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侧影 | 我的高密老乡，莫言

编者按

“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1997年推出，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100多位当代中国作家，500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其中文章，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在8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中，莫言无疑是最具有艺术个性的一位。从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系列》到90年代中期的《丰乳肥臀》，他在文坛上闹了不少的动静；而从一个“高密小子”到成长为著名作家，莫言又走过一段颇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于是就有了这一组文章，从维熙、杨守森、张志忠、何镇邦从不同角度聊聊莫言及其创作。

莫言

话说莫言

从维熙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的低迷时期。一场风暴过后，有的人提出来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同时提出“要用笔绿化全国”的口号。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文化人重新嗅到了某种气味。

这年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聚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闹。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说，“像只无言的醉猫!”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显得最腼腆。”妻说。

“那是老虎装猫。”

妻说：“何以见得？”

“你看他的《红高粱》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吗？猫的柔顺不过是他的外壳罢了。”我说，“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

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我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在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他是个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的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时日，“华艺”能把这些作家捆绑在一起，并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莫言与某些人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我的高密同乡莫言

杨守森

同是高密人，同是在高密大地上开始的文学追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莫言，竟不仅远远超越了家乡的一班文学爱好者，还曾一度成为领中国文坛之风骚的人物，成为具有了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其中的奥妙是耐人寻味的。现在想来，离开故乡之前的莫言，没有被有关方面发现，没有为人赏识，没有被收拢进当时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使他没有受到那时诸如“三突出”之类的非文学观念的训化。从他最早尝试的《胶莱河畔》中，虽然也可看出当时某些政治教条的不自觉影响，但毕竟程度不深，这就使莫言更易于从真正的文学体悟入手接近文学，更易于直接从自己喜爱的文学大师那里汲取真正的文学营养。比如仅从福克纳那儿，莫言至少就较早地悟到了两点决定他的文学成就的妙谛。一是学会了建立自己的文学领地。福克纳的目光始终盯着自己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小镇，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一文学地域形象。正是受其启迪，莫言虽然远离了家乡，目光也一直盯在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从而占据了一块最便于施展自己才华的文学地盘。二是从福克纳那儿悟通了“撒谎”(文学理论谓之“虚构”)的艺术本领。莫言非常欣赏福克纳“明明没当上空军，却到处说自己开着飞机上天打过空战，脑袋里还留下一块弹片”这样一种敢于“胡说八道”、“喜欢吹牛”的品性，并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在与莫言谋面之前，我曾在《文艺报》上读到他的答记者问，其中有这样的话:“我的年轻是一种假象，其实肉体老化得相当厉害了，日薄西山，百病缠身，三十之岁已是垂暮之年。我预感自己生命的蜡烛会有一天突然熄灭。”那时我曾真诚地相信莫言果如许多有成就的作家那样，是一位体弱多病的才子，

并且曾经唤起过我对这位高密同乡很长时间的伤感。见面之后，才知道莫言的这一番话基本上属于“撒谎”性的艺术笔墨，这位自称“百病缠身”的人，实际上是一位能吃肉、能喝酒、能抽烟，膀阔腰圆，壮硕如牛的高密汉子。显然，莫言正是凭借从福克纳那儿悟到的这样一种“撒谎”本领，撒出了“我爷爷”、“我奶奶”等活跃在“高密东北乡”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杜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莫言少小失学，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未尝不是又一幸事。由于较早就远离了时政意味很浓的虚泛的学校正统教育，这就使莫言更容易直接汲取来自于民间的饱含原始生命活力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发端于齐之始祖太公望吕尚，后来曾特别凸现于管仲、晏婴、邹衍、田横、蒲松龄之类古圣先贤身上，至今仍潜存于作为齐之腹地的高密民间的齐文化的影响。目前的国内学术界，常将齐鲁文化并称，实际上齐鲁文化是断然有别的。鲁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重规范，重人伦，崇尚温柔敦厚，主张中庸平和，反对“怪力乱神”。在文学方面，则强调“文以载道”，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而齐文化则倡导思想自由，尊重异端邪说，甚至敢于任其鬼怪之说泛滥，表现出开放旷达的辉煌气度，这显然是一种更利于文学生发的文化。我们从莫言那些波诡云谲、奇思怪想、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科学与童话汇为一炉，“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的小说中，从他那些自由不羁、敢作敢为、富有血性气质的人物形象中，感受到的正是齐文化的泱泱风采。

