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陈仪悬案往事：策反与被捕

1949年，陈仪时任浙江省府主席。

1947年2月28日，诸多原因诱发，台北市民发起暴乱。

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急电南京求援，就此，国民政府调动驻防上海的 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进行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当年。

二·二八事件虽然很快得以镇压、平息，以后，相关舆论继续发酵，后续影响极大。

台海两岸舆情、民情汹涌，倒逼国民政府层层追责。

是以，当追责上不封顶到了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一级之时，陈仪迫于各种压力，只好递交辞呈，自行下野。

辞职以后，陈仪懊恼不已，离开台湾来到上海，居住在汤恩伯赠送的位于上海多伦路志安坊35号的一栋小楼。

这是陈仪人生最后一次闲赋岁月。

然而，如同每一个早就该退休的年老高干总是热衷向往坐镇一方，继续发挥余热，为国为民工作不熄至死方休一样，被迫闲赋的陈仪终究没有闲赋的心情。

每每回想当初跑到台湾抓一把好牌，最后却打出二·二八事件这个糟糕的结局，陈仪都是懊恼、后悔，更为热衷设法东山再起。

然而，陈仪最早从政的政治资源来自日本，等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主政台湾和下野台湾，到了1948年、49年，已经65岁的陈仪的政治资源已然枯竭。

如此一来，他要想复出，谈何容易。

陈仪深知当时后辈济济，很长一段时间偃旗息鼓在上海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每日埋头读书，偶尔会晤旧部、属下，谈及时政，更是磋叹不已。

然而，闲赋日子不长，陈仪还是等到了复出的机会。

二·二八事件现场新闻照片。

———写作辛苦，望友阅读，随手点点———

当时，汤恩伯经历抗战、内战，战功累积，为国民政府、蒋介石等倚重，调任陆军总司令。

——就此任职也可侧见，汤恩伯早年启蒙、发迹确属陈仪、何应钦、张治中等人栽培。

之后，汤恩伯在八年抗战期间，以战功由军长升迁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方面军总司令和国军陆军总司令等职。

如此升迁，显然为南京方面对他的军事能力的认同。

须知，在1948年底，国军在大陆进行的最后一次军改里，除却处于战争状态的平津、徐蚌、西安战略集团，以及桂系控制下的武汉集团之外，陆军总司令手里，即控制着最后的一个战略重兵集团。

这个重兵集团，便是南京方面为应变京沪杭大战的战略预备队。

某个角度去理解，当时的汤恩伯汤司令，绝非人们想象中的草包司令，而确属蒋介石抱以最后期望的实力派军事将领。

——至于网络上流传的孟良崮失陷张灵甫，蒋介石用手杖痛殴汤恩伯的哄传，无非就是菜场大爷们想当然的哄传。

当年，也正因蒋介石非常倚重汤恩伯，是以，深知陈仪急切出山心情的汤恩伯这才可以陆军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担保、举荐了陈仪出任浙江省府主席。

很快，汤恩伯的举荐很容易就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批准。

1948年8月，陈仪如愿出山，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现在，很多史书记载、批评汤恩伯出卖陈仪，然而，站在汤恩伯的角度，他举荐陈仪确实不会想到陈仪会反过来策反自己。

由此可见，陈仪策反汤恩伯，何尝不是对汤恩伯对他的担保、举荐的一次背叛？

两人私谊极好，又都是当时极为优秀的豪杰，是以，即便在最后闹出不可收拾局面，两人之间也并没有互相指责。

他们之间各自八卦，其实都是文人口舌，多不足信。

当然，也有陈仪被捕怒后每日骂汤恩伯的回忆录，不过那是孤证，不足以说明问题。

闲话，言归正传。

———写作辛苦，望友阅读，随手点点———

转眼，国共内战进入1949年，时局日趋明朗。

当时，平津会战、淮海会战的战局均趋恶劣，白崇禧控制武汉集群，胡宗南控制西北集群之外，国军将最后的所有机动精锐兵团，全部调集、驻防国民政府的京畿京沪杭地区。

国军残部企图凭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以求划江而治。

是以，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力主将在国军里面以善战著称的汤恩伯由陆军总司令任上，转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指挥京沪杭战区所有部队。

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

22日，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国共内战局势明朗。

向京沪杭战区集结的国军最后的精锐部队。

于是，在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国共和谈的大势之下，陈仪似乎又看到了指点江山的机会。

当时，陈仪派出他的侄子丁名楠携带其亲笔信，前往上海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面呈汤恩伯，并转达他的口信：

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

同时，陈仪还在亲笔信上开列了甲乙两个大类的5条和平意见：

一、军队宜紧握；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严肃；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修建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这次联络，陈仪将策反意思分为口信、书信两部分，口信书信各成体系，单独看信，或者单听口信，均看不出什么名堂，更无法凭空捏成证据。

