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文丨钩沉索隐，推陈出新——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读后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2021年第2期（第112—117页），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何新文老师授权发布。
何新文
在佳作频传、新人辈出的当今赋学界，年富力强的踪凡（踪训国）教授，却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奇和惊喜。
2007年5月，踪凡历时八年在其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第一部著作《汉赋研究史论》，一经出版就惊艳当时。全书以65万字的篇幅，详尽而深入地叙论了由两汉至晚清近代两千年汉赋研究的学术历程，所取得的成就有如其博士导师、著名赋学专家龚克昌先生所评：“堪称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的学术大著”[1]。后来该书荣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可谓是实至名归。接着，此后十余年间，踪凡又相继推出了《司马相如资料汇编》、《中国古文献概论》、《赋学文献论稿》、《历代赋学文献辑刊》等多种赋学文献著述。其中，与郭英德教授合作编辑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一书，精选赋学古籍214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全200册的宏大篇幅影印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很快获得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深红色精装上下两大册的《中国赋学文献考》，由在中国古籍出版业界颇负盛名的齐鲁书社2020年6月出版。甫一问世，就因其在中国图书市场深受欢迎的突出贡献，被《出版人》杂志社等评为号称有中国出版业发展风向标意义的“2020书业年度评选图书”奖。这是踪凡撰著的第5部赋学文献巨作。该书系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赋论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历代赋学文献考”的结项成果。
捧读这一耗时多年完成的精心制撰，受益匪浅，也感慨良多。踪凡自道“九年辛劳，甘苦自知”，似乎有点气馁；但他又想到与司马迁、许慎、李时珍、曹雪芹等古代先贤耗尽毕生精力才完成他们的不朽名著相比，自己用九年时间做一个课题，已经算是速成了。“文之体制，大小殊功”，“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均成就了不朽之作。故清人黄叔琳在评《文心雕龙》“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时说出了一个我们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迟速由乎禀才，若垂之于后，则迟速一也，而迟常胜速。枚皋百赋无传，相如赋在人口可验”[2]。踪凡以九年之功完成的此书，亦必嘉惠学林，垂之于后无疑。
这是一部极具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述，规模宏阔，成绩斐然，胜意纷呈。但若以本人浅识言之，其中尤具特色者，尚有以下数端。
一、钩沉索隐，资料翔实丰赡，内容该备宏富，极具文献价值
赋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而又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样式，历代赋家驰骋其心智才情于赋的创作，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赋篇作品；伴随着赋的创作，关于赋的注释与理论批评也继之而生并不断发展。