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新封神传》评介（《封神演义》源流考之二十三）
《封神演义》的续书并不多见，以笔者的见识，目前只有清末两种：
《月月小说》所载《新封神传》
（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署名大陆的《新封神传》，原载《月月小说》第一年第1、2、3、4、7、10号，共十五回，后又有宣统二年（1910年）群学书社出版的单行本，正月印刷，三月发行[1]，笔者未见，今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整理简体横排版行世，共二十回。
（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署名天悔生的《续封神传》，共四回，有醉经堂刊本，笔者未能得见，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详细记载此书的版式、目录及主要情节，大约此节的编者张颖、陈速二位老师曾见，其每章标目如下：
第一回 师尚父奉诏助周 大头鬼败阵伏法
第二回 讨贼臣先驰檄文 窥敌情详观阵势
第三回 独夫纣痛论君臣 老丞相力保义士
第四回 子牙两攻赤胆阵 杨广一用白头兵[2]
其情节亦在此书中有详论，恕不备引。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有关《续封神传》的著录
而作者所曾寓目者只有署名大陆的《新封神传》一种，写因罗刹国三妖作怪，姜子牙在三千年后重下昆仑山，正逢庚子国变之后，姜子牙无意间到了南非，被当做华工抓住，幸得元始天尊救助。
在元始天尊的安排下，已经在日本留学并娶了日本妻子的猪八戒十分不情愿地保着姜子牙去罗刹国封神。猪八戒要求姜子牙改称呼、剪胡须头发、穿洋装，带着他吃荤、用电灯、自来水，到龙宫借完钱后，盗回失陷在巡捕房的封神榜。
去罗刹国的途中猪八戒一度要求姜子牙出卖封神榜的官位给钱铺主人钱孔，但因姜子牙阻碍而罢。后来到了广东，姜子牙被误会为康梁余党，好在猪八戒变成洋大人，才让姜子牙躲过一劫。
到了上海，在想要维新的地主支屺厦的提议下，猪八戒主张建立一个“中立学堂”，“取其立在中间，可新可旧。现在是新旧两党交战的时节，倘将来新党胜，我就走新党那边，旧党胜，我就走旧党那边”[3]。姜子牙在猪八戒的推荐下成为了中立学堂的校长，但可惜学历不够，只好重回日本留学镀金。
然而回到日本的八戒发现自己的日本妻子重操艺伎旧业，一不做二不休，让与妻子往来最为密切的两个留学生嫖客陈渔阳和陆醒狮分别担任事务长和教务长，并以二人为媒介，介绍留学生担任教员并购买一些教材回国。
高马得绘猪八戒背媳妇
到中国后，在钱孔的安排下，族兄钱万选也进入学堂当起了史地教员。姜子牙因不通西学，胡乱提问，自行辞去校长职务，转为《警私》报馆的主笔；钱万选则因受辱于猪八戒愤而污蔑他为革命党人。猪八戒被捉入狱，中立学堂解散，他的媳妇也跑回日本去了。
猪八戒被无罪释放后，捐了一个山东的试用巡检，而姜子牙则因在《警私》报馆刊登新封神榜被加上“诽谤政府、蛊惑民心”的罪名[4]，报馆险被查封，只好写信给猪八戒求助。猪八戒虽不情愿，但是想到元始天尊的嘱托，还是推荐他到交涉局总办那里当文案。
一日两人正和交涉局的总办一起吃花酒，忽然被元始天尊派值日功曹宣召训斥，猪八戒被罚投胎做海关道，姜子牙则回到乌有洞修炼去了。
《月月小说》创刊号
《月月小说》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此书虽不必作于此时间后，但书中曾提及“五大臣瀛寰记”[5]，应即是五大臣署名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五大臣回国当在本年六月，七月初九清政府御前会议才使此文流传，故此书之作不当早于是日，应即光绪三十二年所作。
书中所谓“罗刹国”即租界，故在广州、上海两地均有罗刹国身影。书中对于罗刹国及外国文明本身并没有非议，甚至借姜子牙之目光对其它国家抱有一定肯定态度：“子牙一看街上的路全是细沙铺成，真个是王道平平，王道坦坦。那来往的人，都分做两边走。子牙看罢，内心想道：这行人让路的景象，我同文王治西岐也不过如此，怎么蛮夷之邦，竟有这样好风俗？”[6]
