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啸平：生命中的盛大节日

离家漂泊在外的游子，总盼着有一天，能回到温暖的家，与父母姐妹共享天伦之乐。即便因谋生或其他原因被束缚在异乡，也会如最近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常回家看看。

我二十岁时离家，起初真是日夜想家，度日如年，慢慢在革命大家庭的友爱及理想教育之下，那受乡愁所折磨的痛苦逐渐淡薄，我只能说是淡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消失。

我当时只身从南洋到上海，是想深造我所献身的话剧艺术事业；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 祖国话剧繁荣，人才集中的地方，我知道的有两个，一是重庆，一是上海。前者是国民党统治区，从那里到延安的路线已被封锁，我不想去，上海有我老师吴天而且名家济济：于伶、黄佐临、李健吾、朱瑞钧、陈西禾、赵景深……是我学习话剧的园地。而且，上海是个可进可退的跳板，在上海如果站不住，进可以渡江到苏北抗日根据地，退可以从香港回新加坡。在上海一时找不到理想的戏剧专科学校，但话剧演出很繁荣，我观摩学习了半年。吴天便鼓励我到苏北根据地，这个当时传奇般的迷人的天地，终于使我为它献身一生。我起初想去看看再说，干得好就干下去，如不适合再另找出路。抗日抗日， 条条大路通罗马，总不能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当时说要终身把我嫁到那在天涯海角的世界，那我才不干呢。一到那里，墙上有很多革命标语，其中有两条，一叫“反对家乡观念”， 另一条是“想家是可耻的”。我已读过不少思乡、乡愁、想家……不少还是名人写的，不少都是经典著作，记不得读过哪篇写想家、乡愁是可耻的。后来我才慢慢觉悟过来，一穿上革命军装就是个特殊的人，他已把生命献给伟大理想，要有铁的纪律，不能被乡愁腐蚀革命意志，假如人人都想家，怎能成为钢铁队伍？怎能战胜敌人？因此，我家庭观念也渐渐淡薄。在万里关山外的父母兄弟祖母的影子，偶尔在空闲或梦里出现，也只是一掠而过。

在部队干了一年多，遇到日军秋季大规模扫荡，我也生了大病，领导上便叫我回上海养病，待命回队。想起来也真怪，到上海要回新加坡，实在太容易，但我却不怀念那个家，倒非常想念苏北根据地那个革命的家。当时被精简到上海的战友有张如（后是我国驻英国大使宋之光夫人，本人任大使馆秘书）、钱乃立（后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是上海解放时在上海广播电台广播这消息的）、顾征……等等。我们常常集会，谈论部队生活。有时在餐馆竟情不自禁地唱起部队革命歌曲，可说是想念根据地想到命都不要了。而我在上海，没有可以安顿我的家，生计无着。我在中国旅行剧团的朋友叫龚家宝，是该团的骨干分子，要介绍我到该团当导演。但该团负责人说，苏北来的我们不能要，那时所谓“苏北”即指共产党。他们不敢要我，我也怕找他们呢。从根据地回到上海的同志，不适宜多在公共场合露面，已有同志被逮捕了。我在上海吃饭成问题，且有坐牢的危险。父母都老了，老祖母已八十岁，风烛残年中苦苦盼望见我这长孙一面，我别无选择，只好准备还乡。这时我又醒悟一点：家是我走投无路时的靠山。正欲起航南归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航路断绝，幸亏根据地来信，命我立刻归队。

革命队伍果然是温暖的大家庭。但把你诞生在世上，骨肉之亲抚养你长大的家，是生命里血液融合着的部分，是灵魂里刻心镂骨的烙印。人在欢乐、失意、焦虑、胜利、挫折的时刻，都会想起它。我看到新战士换上新军装时，便把从家中穿来的便衣寄回家，“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我看到战士把节约下来的几块钱津贴，层层包扎在手帕里，为的是寄回家。我没有忘记在黄河边的濮阳农村，那是饱受“四害”（所谓四害：旱、涝、蝗、汤，即汤恩伯）极贫困地区，可以说户户都是“家徒四壁”。我的房东是个中年妇女，瘦骨嶙峋，脸色菜黄，衣不蔽体。她把在解放军的儿子寄来的家信递给我，请我代她回信：“妈很好，你要好好干，在部队有饭吃，吃饱饭打反动派……”战士立了功要把“功劳状”寄回家，国民党抓壮丁的战士被我们解放后，如果他家在根据地，领导要通知当地政府证明该战士身份，分他家一份土地……

可是，我的家呢？！远隔太平洋的殖民主义统治区，在农村没有和国外通信的邮局，我不知父母兄弟祖母的音信，他们也不知我流落到何方。有一次，部队驻在一个小镇上，房东是个商人，穿套西装，他很健谈，见过大世面，常跑外洋做生意，并且到过新加坡。他说那地方很美，有条马路叫“乌节律”，安静，优雅又繁荣，闹中取静，是富人和白领阶层居住和活动的地方，他说得很准确。我简直是“他乡遇故知”，心想托他带封家信给家中，告诉他们我尚活在人间。然而再考虑一下，此人政治面目不清，如果到那尚在日本侵略者血腥统治地方，告诉他们说我家有个儿子正在新四军，岂不是把我父母送上断头台？

大军渡江，南京解放后，我奉命上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化艺术代表大会。一路经过徐州、济南、天津……大城市都已解放。上海解放后便可以和南洋通信了。从海外归来的老战友，都纷纷奔走相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们是烽火连十年，家书值多少那是无法估计的，是金山银海的无价宝。海外归来的战友无一不给家中寄去平安信，但我却整整三个月把这件长年累月挂在心头的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巨大的喜悦，光荣， 幸福，一轮万道金光，光芒万丈的红太阳照耀在我面前，我觉得已拥有世界一切，什么家，什么个人生命，一切一切，都不值得我去思念和依恋。那天周总理在大会作报告时，毛主席驾临会场，全场爆发出天崩地裂的掌声、欢呼声。人人热泪盈眶，这幕震撼灵魂、深入心灵的壮烈场面，是我生命中的盛大节日。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这备受凌辱的海外孤儿， 一朝成为独立自由光荣的新中国公民。我陶醉在光荣幸福的日子里，在北平开完会，回到南京华东军区，一直到1950年春节，才想起该给家里寄平安信了。父亲回信里接连写了三个“欣慰！欣慰！！欣慰！！！”他说海外亲友都早已接到国内儿女的家信，唯独我音信杳然，肯定是战死沙场了。我今年八十，离当年幸逢的盛大的节日，已有半世纪，但对它回忆引起的心灵激动，自豪感，将伴随我到见马克思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