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没落 4 ：三世纪的危机
常思勇 感悟常识 今天
罗马帝国从公元211—284年这73年间的历史，被称为“3世纪危机”。
造成三世纪危机的最大原因
后世的历史学家和研究学者，通常把造成3世纪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统治阶级的昏庸；蛮族的频繁入侵；经济的衰退；知识分子的愚钝；基督教势力的崛起等等，盐野七生认为，以上的分析都没有错。但是在罗马人漫长的历史之中，绝对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些问题。除了基督教势力的崛起之外，其他的那些问题他们多少都经历过。可是为什么之前都能够克服的问题，到了3世纪就变成无法逾越的鸿沟了呢？
盐野七生强调，造成3世纪危机的最大原因，就是政局的不稳定。正如下表所示。
这73年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期。期间被认为是正统皇帝的有22人，这些皇帝几乎都是军人出身，被各自的军团拥立，大都死在自己士兵的手上或被敌军杀死，使得政局极不稳定。
政局不稳定，即便在通信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也会对政策的连续性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更何况从广阔疆域的边缘向首都罗马传达信息，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时间的两千多年以前了。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来说，由于帝位频繁更迭所导致的政策无法延续，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帝国长期处于失控状态
三世纪危机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罗马帝国在7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央政府完全运转失灵，根本就没办法控制帝国的内政外交。甚至一个皇帝的命令下达以后，还没有送出皇宫，这个皇帝就被杀了。
在三世纪危机期间，不断有人从地方起兵杀进罗马城，改朝换代。甚至连改朝换代都算不上，至多是靠武力篡夺了皇位，当了几天皇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混乱局面的发生？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权力架构是行省地方分治。通常内陆行省为元老院行省不驻军，皇帝行省为边疆行省，负责帝国的安全保障有军团常驻。
这种皇帝行省有兵权的情况，在强势皇帝当政的时候也不是大问题，因为对强势的皇帝来说，单个武装行省的叛乱，根本无实力对抗皇帝率全帝囯武装进行镇压。但问题是罗马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每任皇帝都是强势的皇帝。加之，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体系，一直都是混乱的，只是在五贤帝时代采取了任人唯贤的养子继承制度，才让德才兼备的皇帝密集出现。但从马可·奥略留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康茂德以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再加上塞维鲁王朝对军队的过度收买和依赖，让士兵失去了对国家的忠诚。
在没有忠诚这个信仰支撑的情况下，反正打仗就是为了钱，打赢了还有可能成为皇帝，为什么不铤而走险试一试呢？因此，塞维鲁王朝末期，第一支反抗军就开始出兵了。这个人叫做马克西米努斯，他不是像从前的皇帝那样，来自罗马的精英阶层，而是一个牧民出身的行省里的小官。也正是这个牧民出身的小官，带兵杀进罗马，终结了塞维鲁王朝。
从这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罗马帝国再没有安宁的日子，地方军阀的混战此起彼伏。他们不是手握军权的行省总督，就是被当地士兵推举为“皇帝”的篡位者。当所有人看重的只是皇位和权力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去关心国家的治理。罗马城变成了野心家谋取私利的战场，帝国政府自然就陷入了瘫痪状态。
帝国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在塞维鲁军事改革期间，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塞满士兵的腰包，不要管其他人”。为了收买和讨好士兵，他把军队的军饷提高到了之前的6到8倍。士兵是高兴了，可这笔钱从哪来呢？当然是从国库里抽，从各个行省搜刮。但问题是行省每年能够上缴的税收，是维持在某一个水平的，怎么可能像军饷一样，突然就增加6到8倍？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给士兵发饷，就只能靠不断挑起对外战争，用战利品充当军饷。可打仗需要钱，士兵战死，补充兵源还需要钱。这种“以外部矛盾解决内部缺口”的手段，到头来只能是个死循环。
那既然“向人要钱”这条路走不通，就“向钱要钱”吧。塞维鲁王朝打起了货币的主意。罗马帝国时代，金、银、铜三种货币都有，但最常用的还是银币，叫做第纳尔。在帝国早期，货币贬值的情况偶尔也出现，但幅度通常很小，但到了三世纪危机前夕，主动的货币贬值就成了常态。这个时候的皇帝们，每当遇到财政困难，都会不约而同地求助于货币贬值，因为不管怎么样，必须给士兵发出军饷以稳定军心；同时也必须不断举办大量的公共娱乐，兴建大量公共设施，以赢得民心，而所有这些都需要钱。这样从五贤帝时代末期，第纳尔的含银量就一路走低，到了塞维鲁军事改革以后，更是呈现了断崖式下跌，如下表所示。