稳妥，老练。

老江湖就是老江湖。

当时，为诠释这些看上去含糊其辞的条款，按照后来陈仪在临刑之前坦陈，他当时就已经考虑到局势复杂，丁名楠年轻缺乏历练，因此在书信后面，开列了甲、乙两个大类的5条解释纲要的详细说明：

甲类，1条为释放政治犯，2条为停止修筑工事，3条为保护京沪杭财产不得破坏。

乙类，1条为按照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条为取销原部队名称、番号等等……

1949年1月29日，丁名楠面晤汤恩伯，转达陈仪口信，并将信件交给了汤恩伯。

汤恩伯接信看完，不置可否，借口巡察防区，不咸不淡早早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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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丁名楠回转杭州向陈仪报告送信情况。

之后，陈仪久等不到汤恩伯回信，即命丁名楠再持他的亲笔信，带着胡允恭，一同前往上海面晤汤恩伯。

——胡允恭又名胡邦宪，早年为陈独秀、周总等人下属。

此人是出名的地下党，在国共等多方面，广有政治背景和人脉关系。

抗战期间，胡邦宪即投奔福建省府主席陈仪，曾任福建泰宁县长、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等职务。

说起陈仪受汤恩伯举荐出任浙江省府主席，即延聘了他在福建主政时期极为认同的两位手下。

一位，就是这位胡允恭。

另外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保密局的毛森。

早在福建事变之时，毛森以记者身份潜入福建，以一人之力往来游说，稳定了闽军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没有卷入暴动。

就此，毛森备受戴笠赏识，也得陈仪器重。

是以，陈仪刚刚复出，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并向汤恩伯举荐由毛森兼任了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浙江省警保处属于浙江省府序列，绥靖公署二处则是军队序列和保密局的下属机构。

由陈仪非常清楚胡允恭和毛森的身份、背景来看，陈仪用人思路比较混乱，很可能就是他对当时国共内战的认识混乱的一种体现。

——将胡允恭和毛森这样属于两个阵营的非常精明强干的人物同时留在身边，陈仪面临危险，可想而知。

毛森，军统和保密局特务头子。

相传，丁名楠曾经回忆与胡允恭同往上海递交陈仪致汤恩伯的第二封信的大致内容：

恩伯弟台如晤：

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予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

顺颂，刻安。

仪手启。年月日。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这次书信，陈仪更为谨慎，仅谈办事，至于所办何事，纸面上不露痕迹，只有陈仪与汤恩伯等当事人可以会意。

何况，汤恩伯与陈仪多有交流，知道胡允恭为陈仪心腹，信中交代由丁名楠在会晤时单独说明胡允恭身份，陈仪意图当然不言自明。

这些细节，充分显示了陈仪作为一位老江湖混在江湖的老辣、细心、含蓄。

然而，后来的台海两岸很多腐儒文人却无视这段往事，这些细节，可能，他们出入市井也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如陈仪、汤恩伯这等豪杰，其见识、智商远非常人，稍有只字，随即了然等等实情。

是以，关于陈仪策反汤恩伯这段往事，绝大多数回忆录基本上是哗众八卦，生拉活扯，添油加醋。

——这类文人纵有文采却也过于沉浸、囿于腐儒想象，笔下涂抹，小里小气，使得本该回肠荡气的传说，顿然变成了蹲在电脑前面玩游戏的抠脚大汉想当然的唏嘘……

可惜。

事实上以陈仪资格既老，性格倨傲，自视甚高，对国共两党并无特别亲疏。

陈仪之所以策反汤恩伯，他在两次致信汤恩伯和临刑前的陈述，均有清晰的目的：

控制国军最后之精锐，控制民国最后之最为富庶的地盘，抢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前，以第三势力而寻求与北方的和平。

陈仪自幼聪明，学习优异，从政以后不贪墨，不好色，不营私，惯于我行我素处世待人，甚至自号退素。

然而，陈仪是国党、民国双料元勋，我行我素成为习惯，说话办事自然相当武断，自以为是，尤其固执、强势。

所以，他在主政台湾期间酿成二·二八事件这样的灾难性政治后果，确实并非意外。

综合看来，陈仪显然是一位较为典型的自负型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美好的名词。

不过，话说，历史上那位理想主义者不是极端的自负者呢？

作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陈仪第二次致信汤恩伯的主要内容和想法，陈仪在后来死刑临刑之前，曾经留有书信专门说明：

我在浙江很想做点建设事业，那时我只有行政，军队是归汤恩伯所带。

因为总统下野，人心惶然，浙江民众一般心理都想能免兵乱，时常有士绅来说起，所以在我外甥丁名楠去上海时，才写这封信给汤恩伯。

当时，我以为随便谈谈，如不以为然，看过去了就是了。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陈仪于兵荒马乱之下挺身而出救国救民的心情溢于言表。