莫言的90年代进行曲

张志忠

90年代初期，莫言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作品的梗概是，被乡间的朋友们称为“骡子”的吕乐之，从农村走向城市，带着童年的生活记忆和乡村音乐的旋律登上歌坛，以乡村的清新质朴、雄健粗犷，给歌坛带来新的气象，一举成名，大红大紫，赢得了世俗社会所追求的一切。在名声、金钱和女人的旋涡中打转，可谓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可是，风水轮流转，好景不长在，他以创新的姿态闯入歌坛，现在，那造就了他成功的东西，反过来压迫他追逐他——他以创新而成名，人们在熟悉了他以后，就不再满足和陶醉，而是强求他继续出新，玩出新的花样。在强大的压力下，吕乐之几乎是走投无路，黔驴技穷，又不甘引退，只好出奇制胜，悄悄回到乡间自阉，以求获得新的音色，创造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唱法，创造“抚摸灵魂的音乐”。这种奇想，当然是来自莫言的大脑，不过，这比《红高粱》中的剥人皮还要惨烈的情节，他怎么会写得出来？

80年代中期，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向文学大进军的年代，莫言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作品中将我们见过多少次的乡村少年超过其体能的劳动和毫不起眼的一个萝卜，描绘得活灵活现，玲珑璀璨，传神传情，传奇传文，沉默无言的“黑孩”，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此后，《枯河》《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红高粱》等喷涌而出，证明了莫言的创作实力，使他一下子跻身于有影响的作家之列，《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成就了张艺谋，也进一步扩大了莫言的知名度。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营造马孔多小镇和“小小的一方邮票”的启迪，靠近渤海、好奇而善干幻想的齐地文化的熏陶，将近二十年乡村生活的艰辛磨砺，以及刻苦自修所取得的文化修养，使得莫言出手不凡，引领新潮。他是以创新而出众的，而且起点很高，这表明他的成熟，却也为他后来的继续创作留下了很大的难题。就像一个歌手，起的调子高了，接下来该怎么唱，就成了严峻的考验，他还能不能实现自我超越呢？

印证我的这一论点的，是莫言自己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所选的小说集《金发婴儿》，这个集子所收的都是我们前面所列举的《红高粱》等作品，在《红高粱》之后则只收入《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尽管他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创作量仍然不小，却自觉不如前一阶段的作品那样扎实。同期的长篇小说《酒国》，在国外影响不错，美国和日本的学者都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也许是读作品的角度不同，它在国内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莫言的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会太好。吕乐之的那种为创新所迫，铤而走险的方式，固然是纸上的游戏，却印证着作家自己的内心烦恼。

好在，莫言没有一蹶不振，他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压力，自我解脱了。80年代文学创新的激流奔腾，成就了一批人，却也耽误了一批人，让他们一味地以创新为务，唯新是趋，终于因为无法找到和掀起最新的新潮而偃旗息鼓，稍纵即逝。

莫言的自我调整是比较快的，一方面，他出版了中短篇小说新作集《白棉花》，虽然在90年代初期的文化氛围中，它未能引起大的反响，但是，这是莫言90年代创作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他开始“触电”，写了《情满青楼》等电视文学剧本——时下有一种说法，说写电影电视剧本，把许多作家写坏了，使他们无法再回到文学本身的精微文字上来。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写影视剧本，开拓了作家的思路，使他手中添加了新的兵器，熟悉了新的领域，这只会给作家以新的启示和灵感，艺多不压身，所谓“触电”败坏了文笔，只是没有出息的借口。不再刻意于创新，不再用每篇必出新招的要求苛求自己，用一种平常心对待写作，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如果说，《白棉花》又回到了莫言所熟悉的乡村生活和童年记忆的路子上，那么，《丰乳肥臀》则是他心灵和情感的又一次迸发和燃烧。据我的记忆，在此前的作品中，莫言并没有对母亲的形象进行过深刻的描绘，不知是情感的遮蔽，还是艺术的困惑，使他难以下笔。是母亲的去世激发了他的情感和记忆，刺激了他的写作欲望，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挥笔写下了对于母亲的悼念和深情。

