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要赞美身体
孙若茜
“在她的悲痛里有一种风度和骑士精神，标志着她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诗人。我总是说，诗歌是人类的音乐，在这本书中，她真的在歌唱。她从悲痛到恢复的旅程是如此美好的践行。”
——2013年1月，在T.S.艾略特诗歌奖的典礼上，最终评审团主席、英国现任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这样评价了莎朗·奥兹的诗歌
像少女一样留着披肩长发，谈论着身体和性，对于74岁的美国诗人莎朗·奥兹（Sharon Olds）来说，这两件事就像她脸上的皱纹和蹒跚的步伐一样的自然，而不是刻意对抗年龄的工具，因而给了她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可能是她在现身上海书展，参加上海国际诗歌节时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现实的原因——2013年，她凭借诗集《雄鹿的跳跃》获得了T.S.艾略特奖和普利策诗歌奖——两个诗歌界中极具分量的奖项。
实际上，莎朗·奥兹几乎在写作之初就得到了广泛关注。1980年，她的第一本诗集《撒旦说》获得了首届旧金山诗歌中心奖;第二部诗集《死人和活人》，入选1983年拉蒙特诗选，赢得国家图书批评家奖。之后的《父亲》入围英国T.S.艾略特奖，《未打扫的房间》入围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批评家奖，等等。
也是从第一本诗集开始，诗人就“宣称继承惠特曼歌颂身体的传统，宣称有必要打破对社会强加于人的关于身体及其经验的沉默，使用鲜明的形象去揭示虐待的家庭关系、爱、性和暴力”。从此，由身体和身体经验出发，对家庭、性、爱、死亡的书写成了莎朗·奥兹的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主题。
1942年，莎朗·奥兹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清教徒家庭，环境保守、压抑，有关性爱，甚至身体，都是严格禁止讨论的。因此，这样的诗歌主题，并不是从小伴随诗人成长起来的话题。60年代，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爆发，无疑给当时正二十几岁的年轻奥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她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所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直接体现在了她的诗歌写作上。
虽然身体和性并不是其诗歌的唯一主题，但却足以让她在备受瞩目的同时，也招致相应程度的非议。被诟病的核心就集中在作品中的私人化，诗歌中涉及到的诗人的性生活。肯·塔克曾在《纽约时报》书评里批评：“对于一个作家，她最好的诗表示出强烈的观察的力量，奥兹花费太多时间捕捉自己的情绪温度。”评论家海伦·文德勒也曾公开贬斥奥兹的作品自我放纵、煽情甚至色情。但显然，做出这类评价的评论者，目光只停留在了其诗歌的表面，牢牢聚焦在那些直白、敏感的字眼上，似乎并没有想要真正进入到诗人所表达的核心，不见其个人经验的书写背后所强调的普遍性。
美国诗人莎朗·奥兹和她的诗选《重建伊甸园》
相比之下，露西·迈克迪米德在《纽约时报》的评论则进行了更深的探讨：“像惠特曼一样，奥兹女士为了庆祝一种比政治压迫更强大的力量而歌颂身体。她的作品从此被视为继承了惠特曼颂扬身体的传统;而且对她来说，身体是一个存在的凭证;肉体经验是身体接触和形成主要人际关系的首要模式。诗歌从身体出发，汇聚其所有的快乐和痛苦，所以特别容易引起女性读者的共鸣。”
其中文版诗选《重建伊甸园》的译者、诗人远洋同样认为：“对于性，问题不在于能否写，而是如何写。”“奥兹一系列从肉体出发的诗歌，并没有停留在性描写和感官刺激上，却能从肉体和性的经验上升到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人性和灵魂的追问、探寻与挖掘，有着哲学思辨和社会批判色彩，拓宽和丰富了诗歌美学的疆域。”
在前不久的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期间，本刊对莎朗·奥兹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你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根本无法自由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是什么促使你把诗歌的主题大量地聚焦在性、爱，及身体经验上的？
莎朗·奥兹：的确，我生在非常传统、保守的家庭中，对我来说，有关性爱，并不是从小伴随我成长起来的话题。写有关这个主题的诗，可以说，也不是我主动的选择，而更像是它选择了我。当一个概念、想法跳到我的脑子里时，我是无法阻止的。宗教本身是严谨、保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更是让家庭环境变得沉重、压抑的原因，写一首诗对我来说就像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或者叹一口气出来，是一种放松。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父母最初读到你的诗时，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莎朗·奥兹：我以为我可以一生都不让父母知道我是个诗人。但作为一个诗人，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诗很早就被发表在大型的期刊上，因此，也就被我的父母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给我打了电话，我在电话这边说，我想要请求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从来也没提过什么请求——我想要把我的诗歌和我的家庭分开。他们说，好吧。我对此非常感激，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谈论过我的诗歌。
三联生活周刊：有关这一主题的写作，也让你受到了很多评论界的诟病，你怎么看那些批评的声音？