可见，陈仪作为典型的自负型理想主义者形象，确实非常鲜明。

人之将死其鸣也哀。

如今再看陈仪临刑前的大陈述，任摘一段，多是类似的悲天悯地的情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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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京沪杭地区和驻扎这一地区的军队，尤为蒋介石和李宗仁重视。

事实上，在蒋介石、李宗仁等人看来，陈仪真正的罪状还真不是策反汤恩伯投敌。

陈仪企图控制京沪杭和国军最后之精锐，抢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前北上寻求和平，这才是尤其让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无法接受。

同样，当时保密局逮捕陈仪，其实也不完全是拿陈仪策反汤恩伯当突破口。

陈仪策反汤恩伯证据极少且并非铁证如山。

当年，作为国民党和民国双料元老的身份，国民政府要以这两封模棱两可的信件来扳倒陈仪，显然极难服众。

陈仪真正获罪的原因是，他既要动汤恩伯和京沪杭军政的手脚，重组民国第三势力而抢先与北方谈判，自然就为民国最后的实力派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同时难以接受。

同时，陈仪治下浙江广泛与地下党合作，与已经和南京撕破脸的第三党领袖李济深联系，如此条条，才是陈仪犯罪的铁证。

——数年前，我曾经与京沪杭地区几位资深的院校历史专业教师微信切磋这段往事，在看完我所列举的相同的史料之后，我们都是得出了类似结论。

不过，和体制内很多历史学人的治学习惯类似，对于有的往事，有的结论，出于诸多原因，即便知道，也仅是循规蹈矩地点到为止而已。

须知，过线以外，就是虚无的历史。

言归正传。

是以，如是知道这段历史，便可以发现，现在很多文章认定陈仪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实则多是囿于体制的学者们四平八稳的关门理解。

当年，就在陈仪二次书信汤恩伯之后，陈仪策动汤恩伯的事情从温吞水态势，陡然出现了变局。

原来，汤恩伯虽然手握京沪杭战区兵权，但是，他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统辖的部队，构成极为复杂。

退一万步，即便汤恩伯愿意追随陈仪起事，他也无法仿效傅作义如臂使指地控制麾下若干部队。

如要强行起事，除却在繁华富庶的京沪杭地区造成更大的战乱之外，对于和平大局无济于事。

作为国军纯粹的军事将领，汤恩伯素来以职业军人自居，本人既非国民党员，为人远离政治而看透京沪杭全局，因而瞻前顾后，对陈仪的提议更不感冒。

于是，在收到陈仪第二封信之后，汤恩伯不再上次那般搪塞、含糊，而是表明态度，婉辞拒绝：

不但我须考虑，陈先生也要考虑。

然后，汤恩伯拒绝了丁名楠引荐胡邦宪会晤，同时明言提醒、警告丁名楠，下次不要再来了。

这段往事即可说明，陈仪策反伊始，汤恩伯从一开始，就没有答应，或者假意答应过陈仪的策反要求。

——汤恩伯假意同意过陈仪的起义建议这一说法，主要出自胡允恭、丁名楠等人的回忆。

1938年6月，福建战地歌咏团和福建省主席陈仪(前排白衣右1)

有了胡允恭、丁名楠等人的回忆，更多的文人们出于各自目的，也就及时介入，在其本就不尽不实的回忆录基础上，尽情漫话，指东打西，原本文人惯性。

就此，各种文笔漫画，最终，使得我们看到的陈仪和汤恩伯这件往事，也就演变类似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和袁世凯的版本了。

新的一版关于义子出卖义父的黑锅，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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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如前文分析，历史上，汤恩伯既没有虚假同意陈仪策反起事，那么，他是否确实出卖了陈仪呢？

这个问题，就要回顾陈仪为什么会被保密局逮捕，以及逮捕之后他与汤恩伯的私交往事。

现在解密资料较多，再回望陈仪策反汤恩伯最后办砸的往事，很容易即可发现，陈仪最终的灾难性悲剧结局，很大程度还是因为陈仪等人做事，确实过于毛躁。

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党的吴克坚和陈仪、胡允恭等人急欲建功，在策反汤恩伯同时，也是心情急切，直接向京沪杭当时另外一位重磅人物，中国航联保险公司、上海市招商局的双料老总徐学禹发起策反。

此外，上海地下党更派出大量人员进入了周边的浙江各县、区，充任了保安团长、县长等职务，并且开始大批释放政治犯。

上海周边情况变化自然被保密局密切注视。

上海地下党与陈仪步调完全不一致，使得陈仪为身边一群急欲建功已经忘记了危险的部下们推动，只得加大步子，甚至干脆不顾危险，派出信使南下，和正由香港往上海而来的李济深发生直接联系。

