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近世中国之所谓“现代化”

中山先生与同仁合影

        近代中国，则惟有一孙中山先生，堪当少数中之尤少数。其唱“三民主义”，首“民族”，次及“民权”。“民权”当由“民族”来，非抟集多数人即得成为“民”。而民族精神其深厚基础，则保存于少数，亦惟递禅阐扬于少数。故中山先生有“知难行易”之论。“不知不觉”而行易者属多数，“后知后觉”已数少数，而“先知先觉”则更少数中之尤少数。故中山先生之革命过程亦分三阶段：一曰“军政时期”，次曰“训政时期”，最后始曰“宪政时期”。中山先生所理想之宪政，实必由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来，当称之曰“民族宪政”，既非向外袭取，亦非多数能创。故中山先生心意中之国民代表，不仅被选举者当先经考试，即操有选举权者，亦必先经考试。此等主张，今日国人皆不敢明白称引。西方论政重多数，潮流所趋，既不深知，自难违抗耳。

        今日国人，观其体肤毛发，则俨然仍是炎黄嫡系；论其心情好恶，则尽归现代化。其实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即属“西化”。就历史实况言，中国五千年来，非不时时有其现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现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现代化贵能化其自我，而非化于他人。故中国宜有中国之现代化，而非即中国之西化。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捲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故中国之古人，即吾侪之祖宗，则必加鄙弃；中国之后生，即前代之子孙，则首贵留学。“行易”则在中国，“知难”则付之外洋。故中山先生其人，则必比拟之于华盛顿；其所创之“三民主义”，亦必比附之于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乃始有其意义与价值。

——钱宾四先生《风气与潮流》（见九州出版社“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之《晚学盲言》中篇 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