莎朗·奥兹：当我读到别人的批评，我是非常伤心且担忧的。我所担忧的，是我还能不能作为一个专业的作家走下去。因为对我来说，要想独立生存，一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小时候生长的家庭非常不和谐，酗酒、精神问题出现在家庭成员中，同时，还存在错误的价值观，比如种族歧视，比如男女地位等级问题——在我的家里，女人是不工作的，她们因此幸运，同时不幸。这让她们拥有养尊处优的优越感，但也让她们无法独立，同时还决定了男人在家庭中有着比女人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我更希望拥有独立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因此对书写这个主题产生过怀疑或者犹豫？
莎朗·奥兹：没有，我就是想写跟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人主题，我从来没有犹豫过。
三联生活周刊：获得艾略特奖和普利策奖之后，你的诗还会受到过去那样的争议么？
莎朗·奥兹：似乎没有了。大概是因为美国诗歌趋向也正朝着那个方向在走，下一代的年轻诗人也想要做出和过去不同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以性作为写作的入口，或者主要的内容，确实会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跌入低俗，你怎么让它保持在应有的位置上？
莎朗·奥兹：因为我想要写的是有关人性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确实也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写得很好，所以，我所发表的诗歌可能只有我所写的10%。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写有关孩子的诗时，也选用或者说模拟了他们对于性和身体的一种启蒙视角，好像几乎没有人这样做，孩子所对应的往往是绝对的天真。
莎朗·奥兹：我写那些孩子的诗的时候，就像是站在自己的面前写作，自己看着自己。但后来我回过头去看那些诗歌，那些关于我的孩子的诗中，确实有太多性的成分，因此，在后面的诗里，我也做了很多的修改。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促使你发现并决定去修改它们？
莎朗·奥兹：那些诗歌似乎已经超越了一道应有的界限。我的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在写诗。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你不要再去写关于我们的诗了，不要发表那些诗歌了。我很尊重他们的意见，就把整本诗放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你们希望把它撕掉，还是修改里面的内容，都可以。后来，当他们成年，回想起这些时，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笑的事情。
我始终不太希望我的孩子读我的诗，比如那本《雄鹿之跃》，1997年完成写作时，我的两个孩子分别是25岁和28岁，我对他们说，至少这10年里，我都不会发表这本诗集。15年后的2012年，我才最终发表了它，当时他们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像你说的，1997年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还要再等15年？
莎朗·奥兹：因为那本书里涉及到他们的父亲，里面的主人公是他。我们的婚姻破裂对我和我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震惊的事情，我的写作就关于此。但之前至少有25年，我们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的。我希望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父母说，希望诗歌可以和生活分开，但是面对孩子，你自己却又无法做到这一点了？
莎朗·奥兹：是的。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我不能，我的孩子也不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能向父母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不能向他们说出自己的感受，但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在我自己的小家庭里，我学习到很多，平衡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我们这代诗人中，像我这样去写有关孩子的诗歌的确非常少见，如果能把这个主题写得具体，能通过它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不管是童年的不愉快，还是婚姻经历的波折，当它们被写进你的诗歌时，你总是保持一种足够的谅解和宽容，这种态度是真实的，还是希望通过诗歌构建出的？
莎朗·奥兹：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把我培养成一个不生气、不愤怒的人，就像被一个人踩了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愤怒，而那不是我的习惯。就像《雄鹿之跃》的女主人公，我会觉得她本身就并不应该愤怒，而我想要在那本诗集中更多地表达难过和痛心，一种心被撕裂的感觉。在生活里，我知道自己要坚强，为了我的孩子也要坚强。
三联生活周刊：年龄有没有改变你对身体和性的理解？它们依然是你现在经常谈论的话题或者诗歌的主题吗？
莎朗·奥兹：没有改变。很多女人想要永葆青春，可能会通过很多办法改变自己的容貌，维持自己的身材，而我觉得变老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面对它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自尊。今天，我最新的诗集正在美国出版，让我来告诉你其中一些诗歌的标题，有“赞美子宫”“赞美阴道”，赞美各种器官……这本诗集就叫《赞歌》，就是依然要赞美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