感情的真切，为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艺术想象的灵动，营造了瑰丽多姿的文学世界。尽管说，《丰乳肥臀》问世以后曾经遭受过指责并给莫言的命运带来波折，但是，今天重新解读它，却仍然能够感受到作家那颗拳拳的心。

我与莫言

何镇邦

我同莫言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交谈是在十三年前，即1987年深秋时节，在井冈山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

那次会议与会者数十人，会期也较长，有一周左右。故除了开会外，还有游览以及自由交流的时间。当时的莫言，刚因“红高粱”系列引起轰动，照说正处于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是在那个会上，莫言却处处以低调的姿态出现，发言是低调的，说得很短，具体说些什么也记不清了。会下也很少同人交流。后来我问他，他说在军艺读完书后，回到总参，总参又不设创作室，所以他的处境并不是多好。他想继续上学。恰好当时我在筹谋着同北京师范大学一起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他，他听了很高兴，说如果这个班办起来，一定要告诉他，他准备来读研究生班。

翌年春天，我们果然筹划着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事。我及时把这个信息告诉莫言，他果然很快地报了名。到了秋天，他就成为这个研究生班预备班的一名学员来到鲁迅文学院上学了。

莫言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到鲁迅文学院这个刚刚创办的研究生班上学，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班增添了光彩。记得在当时给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的关于给一部分虽然不具备大本学历但创作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破格录取进入研究生班的报告中就以莫言领衔，提“莫言等青年作家”云云，可见莫言的知名度和影响。唯其如此，我不是把莫言看作我的学生而是作为朋友看待的。但莫言却不想当特殊学员。他同这个研究生班个别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不一样，不像他们处处要显出自己的“份儿”来，而是老老实实地当好学员。平常，他总是按要求上课听课，完成应该完成的创作作业。1990年春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假回山东高密，大概由于家事未曾料理好，多耽搁了些时日。假期一超再超。而按我们的规定，一门学位课如果因病因事超过三分之一课时未能上课时，就取消学生参加这门学位课考试的资格。而一门学位课没有成绩，是不能获得毕业文凭的，更谈不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参加答辩了。当莫言请假的时间接近一门学位课三分之一的课时的时候，我让他的同学给他捎了信，他得知后立即赶回北京，不仅做了口头的检讨，还写了书面检查。我们当然谅解了他，让他继续听课。1991年春，他顺利地修满了应修的学位课和专题课，获得足够的学分，领取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毕业文凭。后来，又顺利地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从这件事看来，莫言并未把自己当成特殊学员，唯其如此，他较好地完成了研究生班的学业。这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个很有用处的加油站。

莫言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又回到他在总参的原单位。我同他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可以说并不密切。记得有一次，他和刘震云等几个同学在《现代文学》课上写的读书笔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后，稿费寄到了我处。我电话中征询他们处理的意见，他们都说把它吃了吧。于是我把他约到鲁院附近一家火锅店吃涮锅。莫言吃得颇高兴，大说便宜好吃。还说以后再约齐到鲁院附近这家火锅店吃火锅。说是这么说，真约到一块儿却很不容易。后来，偶尔在一些会上见到他，打个招呼作罢，也没时间细聊。后来又听说他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写了一大摞检查，检查得胃病又犯上了，还有一些人揪住不放。后来又听说他把女儿接来北京上中学，夫人也随军了。于是在北京安下了家，有了家，大概胃病就不犯了吧。后来又听说他转业去了《中国检察报》，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大概是前年的夏天，我家乡《海峡》杂志的执行主编叶恩忠同志来京组稿，想见一见我在京的一些学生，记得约了刘震云、余华、莫言等等，还有刘恒和王朔。莫言接到我约请的电话时，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最早到达约定的地方，记得他和刘震云还狠狠挖苦了一下迟到的余华。此后，我同莫言之间的联系又多了起来。譬如请他为《名家侧影》的从维熙专辑撰稿，请他为童庆炳教授的《创作美学》一书约几个当年听过课的同学联合作序等等，他均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总是第一个把稿子寄过来或传过来。由此，我看出莫言还是很看重师生情谊的，虽然我不敢贸然把他看作我的学生，他还是认我这个老师的。这也许正是我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十几年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后得到的唯一回报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