其所讽刺的对象乃是中国的传统官吏、留学生、维新派和革命党，所谓三妖便是盘剥民众的中国官，“人原是人，但他的心却是个野兽，他因为随常吃不来人，搅不来世界，所以借这衣冠禽兽的样子，来暗中吸天下人的脂膏”[7]，作者借猪八戒之口说道：“至于世界上的奴才，你还没有这资格做，必定要带着大红顶、拖着孔雀翎儿，才算得个完全无缺的奴才。”[8]“做中国的官，不如做外国的狗。”[9]
作为中国新希望的维新派是“暗地里行为，却比守旧还坏十倍”[10]，而革命派则“都是革在嘴上。弄到后来，一包炸药，一管手枪，孟孟浪浪，胡闹一场，反把自己的命先革了。说之可恨，实在可笑。”[1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版《新封神传》
而曾经为革命党的猪八戒则自陈“我起初的革命，原不过是嘴上风光，做个上舞台的引线，如今我已有了路了，那个还同他们去干这无法无天的事。你要晓得，那班人大半是没路走的朋友，若是把红蓝顶子望他头上一压，他必定的规规矩矩，一动也不敢动。”[12]
而维新与革命之敝则首在对留学生之推崇，“我们留学生就是做官的尽先班，卒业回来，起码一个知县”[13]，但留学生的真实水平却十分可疑，猪八戒对姜子牙说：“你把留学生看的太高了，须知去留学的不是个个人有学问，差不多不通的也有在内。以你老的资格，在留学界可算得上乘，别人不敢说，像我老猪，能识几担西瓜大字？然而如今倒也在留学界上大摇大摆”[14]。
至于留学生之祖，自然是猪八戒的师父唐僧，作者也借猪八戒之口讽刺道：“我们师父在上海青莲阁吃茶，有几个活观音样的女人过来同他答话，他闭了眼睛，红了脸儿，只是不睬。后来走过小东门，来了一班野鸡来拖我们师父，他竟是顺水行舟的去了。”[15]
事实上，那时有许多讽刺留学生的小说，非独本书为是。如1903年发表于《浙江潮》的小说《爱之花》，与本书连载同年（1906年）的则有马仰禹的小说《新孽镜》及上海乐群小说社出版署名遁庐的《学生现形记》，而连载本书的《月月小说》也在本书发表的次年（1907年）连载了吴趼人署名“我佛山人”的作品《上海游骖录》等。
《吴趼人全集》
此类书中最负盛名者无加于十年之后民权出版部发行的向恺然署名“平江不肖生”的小说《留东外史》[16]，相形之下，向著更侧重于对留学生生活的刻画，这是因为向氏曾于1906至1911年间于日本留学，所作之书乃留学生的自我批判。
但《新封神传》的作者则更侧重于对留学生印象的刻板刻画，其于留学生活不甚熟稔，却深谙官商间的一般交往，对于更高的政策却也不甚了然。所以本书作者身份虽然不详，但当系低级官员或出身商家之类，其所作对留学生的批评，乃是传统知识分子对留学生的讽刺。之所以有此态度，是因为晚清的时代实为中国的一大变局，而留学生的出现破坏了传统的士阶层结构。
按：“士”本为西周时期贵族的最后一等级，但随着晚周的时局动荡，贵族政治为君主政治取代，“士”便作为进入贵族的第一道门槛，成为打通上层民众与下层贵族的第一道界线，以普通贵族乃至平民的身份成为官员的行为，便叫做“仕”[17]，这个时候已经将官员的任命权力由传统的世袭转变为君主的任命。
《小封神传》
不过，被任命者的身份依旧与其在地方上的权力有关，或是因武力为地方有影响力的豪侠，如先秦的墨家、汉武帝时期的郭解，或是因商人的地位于政治发生影响，如先秦时期的范蠡、吕不韦，汉武帝时的卜式；被历来史家论及的商鞅军功授爵制度，其实并未发生足够影响，故当时的官僚阶层其实仍是传统贵族与新兴势族的结合。
秦汉时期的征辟、察举制度也是缘势族的意愿而发生的，以地方的官员推荐地方的势族，故当时有“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讥讽之辞，为时论所诟病的“九品中正制”反而借助中正官的品鉴，将地方官员推荐权变成了中央对势族子弟的审核权，对于瓦解贵族政治是一种进步。
中国最后一位出身势族的宰相当是唐朝中期的张九龄，自隋帝杨坚草创科举，唐帝李世民编纂《姓氏录》以下，贵族势力便逐步为平民中的知识阶层取代，至中期而有代表平民知识阶层的李林甫结束贵族政治。
李林甫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宰相，甚至在血统上还有一定唐朝皇室的远亲，但他却立足于平民修订法律、建立职业兵制（募兵制），于结束贵族政体有决定性的意义。自此以下，中国的朝政遂为平民知识阶层所把持，甚至“士阶层”也成为了平民知识阶层的同义语。
《反封神榜》
