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课】学习打卡第二十天打卡: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司马光,确实是高官,而且是高官中的高官,都拜过相,也就是先后担任了朝廷的行政首脑。他们担任宰相,都不是那种“太平阁老”,而是观点鲜明,敢作敢为,风风火火,惊动朝野的“铁腕能臣”。他们的观点,严重对立,对此我们暂且搁下,先看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宋代真把“文官制度”推向了极致,让文化和行政进行了“顶端性熔接”,让中国文化第一次在最高权位上接受了磨炼。

王安石、司马光在担任最高行政首脑前,已经是顶级文化星座。王安石是顶级文学家,司马光是顶级史学家。这就是说,行政上的“最高”和文化上的“最高”合成了一体,这在中外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也找不到后续。

不错,按照中国的科举制度,历代高官都是有资格的文化人,但他们都不是顶级文化星座。反过来,不少文化大师也会做官,但一般做不到宰相来指挥全国。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行政权力借用了文化,基本逻辑仍然是行政而不是文化。但是,当文化上的“最高”掌握了行政上的“最高”,情形就不同了。文化的系统性、完整性、明确性、号召性、鼓动性就会强悍地呈现出来,而大大减少了一般行政措施的协商、妥协、模糊、兼容。

你看,王安石变法,就是按照完整的文化逻辑来实施经济改革的,带有极大的理想成分。他要宋朝摆脱沉重的经费负担而求得富裕,并取得了雷厉风行的效果,国家的财政状况果然大为改观。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他简直就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把改革推进到金融管理,并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左右行政体制。司马光则从东方哲学的保守立场认为,天下的贫富必有定数,突如其来的国富举措必然会带来实质性的贫穷,而且还会伤害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他主张祖宗之法不应变更。王安石则针锋相对,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坚定不移。

在不同帝王的支持下,王安石担任宰相时,厉行变法;而司马光担任宰相时,废止新法。两人都干脆利落,文气饱满,响亮堂皇。

他们具体的历史功过,还可以不断研究,但他们却都在国家行政的最高层级上,吐出了一口文化豪气。而且,也为宋代的文化,打出了两面奇特的旗帜。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对立,各不相让,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在个人私德上有任何明显瑕疵,或者互相之间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这就是说,他们保全了自己的文化人格,都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他们两人,年岁相仿。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后的五个月也去世了。两颗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几乎同时陨落的年份,是公元一千零八十六年。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已经病重,他对王安石的去世极感悲痛,命令必须厚葬之。我可以肯定,如果事情颠倒过来,王安石得到了司马光的噩耗,也一定会如此,同样极感悲痛,同样下令厚葬。

他们中间,又夹杂着另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苏东坡。

苏东坡比他们小十几岁。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这也成了其他一些官僚迫害他的理由,但王安石没有参与,反而希望皇帝保护。后来司马光当政时废除了王安石新法,苏东波又要当面与司马光辩论了。苏东坡觉得,他们两方面都有偏差,又都有长处。当然,总的说来,他更靠近司马光。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驴到码头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苏东坡眼里,这个骑驴来迎接自己的长辈是一代宰相、文坛泰斗,而在王安石眼里,这个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中年人是旷世天才。两人一起游了南京钟山,苏东坡写了一首记游诗,王安石看了就说,我一生写诗,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

临别,两人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苏东坡又写诗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意思是,早十年能追随王安石,就好了。

其实两人都谦虚了。就诗词整体水平而言,当然苏东坡高得多,但那天在钟山游玩时写的两句却很随意,王安石说自己终身不及,就太客气了。你看王安石这两句写得多好——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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