两千多年来，产生的包括赋创作和赋篇编辑、注释、评论等内容的“赋学文献”浩如烟海，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学和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赋学界以数百部研究论著和上万篇学术论文的不俗成绩，打破了赋学研究长期冷落的局面；赋学文献整理方面，如赋篇赋作、赋话赋论的汇辑、校注、书目编写等，也先后出版（或重印）了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高光复《历代赋论选》、费振刚等《全汉赋》、叶幼明《辞赋通论·辞赋的辑录与整理》、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历代赋学要籍叙录》、曹明纲《赋学概论·赋集和赋话》、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辞赋要籍叙录》、台湾林振兴的博士论文《清代赋话述评》，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全三国赋评注》，韩格平等《全魏晋赋评注》、简宗梧等《全唐赋》、曾枣庄等《宋代辞赋全编》、王冠辑《赋话广聚》、许结《赋学讲演录·赋集》、马积高等编纂《历代辞赋总汇》、孙福轩等《历代赋论汇编》等有影响的成果。
但是，同诗词、戏曲、小说等其他文体相比，赋的研究及文献整理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中如近2万篇之数的清代赋，还有清代所产生的大量赋集、赋论著作，至今仍少有人问津。即便是在马积高先生等编纂大型赋总集《历代辞赋总汇》之时，所查阅的清代赋学文献也还不够全面，所遗漏者仍然较多。有如马积高先生曾说：“清人文集存世者在一万种以上，要遍查这些文集把其中的辞赋都计算出来，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至少在目前无力办到。又清代的辞赋总集、选集也甚多，已知其尚存于世的即达数十种。我们近年编辑《历代辞赋》，计查别集约六千种，有代表性的总集数种”[3]。可见，马先生等掌握清代赋总集（包括选集）也只有数十种，真正被利用的仅限于“有代表性的总集数种”。中国古代赋学基本文献的清点和整理工作尚属薄弱，任务还很艰巨。
有鉴于此，踪凡特别在搜集、整理古代赋学文献方面下功夫。他充分利用在北京工作的便利条件，全面稽查市内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首师大等高校图书馆藏的赋学文献；还远赴上海、南京、西安、长沙、武汉、桂林等地藏书单位查阅图书，抄录赋籍序跋，整理出详细清单，撰写提要，评价内容，判别真伪，讨 论其文献信息，记录赋籍孤本善本的现藏馆所。
经过多年的辛勤搜集查阅，钩沉索隐，踪凡初步统计清代所产生的赋集、赋论、赋话著作，即有近千种。其中，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之清代赋总集有六十余种，加上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所藏，今日可见之清代赋总集至少有二百种，可以大大弥补《历代辞赋总汇》之阙漏和不足。所以，踪凡以为，尽管《历代辞赋总汇》已经面世，但目前仍然迫切需要一部全面揭示古代赋学文献面貌的目录提要著作，为赋学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文献信息。
在做了大量文献搜集查核工作的基础之上，踪凡此著对于自战国至清末约两千年间所产生的赋学基本文献进行全面考察，介绍其作者、产生年代、内容、价值、存佚、版本等基本状况，联系相关序跋和古今评论资料进行考证分析。所列入介绍的历代赋学文献多达623种，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公布的“久居深宫人未识”的文献；还有亡佚文献约280种，主要钩稽佚文，征引前人的考证和评论，努力还原其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为下一步的辑佚工作提供线索。全书总字数凡131万言。正文923页，另加《绪论》、《凡例》、全书《目录》和7张彩色书影，整个篇幅接近一千页。
可见，该书所列入的文献资料，十分翔实丰赡，全书内容该备宏富，极具赋学文献价值。这是第一个显著特点。
二、以“时代为纲、类别为目”的编写体例科学合理、自成体系特色
踪凡长期从事赋学文献的考辩研究工作，具有很好的文献学、目录学的专业修养，对于此著编写体例、结构的处理，也科学合理，自成体系。
（一）全书卷首列有《绪论》、《凡例》和详细《目录》。《绪论》概述“赋体文学发展简史”、“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本书内容与方法”与“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正本清源，条分缕析；《凡例》凡15则，界说书中涉及的相关概念、形式特点；《目录》的篇幅多达20页、600多条，详细而清晰，一目了然。读者先阅读这三篇文本，就如找到入门向导，会对全书丰富浩繁的内容有提纲挈领的基本了解，引发阅读兴趣。