传统的士阶层以“读书—做官”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知识阶层同读五经或四书，虽偶有余弊，但大体公允。至于清末，此种大体上的公允被留学制度打破——中国旧知识结构已经不能满足新的时代需求，自洋务运动始便寄希望“别求新声于异邦”。
对于清政府而言，新的知识人才与旧有官僚体系不甚相容，所以这时留学生至多留洋九年即行回国；对于知识阶层来说，留学生“每年花费四五百元的本钱”[18]便是将平民阶层排斥在官僚体系的最好障碍，所以留学一途“门户狭隘，路径险阻，攀登甚难，学子往往不得其门而人，伫立风雨中；惟舍此途而外，何能跃登龙门，一身荣誉何处而求。”[19]这就生出了仇富的情绪。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能够留洋的学生又少，不容清政府细加选择，于是有了一些了留学生“没有卒业，抚台就来请他”[20]的局面。何况“洋话会说，那一样不可赚钱。做官呢，出使大臣，外务部，洋务局，这几样美差。读书呢，翻绎西书，教授西文，都是一碗好白饭。做生意呢，各洋行的买办，各银行的经手，进账是一年动万。就不做官，不读书，不做生意，那洋人身边去做个细仔，也是不丑。”[21]
所以，无论读书读到何种地步，总不至于没有出路，这就使那些苦读四书的人没有了出路。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堵住了这些传统读书人的入仕之路，在此种情形之下，遂作小说加以讽刺。
《留东外史》1915年刊本
从情感倾向上看，留学生自作的小说多将与所在留学国家的女子恋爱视为“文化征服”的一种方式，除《留东外史》之外，王韬《淞隐漫录》中的《媚梨小传》、《海外壮游》等篇也以海外留学生猎艳为主题。
如果说这些描绘为的是“用'嫖’的方式对日本人的另类'复仇’”[22]，“体现了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格结构中'超我’对'本我’的屈服，文明对于欲望的让步”[23]的话，那么显然《新封神传》的作者“大陆”并没有认同这种“复仇”的方式，将这种猎艳等同于猪八戒的好色，也即是在取经或求学路上的不坚定，而这种不坚定又刚好给了反对留学者以种种的口实。
通过种种讽刺，看出作者在预备立宪之后对当时的现实和代表着未来希望的留学生的种种隐忧，导致其既不能认同军政界的各色官僚，也不认同维新和革命，同时对工商界及媒体也颇有微词。
本书第二十回披露了元始天尊授予姜子牙的封神榜全文，开篇是一个偈子：“大千世界，以利为义。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正文是“第一政界诸公，可封为尖头星官；第二军界诸公，可封为长脚星官；第三学界诸公，可封为虎头星官；第四商界诸公，可封为通天星官；第五工界诸公，可封为吠影星官；第六报界诸公，可封为长舌星官。”
《封圣演义》
与《封神演义》的封神榜相比，没有将更为具体的星位授予某一具体的人，而只是通过星号对某一类人进行讽刺，在这种对社会更阶层的全盘否定之下，其对“罗刹国”的赞美便更显得具有忧患意识。
本书人名多用谐音，将姜子牙当做维新派捉拿的官员名叫“杨懦”，杨即“洋”，即见到洋人便懦弱下来；猪八戒变成外国人“克中”来压制他，“克中”便是能克制中国人的意思。两个与猪八戒老婆有染的留学生陈渔阳和陆醒狮则疑为讽刺革命党人，陈天华蹈海而死，故谐音“鱼洋”，以为讽刺；“醒狮”则是1905年成刊于日本东京的革命杂志之名，“支屺厦”即支那（中国）日益颓圮下去，商善赞、钱孔之名讽刺之意一目了然，自不待多言。
本书作者署名大陆，即中国大陆之意，一则以为日本留学生之误国，故称“大陆”以自显；另一方面则感慨神州大陆之陆沉，以此为名更是寄托忧国之心。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对《续封神传》的著录
从形式上看，此书不过是用中国旧章回小说的主角为媒介映射现实，此种小说在晚清时期在在有之，或称为“拟旧小说”[24]，或称为“翻新小说”[25]，盖因此种小说多半是首先在报刊连载的，用旧小说的旧人物、旧性格，使读者对作者所要创作的立场一目了然，方便作者入话和读者的接受，如本书猪八戒出场时，读者必已经先预设他是好吃懒做、无能且好色的人，姜子牙则是老成持重、有道德修为却离当时的生活太远的人。
而从思想观念上看，此种小说或类似于民国时期所谓“黑幕小说”[26]，以今日革命史观的眼光来看，作者对革命、维新的态度固不可取，然而于那时却实实在在反映了当时的人心所想和所向。
