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苏木亚

默尔索 山河小岁月

 阿舒的话：

我们这样的城市人，已经习惯了现代商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召之即来的网约车，需要即可拥有的外卖，隔日送达的快递。千里江陵一日还，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童话了。

但对一些偏远地区如草原来说，人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处境：一边是便利的现代生活，一边是原始的牧场生态。当传统文明与现代便利在牧场相遇，生活在这里的牧民还将延续过去的节奏吗？

今天的推送，我想要介绍下面这篇讲述牧民生存智慧的文章，他们在坚守着倍受自然环境考验的传统劳作方式，但也接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化辅助。值得我们细细思索的是，现代商业的进入，对牧民这些草原文明的传承者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不会立刻有答案，但至少，开始讨论，就是一种进步。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一首《敕勒歌》，仿佛已把草原上的事道尽。古代牧歌的诗意加上远离尘嚣的纯粹，让草原生活至今都有一层理想色彩——蓝天绿草，把酒畅饮，纵马狂歌。

但那是呼伦贝尔这样的幸运儿才能拥有的。

阿木古郎草原没有这种期待滤镜。它隶属于内蒙古四子王旗，没有蒙古包，没有马头琴，没有篝火与歌舞，也不会有穿着民族服饰的蒙古族姑娘款款而来。即便盛夏时节，它的沙质草地也不茂盛，远看葱茏，近看则像极了中年人的头顶，只有蜣螂在忙着搬运牲畜粪便。

牧民苏木亚就生活在这片草原。

他承包了两千五百亩草场，养着四百多只羊。秋夏正是羊群“抓水膘”的季节，牧民通常要在清晨五六点起床放羊，忙到晚上八点后羊群入圈才能停歇。在羊群恣意生长的黄金季节，吃午饭变成偶尔的事情，晚饭也常拖到夜宵时间。最难熬的是，中午日头最为浓烈，草原几乎无处可躲，牧民的皮肤经年累月全晒成了黑红色。

没有异域风情，没有现代化便利，阿木古郎的苏木亚们，沿袭着靠天吃饭的传统方式，依靠着远超想象的劳动维持生计。

人类的现代化始于1776年。这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瓦特发明的新型蒸汽机正式投入使用。此后的世界，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极速改变着。

现代文明的强弱程度由沿海到内陆逐渐递减，世俗规则中主流与边缘的界限也由城市中心向国家边界延续。苏木亚这样依靠自然生态维持生计的群体，仍游离在世俗定义的进化体系之外。

对他们来说，生活并不是个是轻松的话题，可大多数人选择用最简单的方式面对。他们面对生活的坚韧与孤勇，是最普通的人类生存智慧。

草原上的苏木亚

草原游牧民族常常与中原农耕文化一起，作为不同文明的象征。在城市化进程不曾停歇的当今，农耕从边缘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游牧却逐渐成为历史。

1951年，游牧定居政策推行，内蒙古草原在30年内完全告别游牧生活。新一代的蒙古族牧民，不再随着季节寻找营盘，而是成为草原上的固定居民，拥有一片专属草场，相互做着相隔一公里的邻居。苏木亚就是其中之一。

牧羊人的生活已经不似外界印象中充满着迁徙与冒险。苏木亚家固定在草原一隅，由两间红砖房组成。尽管他承包的草原面积广阔，但住所非常紧凑。他和妻子全部的饮食起居，都集中在其中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另外相对宽敞的房间用来放杂物。

苏木亚家里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抑或是任何你认为生活不可缺少的小家电，甚至，连电灯都不是必需品。屋外摆放着的两块太阳能板，是这个三口之家平日的基本电力来源。

组成苏木亚家的更大部分是半包围着住房的羊圈，冬季的用红砖封了顶、围了墙，夏季的直接由铁丝围成。网栏里的四百多只羊的吃喝拉撒，是苏木亚每天忙碌的全部，也是全家人的生计所托。

“两千亩草场”有多大呢，相当于三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比许多大学校园还要宽敞。在当地“普遍五千亩起”的牧场规模下，苏木亚的草场面积一般大，羊也不算多。即便如此，管理这片草原也需要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苏木亚靠的是一辆红色的“豪杰”摩托车。

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生产活动之一，牧羊人的日常工作简单而繁琐，如控制羊群，让羊呆在通风凉爽的地方；阻止羊群进入别人领地；防止羊群聚集生病或被伤害……其他季节牧民也很难清闲，春季接羊羔，秋季贴秋膘，冬季防风雪，还有剪毛、挤奶等琐碎工作挤满了日常。

在《蒙古民族形成史》一书中，莉·列·维克托洛娃判断草原地区在四千多年前就开始了游牧生活。放牧、剪毛、接羔，这些现代牧民沿用的技能也全部来自于游牧社会的代代相传。苏木亚的劳动方式，与数千年前的祖先相比，恐怕并无太多差别。