（二）正文内容，以赋学文献产生的“时代为纲”，以列入的文献“类别为目”。先将历代赋学文献，依据时代先后划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代”共1—5卷；再将每一时期的赋学文献划分为“赋总集、赋别集、赋评、赋注”凡四大类。每类之下又分别为“正编”与“外编”，正编辑录“专门性赋学文献”，外编介绍“兼容性”或“依附性赋学文献”。所谓“专门性赋学文献”，著者在《凡例》里界说，是指专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编集、评论、注释的文献，如《古赋辩体》《历代赋汇》《历代赋话》等；有些文献虽不以“赋”名而专门论赋，如宋郑起潜《声律关键》、清黄承吉《梦陔堂文说》等，亦在著录之列；有些虽以“赋”命名却专论楚辞不论赋的文献（如戴震《屈原赋注》之类）则不叙录。所谓“兼容性赋学文献”，是指收录、评论或注释赋体作品较多的总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这类文献往往诗、文、赋兼收但赋占有较大比重，或者在一部著作中有专篇的论赋文字，如梁萧统《文选》、唐王棨《麟角集》等收录较多赋作，梁刘勰《文心雕龙》、唐李善《文选注》、清刘熙载《艺概》等包含有较多赋论、赋注等，皆属此类；所谓“依附性赋学文献”，是指一些载录或摘引有赋体作品或赋论文字的史部、子部文献，例如《史记》、《汉书》、《艺文类聚》及宋王观国《学林》、明方以智《通雅》等。
这种先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纲、断代为卷，再以文献内容分类为目的编排方法，既可清晰地显出溯源寻流的史的线索，又能横向展示出各个时期赋学文献的基本面貌。如将古代赋学文献，断代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赋、唐宋、元明、清代”共5卷，起自秦佚名撰《秦时杂赋》，止于清魏茂林辑《国朝十二科同馆诗赋解题》，就完全可以当成一部战国秦汉至清代两千余年间的古代赋学文献史来阅读；若只截取某一朝代，如第五卷“清代赋学文献”，包括第一章“赋总集正编”（叙录清赵维烈《历代赋钞》32卷等）、第二章“赋总集外编”（叙录清祝文彦编《诗赋备体》14卷等）、第三章“赋别集正编”（叙录清毛奇龄撰《毛西河赋》4卷、“非文学赋集”《续左传类对赋》等）、第四章“赋评正、外编”（叙录清浦铣撰《历代赋话》14卷、黄承吉《梦陔堂文说》11卷、孙梅《四六丛话》33卷等）、第五章“赋注正、外编”（叙录清孟浩注《雪心赋正解》4卷、辩论1卷等），就构成了清代赋学文献的断代史，可以了解清代两百多年间赋学文献繁荣的基本情况。
（三）各类录入的赋学文献的编写，亦有义例可循。如“专门性赋学文献”，即凡“赋总集正编、赋别集正编、赋评正编、赋注正编”类文献，因其价值最高，故无论存佚，皆加以著录、考证和介绍，梳理其版本源流，交代馆藏地，并提示研究状况。其编写体例，皆依“[编者]（著者、评点者、注释者）”、[著录与考释]（著录），或再加[版本]（馆藏）、 [内容]、 [研究]等项叙写，内容翔实；如“兼容性”和“依附性”赋学文献，即凡列入“外编”类的“赋总集、赋别集、赋评、赋注”的编写，因其价值次之，故一般只简单介绍作者和内容，不梳理版本情况。但是，本着“前详后略”的原则，宋元明清时期收赋20篇以上且影响较大的赋学文献，对其[版本]（馆藏）、 [内容]、 [研究]等项，亦有简略介绍。如此处理，正变兼收，内容该备，努力做到详略有别，重点突出。
三、史论结合，著录与考释并重、文献考察与学术评价统一
本书《绪论》在介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时表示：
本着重视史料、尊重历史的态度，通过对大量赋学文献的考察与评介，尤其是对于佚失文献的钩稽与挖掘，努力还原出赋在中国古代两千年间的盛衰演进之迹。……采用目录学、版本学、文学史等多种研究方法。稽查大量的目录学著作时，从中钩稽有价值的文献信息；在介绍赋学文献时，版本源流的梳理与优劣评判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赋学文献作为载录赋、评论赋的重要载体，其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当然也要得到应有的肯定。[4]
这实际上已经表明，本书的文献考释，是要史论结合，著录与考释并重，文献考察与学术评价统一的。因而，著者在考证、评述数百部赋学文献时，不仅系统梳理了文献编集、注释、评论的历史，也对一些重要的赋籍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首先，是在第1—5卷各卷卷首，分别写有一篇介绍本时期赋学文献基本情况及编写方法的概述文字：“第一卷《战国秦汉赋学文献》”、“第二卷《魏晋南北朝赋学文献》”、“第三卷《唐宋赋学文献》”、“第四卷《元明赋学文献》”、“第五卷《清代赋学文献》”，不仅有开宗明义之效，同时也能体现著者展示“赋在中国古代两千年间盛衰演进之迹”的用心。