特别是在三世纪危机期间，各个行省靠武力夺权的皇帝一个个上位，他们既没有治国经验，也不考虑国家利益，仅仅是把皇位当作“提款机”。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把货币再次贬值，只做表面的数字游戏，并且他们武装夺权的过程本身，又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在增加了所在地区士兵比例的同时，也减少了实际生产的人。在产出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只是一个劲地提高货币的面额，无疑让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截止到三世纪危机结束前，帝国发行的第纳尔银币，很多都是用铜做的，只是镀了一层薄薄的银，经常是刚发行不久，表面的银就被磨掉了，所以，这种含银量的数字游戏只能缓解一时，当罗马公众反应过来，货币贬值的效果就失灵了。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把纯度高的银币都埋在了土里。最后，到了帝国晚期，罗马政府甚至开始用粮食来征税和发军饷，民间很多地方也恢复到了“用实物交换实物”的原始状态。整个社会经济，遭受了一次大倒退。
这种倒退影响最大的就是农业。罗马帝国的农业，主要靠奴隶租种土地的方式种植生产，但随着货币短期内的快速贬值，土地的租金也飞速上涨。为了维持生活，奴隶只能选择逃跑，或者起义。在三世纪危机期间，各种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而罗马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奴隶制支撑起来的农业经济，也全面崩溃。一片片土地被抛荒，没有人去耕种，粮食大规模减产。由此带动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购买力下降，商品滞销，商业和贸易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最终，整个罗马帝国陷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帝国的安全保障防线走向崩溃
帝国政局不稳，手握军权的各边疆行省的总督一心想争夺皇位，必然选择釆取过度纵容的蛮族政策，让帝国的安全保障防线从内部瓦解，走向崩溃。
从表面上看，罗马帝国最终被蛮族毁灭，但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帝国长期以来的采取的蛮族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是罗马人自己，向蛮族的涌入敞开大门。是政策上的纵容，让帝国的领土被不断蚕食，直到最后衰亡。
具体说，三世纪时候的蛮族，主要指的是广义的日耳曼人。它有很多小的民族分支，比如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哥特人等等，还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罗马在不同时期对蛮族的政策，呈现出不同特点，但总体上，是一个不断纵容的过程。在罗马刚刚诞生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经常是把蛮族打得四散奔逃，但问题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本来就是游牧，不像罗马人这样定居在城市里，你把他们打散了，他们重整队伍回来继续骚扰。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就是在屋大维时期的“条顿森林堡战役”，罗马人由于对地形不熟，加上轻敌，几乎全军覆没。
从这场战役以后，罗马人知道了蛮族的厉害，既然不能消灭，就尽量和平共处。在五贤帝时代末期,一些蛮族被允许在帝国边境外定居，但不能入境。不过那些守卫边境的士兵，总是乐于和这些蛮族做些小生意，比如说用罗马的陶器、手工艺品，来交换蛮族地区特产的琥珀、兽皮等等。如果仅仅处在这样的做生意状态，那也不会有后来的灾难。最关键的转变在于：罗马实行军事改革以后，为了扩大兵源，允许大量蛮族以雇佣兵的身份加入部队。但这种征召蛮族雇佣兵的做法，一直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但伴随着三世纪危机以及激进的军事改革，为了满足迅速增兵的要求，导致罗马军队当中，蛮族雇佣兵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这些人本来和罗马人就不是同一种文化，参加雇佣兵也只是为了钱，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忠诚度。表面上看，这些人高马大的北方蛮族加入，罗马的战斗力提高了，但由于没有忠诚度，反而降低了部队整体的战斗力。
再后来，为了拉拢蛮族雇佣兵，维持部队的忠诚度，皇帝卡拉卡拉给他们都发放了“罗马公民权”。这些日耳曼人，一夜间就由蛮族变成了罗马人。现在既然已经是罗马人了，加上长期处在饥饿、压迫和被歧视当中，自然就产生了政治诉求。比如终结塞维鲁王朝的牧民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他本人就是来自色雷斯地区的蛮族人，有了罗马公民权之后，就挑起了反叛的大旗。
到瓦伦斯的皇帝任内，对蛮族的纵容达到顶点。在他做皇帝期间，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大举迁徙。他们的首领派人拜见瓦伦斯，说希望能把20万哥特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瓦伦斯一想：安置这些人既可以稳定边境，又可以让这些人做未来雇佣兵，马上接受了哥特人的请求，但没想到，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大量哥特人源源不断地涌进多瑙河流域，而罗马帝国这个地区的兵力又十分薄弱。最终，当一些罗马士兵开始虐待哥特移民的时候，这些人开始反抗。在一次镇压的战役当中，瓦伦斯本人也被哥特人活活烧死。总之，当这个缺口被打开以后，罗马帝国只能一退再退。继位的皇帝被迫和西哥特人订立和约，把大片土地划分给他们定居。至此，罗马的大门全面敞开，所谓的边境已经名存实亡，这也为后来的罗马城陷落，掘下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