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唐五代：一百五十载腥风血雨（藩镇割据篇）

【精彩序言】

俟今后，陛下可为大家，余事皆付老奴足矣。---唐代宗大历三年（756），权宦鱼朝恩与代宗皇帝语

臣于元和三年作《元和方镇图》，窃观有唐之号令，盖不出关陇、河洛矣！骄兵悍将，盘根错固，天下瓜分豆剖矣，呜呼！----唐宪宗元和三年（783），宰相元稹

 安史之乱：矛盾总爆发和藩镇大割据

公元74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踌躇满志、蓄谋已久的安禄山以唐卢龙、渔阳、范阳三军镇节度使的身份公开谋反，拉开了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序幕。作为高度汉化的鲜卑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央王朝，唐朝统治集团一贯兼容并蓄，开明宽松，对地方亦缺少秦汉等传统汉人王朝的监管能力。早在唐高宗总章五年（689），唐廷始设军州，篡唐的朱温所辖汴州宣武军即第一批所建。作为传统行政建制的有效补充，也符合隋唐以来寓军于民，寓军于农的“均田制”制度思想，士卒平时屯田农作，一有战事则转换身份开赴前线，这既有利于军民一体，社会各项活动高效运作，也有利于唐廷节约费用开支，形成“外重内轻”局面，有效驾驭四方，开疆拓土。

为了避免地方节度使坐大，自高宗至玄宗朝初期地方军节度使是不允许同时掌控军权和财权的，同时一如两汉，朝廷定期派按察御史和观察使赴各地方军州述职监督，并向朝廷如实禀告最新近况。但玄宗晚期，玄宗皇帝志得意满，加上权相李林甫生怕汉人文官出任地方军节度使，累积军功威望会威胁自身相位，故而屡进谗言，劝玄宗以安禄山等胡杂为节度使，并与这些地方势力勾结以自固，给予他们更大的权限。等到安禄山起兵造反之际，唐王朝地方藩镇势力已经初具雏形，形成了以卢龙、渔阳、范阳、魏博（河北地区）为核心的强藩集团（安禄山就掌握三个），后来安史之乱被镇压，渔阳和范阳二镇被废，变为卢龙军节度使的势力范围。又因江淮地区经济富庶，商业活跃，特别是中央朝廷赖以生存的盐业贩卖转运皆在两淮，故而后加入淮西，与卢龙、魏博并驾齐驱，是为“晚唐三大名藩”。

       而安史之乱平定后，玄宗之子肃宗缺乏卓识，一味姑息纵容，为了安抚人心而授予地方节度使财权、军权和政权，从此藩镇之乱兴起而不可支。这些藩镇节度使，诚如忠介公前文所述，基本都有胡杂血统，目不识丁却凶悍暴虐无比，都握有一只虎狼之师，尤其是晚唐淮西节度使杨行密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精锐亲军，银枪军为甚。这些部队都是节度使本人的私人部队，完全靠金钱爵位雇佣笼络，且大量吸纳突厥和回鹘等异族骑兵，战斗力极强，甚至不亚于之后的契丹辽军和女真金军，仅仅在冷兵器草原游牧民族巅峰的蒙古大骑兵机动集团那里才甘拜下风。且武夫们重金雇佣的同时，军纪惩戒也极为酷烈，每次战败，只要为首将军和将校责无旁贷，整个集团所有士卒都要被斩首示众，号称“踏拓斩”，且所有军人脸上均强制配面刺字，逃亡的话很快就会被抓获。有了这样的枪杆子资本，藩镇们自然交横跋扈，根本不把唐天子放在眼里，且社会弥漫重武轻文的极端暴戾之气。是故晚唐文宗不止一次哀叹：“今天子号令不出京兆，吾汉献帝不若也！”（宋.欧阳修《新唐书.文宗本纪第十三》）

而文人，在残唐五代自然也处境悲惨，虽无明清的思想钳制和特务统治，但也朝不保夕，说杀就杀。唐末帝昭宗天复元年，朱温征讨其死敌秦宗权和凤翔节度使安重荣（安禄山后代）大获全胜，一战歼灭秦安联军四十万，伏尸百里，血流成河，朱温军又趁机大肆劫掠屠城，“千里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班师回汴之后，朱温幕僚、御用文人康崇勋等本煞费苦心，洋洋洒洒作文数篇欲于席间献媚，没想朱温冷哼一声，根本不感兴趣，也看不懂，还反过来讥讽康等道：“吾不识天子样，尔等为吾识之邪？”席间裨将们趁机发泄长期对文人的蔑视和仇恨：“今兵强马壮者但为天子，宁有种乎！何须毛锥子，但枪杆子足矣！”五代时期的名藩安重信（安重荣胞弟）是名满海内外的纯文盲，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连北边的契丹辽国都甚为不屑，每每他前往契丹，都被告知食宿等一应俱全都安排妥当，不劳费心。

在这种地方权力毫无制约的极端情况下，自然就是绵延不绝的生灵涂炭和兵连祸结。不仅中晚唐汉人人口大幅锐减，让蛮夷趁虚而入，且唐天子一如周天子，威严扫地，堂堂皇帝变成长安市长，造成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更造成了北宋的矫枉过正，最终酿成了亡国之祸和更深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