其次，是在“著录与考释”之时，常以“今按”形式置以己见。如第一卷第一章《赋总集正编》著录秦佚名撰“《秦时杂赋》9篇”以下的[著录与考释]内，“今按”谓“这是一部断代赋集，大抵皆秦代无名氏所撰，内容驳杂，故称杂赋”；接着又在“《客主赋》18篇，秦汉间佚名撰”的[著录与考释]内，“今按”云：
此《客主赋》18篇，应是借主客问答以结构成篇的赋作，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之子虚、乌有、亡是公，扬雄《长杨赋》之子墨客卿、翰林主人相类，或因系汉大赋的典型体制而位列《汉志·诗赋略》第四类之首。《汉志·诗赋略》将战国秦汉诗赋分为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和歌诗。第四类杂赋12种，始《客主赋》18篇，迄《隐书》18篇，实际上为分类赋集。（第5—6页）
这类“今按”文字，显然表明了著者对于所著录赋学文献之作者、内容或结构形式特点的看法，颇有利于读者理解古代赋学文献的原始情形及其价值特点。
第三，除上述两点外 ，著者在介绍古代赋学文献的过程中，在撰写文献的“作者”、“版本”、“内容”及其“研究”状况之时，几乎都有所考释、辩证，
甚或是论述、探讨，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著者的己见新意。比如，对于《文心雕龙》赋学观的讨论，对于《艺文类聚》赋学文献价值的揭示，对于《古赋辩体》、《历代赋汇》版本的梳理，对于《会稽三赋》不同注本的介绍，对于《赋苑》、《赋海补遗》、《辞赋标义》、《赋海大观》诸书编者的考证，对于《宋金元明赋选》题跋的解读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有的已撰成专文在重要期刊上公开发表。建立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之上，本书的文献考释就不仅有了翔实的文献学基础，而且也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学术品质。试以第三卷关于《艺文类聚》与《会稽三赋》注本两则文献介绍为例：
《艺文类聚》100卷，唐欧阳询等编撰，载在第三卷第二章《赋总集外编》第一条。著者分列“[作者]、[版本]、[内容]、[研究]”四项，以28页近3万字的巨大篇幅展开叙写。其中，[内容]项内，依次列入《艺文类聚》全书39部299类之下辑录的853篇赋的作者和篇名，每部列目之后均有简要“说明”。著者指出“《类聚》将853篇历代赋归入39部299类，这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一次创举”；然后列入“《艺文类聚》对赋的归类与后代赋总集分类比较表”，在与宋李昉等《文苑英华赋》、清陈元龙《历代赋汇》、张维城《分类赋学鸡蹠集》、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的赋篇分类比较后，认为“从赋集分类史的角度来看，《艺文类聚》奠定了后世赋总集'天地人物’的分类格局，影响极为深远”；最后又总结说：“《艺文类聚》是先唐赋之渊薮，在保存先唐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赋体作品的归类，尤其是进行二级分类的做法，也对后代赋体文学总集的分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深远影响”。（第315页）
《会稽三赋》1卷，宋王十朋撰，宋周世则注，史铸补注，载在第三卷第六章《赋注正编》第八条。分列“[作者]、[著录]、[版本]、[内容]、[研究]”五项展开叙写。著者先在[作者]项内，简要介绍《会稽三赋》作者、南宋温州乐清人王十朋（1112-1171）以及南宋后期注赋者周世则、史铸的履历事迹；再在[著录]项内，介绍王十朋创作《会稽三赋》（即《会稽风俗赋》《民事堂赋》《蓬莱阁赋》）的背景资料；在[版本]项内，介绍现存“宋刻元修本”等《会稽三赋》注本及其馆藏情况；然后，着重在[内容]项内，分析评论《会稽三赋》的文学价值和地方文献价值，周世则注释三赋之第一篇《会稽风俗赋》的内容、特点与功用，史铸增注周世则《会稽风俗赋注》和补注《民事堂赋》、《蓬莱阁赋》，合并刊刻三赋的开拓之功；评论“周、史注本最早刻于宋代，当时即广泛流传，至今尤有宋刻元修本传世，可见其被珍爱的程度”；最后在[研究]项内，列入2013—2014年学界发表的两篇有关《会稽三赋》及其注本的论文目录。（第434—437页）
上述这两种赋学文献的叙写，既有对于编者（著者、注释者）事迹及文献产生背景的介绍考释，又有对于文献内容、版本流传、价值得失的比较评论，很好地体现了该著史论结合、著录与考释并重、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相兼的著述特色。
四、扩前人所未发、于不疑处生疑，推陈出新，创见迭出