在某种意义上，对留学生的排斥成为了一般民众疏离知识阶层的开始。在科举时代，一个人中了举人后“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27]，做学生的介于官民之间，自然是民间的领袖，作为士绅一层影响乡里的政治。
但自从晚清排斥留学生后，学生在一般民众心中的位置日益下降，及至抗战时期则一变而成为空疏无用的代名词，当时有民歌讽刺学生宣传抗日，称：“学生学生你别闹，不如二踢脚，好像黄烟炮，日本占了东三省，一时你们发了躁。当局不说打，你们想打办不到，又无枪来又无炮，赤手空拳瞎胡闹。”[28]这种轻蔑学生的态度在科举废除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上海进步书局刊本《封神传》
要之，清末民初这一大变局非但是中外局势和政治局势的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心态的大变化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刚好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心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样本。
惜乎今日的文学史家对这一段文学的历史及士人和市民的心态研究都不是很够，侧重于白话文学及其变革的研究，若能对其它小说分别思考，每类都做成一大专题研究下去，庶几能够填补这段文学史乃至社会史的一段空白。
[1] 见大陆等《新封神传、新旧社会之怪现状、新列国志》的书前影印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以下所引原文均以此为依据，以下凡引本书处，本文只标回目。
[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2月版，第1098页。
[3] 第十二回。
[4] 第二十回。
[5] 第十六回。
[6] 第五回。
[7] 第十一回。
[8] 第八回。
[9] 第十九回。
[10] 第十二回。
[11] 第十四回。
[12] 第十五回。
[13] 第二回。
[14] 第十四回。
[15] 第四回。
[16] 关于《留东外史》的初版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此取徐斯年、向晓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年表》的说法，该文见于2012年11月出版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6期，以下对向氏生平的介绍亦参考此文，不另。
[17] 详参拙著《先秦诸子述林》，中国致公出版社，2019年2月版，第135—144页。
[18] 第二回。
[19]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8月版，第35页。
[20] 第二回。
[21] 第三回。
[22] 朱美禄：《域外之镜中的留学生形象——以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作为考察中心》，巴蜀书社，2011年9月版，第44页。
[23] 同上，第53页。
[24]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76页。
[25] 欧阳健：《古小说研究论》，巴蜀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57页。
[26] 关于“黑幕小说”的创作目的，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许多分歧，至少有“礼拜六派说”、“写实派说”、“艳情掌故说”、“劝诫近录说”、“有闻必录说”等，参见田若虹《陆士谔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9月版，第182页。
[27] 《儒林外史》第三回。
[28] 田涛：《百年记忆：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