后打犁沿磨（灰尘很大的苦活）时，我们几个小伙伴都会时不时的换下他们，让他们喘一口气，休息一下。
“文革”后，农场的人们都又回到了领导岗位，有的还担任了铜川矿务局局级领导，当时，我已到铜川制药厂工作，他们都希望我调铜川矿务局工作，但制药厂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也挺好的，因之未能成行。段基宏老师还被调到铜川市教育局工作，后又兼任陕西电大铜川工作站的辅导老师，在我上电大期间给了我和同学们精心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铜川矿务局农场是我从学校到工作单位的第一站，是培养教育我成长的地方，是一生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2017年12月5日于西安
作者近照
李晓信，男，铜川王益人，五十年代人，大学文化、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陕西省作协会员。著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在省、市报刊发表诸多文学作品和学术、管理论文。曾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称号。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