本书在介绍“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时，屡屡写到这样的文字：“挖掘被埋没的赋学著述、发现被遮蔽的学术现象”，“于不疑处生疑”，“澄清种种误解”，“不盲目信从成说，有所取舍辨析”。字里行间，已然传达出著者企图挖深掘隐、推陈出新的学术追求。
其一，是在考查历代文献之时挖掘被埋没的著述和发现被遮蔽的学术现象。
比如，关于古代赋的注释，较早记载的有《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所著录的“《杂赋注本》三卷”，以及晋人郭璞、薛综、张载、刘逵、卫权等人对于《子虚上林赋》《二京赋》《三都赋》等汉晋赋的注。故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注例》云：“盖两汉魏晋四朝皆无自注之例。赋之自注者，始于宋谢灵运《山居赋》”，赋之他注，如有同时人而为之注，或后代人为之注者，则以晋人刘逵、张载、郭璞、薛综等注汉晋大赋为例[5]，对于汉代人的赋注却没有论及。当代赋学界对于古代赋注的论述，或以为“赋注兴起于晋、宋时期”而不及汉代[6] ；或虽注意到“赋注肇始于汉代，《文选》李善注即载有班昭（曹大家）对班固《幽通赋》的注释文字” [7]，却没有展开叙论。而本书著者从《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汉书》萧该音义、《文选》李善注等资料中，钩沉出汉代赋注584条，发现汉代注赋者有曹大家（班昭）、延笃、胡广、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等12人。其中，班昭（曹大家）对班固《幽通赋》的注释最堪注意：
曹大家是今日可考的最早的汉赋注释家，曾为其兄班固之《幽通赋》作注，惜其亡佚。但《文选》李善注，征引曹大家《幽通赋注》61条，《汉书·叙传》颜师古注引4条，《史记》三家注亦有1处征引。共计66条，去掉重复，实际64条，从中可以大致考知《幽通赋注》的主要内容及风格。……
曹大家注释《幽通赋》颇为详尽准确。其基本体例为先解释字词，再疏通句意，最后征引文献。……对此后的文学注释乃至经史注释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125—127页）
这些论述，既阐前人所已发，更扩前人所未发，颇令人振奋。已用大量事实说明，汉代赋注也是汉代赋学史的一部分，其地位和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又如，清代道光间学人黄承吉（1771—1842）所撰文论著作《梦陔堂文说》十一卷，因以“文说”名书，故一直为赋学研究界所忽略。踪凡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此书，发现该书收文10篇，其中就有《论扬雄<甘泉赋>赋与序不合》、《论<甘泉赋>通体皆以昆仑谀颂》、《论扬雄<河东><校猎><长扬><逐贫><太玄>诸赋》等9篇都与扬雄及其赋作相关，堪称是一部研究扬雄生平与其赋论、赋作的专著。黄氏读史论赋，又往往能够另具只眼，洞察秋毫，于不疑处生疑，寻绎历史记载背后的隐情。例如《汉书·扬雄传》记载，孝成帝时，“扬雄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赋的创作缘由是因“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扬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惩戒齐肃之事”[8]。但是黄承吉却发现赋中“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9]一段，是扬雄把赵昭仪比作了西王母，其献媚于赵昭仪之心，可谓急切而诚恳；而赋序所说“奏《甘泉赋》以讽”汉成帝之意之所以与赋文内容相矛盾，乃是因为扬雄作赋先在汉成帝之时，赋序则是写于其晚年的汉哀帝或平帝之时，此时赵昭仪因失德而自杀，于是扬雄作赋序而自托于讽谏，以掩盖其谄媚赵昭仪之心。这是扬雄“巧于作伪也”（第841—843页）。
著者不仅将黄承吉《梦陔堂文说》叙录于第五卷《清代赋学文献》之“赋评正编”之内，且细读文本，揭示黄氏另辟蹊径指斥扬雄“巧于作伪”的振聋发聩之论。颇能新人耳目，给读者以启示。
其二，吸收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并不盲目信从成说而是有所取舍辨析。
该著旨在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赋学文献信息，因而对前贤今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皆多所征引吸收。例如，对先唐赋总集、赋别集的介绍，即大量征引了王应麟、姚振宗、顾实、张舜徽等古今名彦的考证文字；对唐佚名《赋谱》的论述，则充分吸收了张伯伟、詹杭伦、何新文等的研究成果；对宋人郑起潜《声律关键》的介绍，即吸收了许结、詹杭伦的论述；对清代赋集《历朝赋楷》《同馆赋钞》《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东湖草堂赋说》编者、版本和内容的介绍，又吸收了潘务正、孙福轩、何易展的观点。但是，著者并不盲从已有成说，凡所征引，均在认真分析鉴别的前提下做出取舍或辨析。