可是，今天的时代又的的确确不同。现代化进程将天南海北的物理差距缩小，苏木亚早已用上智能手机，他能娴熟地使用微信和家人朋友联络，也习惯每隔两天就打开小程序买鸡蛋和蔬菜，等待社区电商次日送达。

摩托车代替了蒙古马，现代互联网科技为牧民生活提供了便利，其他世俗意义上的先进生活方式在这里则很难被接纳。根据内蒙古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在举国庆祝北京奥运会的2008年，在内蒙古的苏尼特左旗，每百户牧民中只有26户有电视机，6户有电冰箱，1户有计算机，还有38户在靠蜡烛照明。至2016年末，内蒙古全区农牧民即使平均下来，每百户拥有电冰箱87.5台，淋浴热水器13.45台，空调仅为2.19台。

苏木亚这样的传统牧民与现代文明的相处模式，是选择性地接受便利功能后仍回归最初的生活状态。而现在，这种自然选择面临着传承的断层，它并不来自于更高级的文明的侵袭，而是人类对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向往。

在阿木古郎草原，年轻人正在不断出走，走向呼市乃至更主流的中心城市。这种普世意义上的追求在当地牧民看来理所当然，“年轻人谁还回来放羊啊，这么苦，也没有前途。”

对牧民家庭来说，走出去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苏木亚家一进门的墙上，最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奖状，那是正在上初中的儿子这学期得的。他儿子高高瘦瘦皮肤黝黑，与典型的蒙古族男士无异，说最喜欢在草场上玩，但也向往南方城市的大学。对于未来是否会回到草原的问题，他陷入语塞，似乎从未想过，只有蓝牙耳机里流行乐的声音隐约透传出来。

在阿木古郎，似乎所有人都坚信，年轻人不会回到草原来。

文明的边界

确实，从任何一个大城市来阿木古郎草原，都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体力。毕竟，从这里继续向北一百公里，就会到达中蒙边境，不同的文明在这里接壤与分割。

但边缘并不意味着阿木古郎草原是文明的荒漠。

在这片草原的深处，有个名叫“大庙”的现代化小镇。当地人之所以管这里叫大庙，是因为小镇上坐落着锡拉木伦庙，一座始建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的藏传佛教寺庙。

锡拉木伦庙原本有五大独贡（殿），建筑群南北延伸约2里，东西约4里，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召庙之一。目前仅保留下来两座独贡，成为人们日常的夙愿寄托之处。

1999年，阿木古郎被确定为神舟飞船的主着陆场，此后每一艘代表着中国最高科技水平的神舟飞船都降落在这里。这让阿木古郎名声大噪的同时，收获了贯通草原深处的公路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对都市里的人而言，现代便利是一张离不开的温床，但对苏木亚而言，琳琅满目的世界至多像一个商场。偶尔，他会到商场里面进行消费，选择他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摩托车，太阳能板，手机，以及更舒适的衣服和鞋子。而在选择过后，他会回到以传统游牧为底色的日子里。

距离苏木亚家约两公里的小镇大庙，有学校、加油站、派出所、卫生所和养老院，以及二十多家蒙餐饭店。

这里是草原深处的香榭丽舍大道。而赵英楠，是维系运转的中心人物。

赵英楠是锡林郭勒人，出生于1986年，在小镇经营着一家超市，是这里少见的青壮年留守者。他学的是兽医专业，去过北京和青岛，辗转多地后，2003年随恋人到她从小生活的阿木古郎草原定居。

赵英楠的超市极具现代元素，支持移动支付，熟食、鲜啤等一应俱全，接近一百平米的铺子里，兼具超市、快递站点、社区提货点等功能。更准确地说，这儿更像是城市里的社区居民服务站——每天上午，住在附近的大爷们会过来小酌几杯，相互问候与交流。通常，年过五旬的大爷斌巴喝完一瓶二锅头，老朋友们就陆续过来了，大家一起喝着鲜啤续上昨日未完的话题。

如果没有到城市中接受教育，赵英楠也许已经扎根在某片草原深处。但现在，他们成为了草原上的新生能量，用已经开拓的眼界，努力将城市文明的实现方式带到草原，为牧民提供生活便利。

根据内蒙古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牧区人口总数约192万，而到2019年，已经减少了近30万人。传统牧民的生活逻辑，决定了苏木亚的选择。但也有人选择了不那么辛苦的生活方式。

牧民毕力格离开草原很久了，早已在呼和浩特定居。他在大专毕业后，以不顾一切地姿态扎进现代文明的怀抱，现在经营着一家旅游公司。他直言，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牧区。他的父母，也没有像大多数草原上最后一代牧羊人那样留守牧区，而是雇人打理自家的草场。