——然而，陈仪却不知道，李济深由香港往浙江的联络线，则正是保密局重点监视的线路。

是以，在陈仪派出信使秘访李济深，以及1948年10月李济深信使带着李济深亲笔信从香港往杭州做陈仪策反工作，如此种种，使得陈仪等人事实上就已经完全暴露在保密局面前。

闹出如此动静，最先发现陈仪、胡允恭策反汤恩伯的，自然是陈仪自己安排在自己身边的，时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的毛森。

和汤恩伯一样，毛森自福建抗战时期就追随陈仪，受陈仪提携、帮助，虽然人在保密局序列，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陈仪旧部、亲随。

内战后期，李济深为保密局最重要的监视目标。陈仪与李济深往来密切，也是他被捕的主要原因。

当年，陈仪过高评估自己的个人魅力，始终没有想到，自己本来出于爱才，以及念及毛森自福建时期就追随自己，因而延为己用的决策，却在无意间亲手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定时炸弹。

毛森为人极为精明，曾经亲手侦破荣毅仁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悬案，属保密局一等一的牛人，尤其备受唐纵、毛人凤等人的信任。

同时，毛森对保密局也是十分忠诚。

早在抗战期间，陈仪主政福建，即以“阴谋叛乱，反抗政府、破坏抗战大计”的罪名，枪毙了军统头目张超，本就与军统和保密局颇有过节。

如今，陈仪揽用毛森，却没有注意毛森会在关键时刻完成自己的人生大爆炸。

毛森何等敏锐，细心，他拿住陈仪和浙江省府若干人员策反汤恩伯的把柄，当即密切注意，一面派出人手侦察、收集证据，一面火速密报了毛人凤。

如此一来，保密局即上手段，全面监控吴仪。

这里，保密局刚刚行动，那厢，同样有着保密局卧底情报的负责上海密派工作的吴克坚，即通过保密局内线，很快得悉了保密局已经将陈仪等人策反汤恩伯的情报上报了蒋介石。

于是，吴克坚火速向潜伏陈仪身边的胡允恭发出撤退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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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胡允恭等人回忆，吴克坚发出警告，要求胡允恭等人撤退。

同时，他要求胡允恭立刻返回杭州通知陈仪：

“事情完了，汤恩伯已经告密了”。

这是写在很多回忆录里的汤恩伯出卖陈仪最早来历之一。

不过，客观上即便汤恩伯按照蒋介石和保密局的要求，一度交出了陈仪的两次来信，如汤恩伯之智商和阅历，以及汤恩伯与陈仪私人交情，如前文所述的信件之外的玄机，他自然有所合适的说法。

同时，两次信件根本不足以列为陈仪的犯罪证据，汤恩伯也在事后要回了信件。

陈仪从政不贪墨，不好色，不营私，只是惯于我行我素处世待人，确实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

所以，吴克坚当时说汤恩伯已经告密了，其实不过是对他领导的策反汤恩伯兵变的工作的重大失误的一种推诿。

——显而易见，陈仪策反汤恩伯失败原因只有两个可能。

其一，是汤恩伯本人的原因。

其二，是策反工作本身及京沪杭战区结构极为复杂等原因。

那么，谁才是主要原因？

相信当年牵涉其间的胡允恭、吴克坚、丁名楠等人都是明白人。

此刻，陈仪虽然得到胡允恭通报，茫然之间，他既信任汤恩伯没有告密可能，更自负两次致信汤恩伯，在信中含糊其辞，也没有给汤恩伯留下告密的证据。

于是，胡允恭溜之大吉之后，陈仪性格本就极为自负，因而他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决定留在浙江省府，当上了这场悲剧的最后的糊涂人。

1949年2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按照程序宣布改组浙江政府，罢免陈仪。

21日，就在陈仪参加省府移交典礼结束，返回上海的当天，保密局即将其逮捕。

此后，保密局按照蒋介石意见，拟定溪口、台湾、衢州三地，供陈仪自己选择作为软禁地。

而后，陈仪在软禁情况下，与汤恩伯面晤。

从人性上去看，陈仪为人性格强势、刚正、自负，汤恩伯素以职业军人自居，同样不擅桌面下的政治动作。以两人之性格，如是真有汤恩伯出卖陈仪事实，焉能在如此情况下，心平气和进行会晤？

就在这次会晤，陈仪向汤恩伯托付家事。最后，经过汤恩伯的推荐和安排，陈仪在保密局严密监视下，选择了汤恩伯的衢州绥靖公署作为他的软禁地。

就此，陈仪由汤恩伯、毛森等人亲自护送，到了衢州，在绥靖公署被软禁起来。

这天之后，陈仪就站在他的人生的终点，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最后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