例如，隋唐之际《文选》学者曹宪所撰《文选音义》，《旧唐书·儒学列传》本传记载“甚为当时所重”，至《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为“亡”。但是，2014年宋恪震先生《选学最早几部撰著试述》[10]，从日本金沢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中勾稽出曹宪《文选音义》佚文3条；同年，日本广岛大学陈翀博士发表《曹宪籍贯行历新证及其<文选>佚注考》一文，从日本人释中算（平安中期）《妙法莲华经释文》钩稽出曹宪佚注58条，从释信瑞《净土三部经音义集》所引菅原是善《东宫切韵》中钩稽出曹宪佚注26条，又从释杲宝《大日经疏演奥钞》中钩稽1则，合计为85条，颇是丰富[11]。著者经过仔细分析考察发现：“宋恪震所钩稽出来的3条曹宪《文选音义》佚文是可靠的，而陈翀先生所勾稽出来的85条佚文则真假难辨，需要逐条进行考证确认后，方可使用”，其中第60—64条，分别是“菩萨、算计、文艺、导御”等词语，“今查《文选》所收诗文，并未使用过这5个词语，那么曹宪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当然亦不可能出自其《文选音义》，而可能是其他著述”（第439—440页）。
又如，当代赋学界对于清浦铣所撰《历代赋话》与李调元所撰《雨村赋话》孰先孰后,以及《雨村赋话》赋论成就评价的问题，一度歧见纷纭。本书著者经过辨析比较，认可有学者所持浦铣是“赋话的开创者”和“现知清代成就最高的赋话作者”（第831页）而李调元《赋话》“不是系统的赋论著作，还较多地吸取了他人成果”（第836页）的论断；但是，在介绍宋林埛所撰《赋文精义》时，则又直接指出了该学者的不周，从而纠正了其说之讹误处。如著者说：
宋林埛《赋文精义》一书，是一部重要的赋学论著，惜已散佚，何新文先生从宋孙奕《示儿编》中钩稽出三段文字，凡430字[12]。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其中230字为林炯所撰，而“予按”、“予稽”之下，皆为孙奕的按语，并不出自林埛。（第6页、第407-408页）
像这样不盲目信从已有成说而有所取舍辨析之例，在此著中俯拾即是。所体现的正是著者以提供客观准确的赋学文献信息为旨归的专业素养，和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客观的学术精神。
除了上述这些在内容方面的特点之外，此书在策划编辑、装帧设计、印制、校勘等方面，也很有特色，堪称质量精美上乘。不难想见与事者对于传统文化和图书出版事业的敬畏精神和辛勤运作。
踪凡这部名为《中国赋学文献考》的著作，第一次对中国古代赋学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点与评介，努力地还原赋体文学在两千余年间创作、结集、注释、评论的真实图景与演进脉络，在承担赋学文献考释任务之同时，又堪称一部客观的赋体文学研究史。
当然，限于时间、精力和客观条件，书中遗漏缺收的赋学文献仍然在所难免。除著者在《绪论》中提到的一些尚未寓目的碑刻、书信、地方志、出土文献与海外所藏汉文文献之外，其他如载录辞赋作品均有数卷之多的著名文学总集《古文苑》与陈仁子所编《文选补遗》，也似没有收录；又如，此书第一卷叙录《汉志·诗赋略》“杂赋”类文献时，颇引王应麟、章学诚、刘师培等“总集”或“别集”之说以及当今学人之说为证，而程千帆先生1936年所撰论“著为变例、别录主题、以类相从”的《汉志杂赋义例说臆》（载所著《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则未涉及。此外，笔者以为，书中所叙录的文献，有的内容较繁篇幅过大，似可简略一些；又，第一卷第一章所列[著录与考释]项内（例如《孫卿赋》、《宋玉赋》条下），大量征引宋代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以及清代沈钦韩、周寿昌、姚振宗、姚明煇、顾实等人《汉书艺文志》论著的相关文字，仅以“◎”或“○”相近似符号区分，间隔不明显，亦不大便利读者阅读。如此之类，既是百密一疏、瑕不掩瑜，更何况著者已在与马自力教授合作进行《历代赋学文献续考》的研究，相信会有更进一步的弥补和精进。(2021.2.4，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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