让毕力格这样魁梧得仿佛能解决一切困难的蒙古大汉坚定信念的，是外界难以想象的自然力量。

牧民的风险大抵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如沙尘，雨雪，干旱，狂风；二是畜群本身的不稳定状态，例如，冬天羊群会为了取暖，全部挤向避风处，这会造成许多羊被踩踏致死。

草原上有一种职业，叫“抖沙工”。春季，草原上往往沙尘肆虐，在沙尘过后，牧民应及时清理羊身上的沙尘，否则，沙子会影响羊绒质量，在吸热之后甚至会烫伤羊皮。可春季也往往是牧民接羔的忙碌时节，他们很可能几天不睡觉，只为顺利接羔。

一些牧民因此会选择雇人抖沙。“平均每只羊就能抖下几斤沙子，”毕力格说，“一只羊大概能收三四块。”如果牧民养了一千只羊，那么抖沙会花去近四千块。

大多数人很难想象，一场风沙过去，竟然有人会付出真金白银的损失。而这不是草原牧羊人面临的唯一考验。

当草原进入春天，牧草陆续长出，羊群在吃了一冬天的枯草之后，会格外贪食新鲜的青草。可是，这时的青草数量不多，分布也不匀，羊群便会漫山遍野寻找青草。这会直接导致羊群奔跑过度，一些身体瘦弱的羊，可能会因此累死。这种现象被称为“跑青”。为了避免“跑青”，牧民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羊群跑到阳坡上去。

理想情况下，一只羊的市场售价一千元以上，苏木亚的四百多只羊至少价值五十万元。羊的成熟周期短，妊娠周期也短，一年可以产羔六至八只，苏木亚的资产还会以稳定的速率增加。

但如果一场自然灾害袭来，他很可能会直接破产。农民一年欠收，来年便可重新播种，但牧民遭遇天灾的损失，大概率需要好几年时间来恢复元气。

生存的智慧

现代设施对牧民而言是功能性的，其所带来的丰富度与舒适性，对牧民们吸引力有限。因此即使面对这些现代文明几乎都束手无策的难题，草原牧民仍选择追随传统。

毕力格将牧民的思维方式概括为危机感思维。“他（牧民）总担心会出什么事儿，不是这出事儿就是那出事儿，所以没有办法放松。”他觉得，人们都觉得电视、冰箱这种现代设备很方便，但牧民的生活状态不允许他们思考如何享受生活，“除非他们把羊全卖了，住到城里去。”

那些真正走出牧区的人，他们已经是完全的现代人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但留下来的草原文明传承者，还在用生存智慧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幻，以最直接的体力劳动化解这些自然困难。他们不接受大规模舍饲，拒绝成为草场的老板或工人，让牧民的身份发生转变。他们抗拒的是变成一个商人，这样牲畜就成了纯粹的商品，而不再是与命运相连的重要部分。

假如将红砖房换成蒙古包，将摩托车换成矮脚马，苏木亚一家真正被现代文明优化的部分简直微乎其微。相反，传统的游牧生活模式异常明显：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住所不在乎大小，能遮风挡雨即可。牲畜是生活的全部，他们照顾牲畜，牲畜则为他们提供肉奶皮毛，彼此相依为命。

可是，社会从来都是在大分化和大改组中进步的。人口从乡村向县城流动，从偏远向中心流动，现代化是近三十年的时代大势。畜牧经济的脆弱性，让这些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始终卡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

但没有人能够定义哪一种选择更正确，也没有人能评判苏木亚坚守牧民传统或是毕力格拥抱现代生活哪一种更合理。

达林太与郑易生在合著的《牧区与市场》一书中写道，“草原畜牧业名存实亡，作为文化载体的牧区社区瓦解，有些牧民也许还留在草原，但再也不是草原的主人。”

这显然是对赵英楠这类群体进行的判断，但在当下，已变得不再适恰。

第七次人口普查，内蒙古全区60岁及以上人口为475.72万人，人口老龄化率接近20%，在全区老龄化率超过20%的5个盟市中，四子王旗乌兰察布市最高，达到29.95%。到2015年末，内蒙古牧区人均居住面积为26.07平方米，是1990年的2.2倍，而城市的这一数据是3.5倍。

老龄化进程之下，发展相对滞后的农牧区无疑更需要赵英楠这样的角色——为苏木亚这种传统牧民提供基础消费服务，也是农牧社区居民社交的宇宙中心。

当然，牧民生活无法像高铁提速一样代代翻新，也无法随现代科技加快步调，且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牧草的生长，动物的产仔，旱季的降雨，都纯粹倚赖自然规律的馈赠。坚守这种生活无关精神，也不用觉得它有多高尚，因为人活着是本能。

幸运的是，在现代商业如快递、社区电商的持续下沉中，以往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的角力，逐渐演变成自然渗透的状态——现代商业发展不以破坏或试图改变传统生态为目的，而是成为独特生活方式的辅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