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 殇
作者：老柯
五 苦斗之殇
1972年重庆铁路局、巴山仪表厂等到南江招工，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我的劳动表现每次都填写了推荐表送公社，每次都因政审不合格退回来。《牛虻》中的亚瑟已经从一个多情善感的文弱少年磨练成心智成熟的斗士，红衣主教大人虚伪说教麻痹不了他对生活的领悟，反正都是永远也教育不好的子女，到运输合作社下力去吧！只要能回到离别八年的重庆。
上班第一天领两个竹筐、一根扁担、一条再生布搭肩帕，跟着工友来到龙门浩老码头河边。装煤炭的木船远远地停泊在枯水的江中，一条细细的跳板在船与岸之间晃动，工人们挑着煤排队循环上跳板，头顶火辣辣的太阳，身下浊黄的江水在翻滚。我挑着煤走上跳板，双腿在跳板上发抖得迈不开步，后面有人吼：“快点哟！虚啥子虚，做什么虫就要钻什么木，吃不了这碗饭给我爬开”。也有好心的老工人提醒我：“小伙子，过跳板不能看江水只能看跳板，三股绳的箩兜要捏紧，否则箩兜翻兜人单边，你就要被荡下江去”。长江边上抬石头沿袭着自古以来水码头“大力帮”传下来的规矩，叫做“忤逆的找来，笑和的吃”，意思是说下力找钱的时候，无论亲生的父子兄弟都必须非常认真，不认真就要打架，挣了钱下馆子喝酒划拳吃肉，谁出钱就不分彼此了。我第一次到河边抬石头，连手姓白也是个新手，他抬小肩负责提绳子捆石头，我抬大肩要多背扛子多承重量，抬小肩的一般是熟手，要手脚麻利会喊号子，俩人配合默契才有效率。工头杨昌洪（南江县上梁区上梁林场知青）招呼人在装石头的船上搭好跳板后，一声令下：“一根扛子60条石头，抬完堆码好记一个工”，大伙一哄而上地跳上船，抢钢钎翻撬条石，争得面红耳赤，原来船上装的毛坯条石，大的六、七百斤，小的三、四百斤不等。木船在争抢中单边倾斜，船老大急得大骂：“你们这些狗日的崽儿，只顾选小的，船翻了没得那个跑得脱！”。我俩人都是新手动作慢，抬到后来石头越来越大，越大越重抬得越慢。抬得快的人抬完60条石头后，就坐在河边翘起脚抽烟看表，12点钟到了我们还有几条石头没抬完，岸上的人们一起啪手呼喊：“丢干柴、丢干柴！”，然后跳上船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把剩下的石头抬上岸，这样我俩一上午一分钱都没挣到，钱被大伙分了。据说这是长江岸边下力人由来已久的规矩，我居然连续三天“丢干柴”。当年运输合作社人员结构可谓复杂，除了从各地农村“顶替”回来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100多名知青外，原来班组的老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各个单位淘汰出来的“黑五类”：有原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出来的宪兵班长黄杰、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肖中一、国民党赴缅青年远征军周绪光、逃亡地主柴福堂、国民党“内二警”卞绍中等等。这些人当时都被称为“牛鬼蛇神”和“残渣余孽”，每个礼拜都要定期到派出所去接受训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管理运输合作社的人是一个从国营企业搬运装卸运输公司伙食团调来的党员叫淦金禄，此人一字不识枯瘦如柴，因患膀胱癌成天咳咳亢亢地提起裤子不断地跑厕所，后来干脆不扣上裤子扣子，前门大开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他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特殊爱好，就是中午常常单独找一些长得胖胖的女知青到办公室去关门做思想工作，若干次思想工作后，这个女知青就有可能获得脱离班组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办公室去做轻工作的机会。一次，他交给我们班组一个战备任务，就是给南岸区公安分局伙食团运煤炭、砖头、木料、石灰等。我们用板板车拉，用箩筐抬，肩挑背磨，整整干了几天，最后老工人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拿托运单去找分局的经办人签字，签不到字就等于白干，拿不到工钱。他们对我说：“小伙子，你没有什么问题，好说一些，还是你去吧！”我拿着托运单到公安分局找到管总务的警察李守贵，他瞪起眼睛把托运单一扔吼道：“甚么、甚么？给公安局做事还要签字，还要付运费？拿起走，拿起走！”。我只好跟住他，他人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最后他烦了，打电话喊来分局有名的“王摩托”。“王摩托”进屋“哗”的一声掏出手铐说：“你再在这里闹，信不信我把你铐在这里”。我强忍心中怒火走出公安分局大门就遇到运输社搞安全的干部廖志云。我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讲了，他说：“算了，算了，我们吃点亏算了”。从1972年到1986年，整整15个春秋，风餐露宿走千家进万户，车站、码头、公路，拉板板车、抬连儿石、扛货包、装车、卸船，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磨平了他们的心智，也佝偻了他们的身体。磨骨头养肠子，他们自嘲：72行，板车为王，脚肚子蹬爆，脖子拉长。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单纯靠出买劳动力维持生计的他们年岁渐大，体力越来越不支，最后穷途潦倒，借酒浇愁愁更愁，家庭破裂，一死了之。和我一起从南江县正直区调到运输合作社的四个知青：邱仁杰（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夏宝庆（南江县正直区朱公公社林场）、杨昌荣（南江县正直区菩船公社林场）三人因劳累过度先后去世。享年不到50岁。1985年我已磨练成真正的搬运工人了，劳动之余通过电大和自学考试的学习，泯灭已久深藏内心的求知欲被激活。当时国家正在召开科技工作会，提出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我被抽调到运输社以工代干搞业务工作。数月之后，运输社人事干部姚舜寿（姚驼子）神秘地对我说区交通局的人事科长陈金华在淦书记的办公室等我，要找我谈话。我走进淦书记办公室，陈金华关上门，先说了一大篇我表现好，有能力，群众信服，上下反映不错的好话。接着又说局里准备在几个表现得好的工代干中考虑选拔一两个转正为正式干部，最后说到他儿子看中了友谊商店里的一台收录机需要350元美金，听说我姐姐在美国，要我帮忙解决一下。说实在的当时我连美元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姐姐一家在国外打拼的艰辛我倒是知道。我慢慢站起来，陈金华又说好解决就解决，如果不好解决一定要我承诺不把这件事讲出去。眼看着其他人一个个工转干，38岁的我再回班组搞体力劳动身体会越来越大吃不消，得罪了南岸区交通局炙手可热的人事科长，我知道运输社我呆不长了。1986年9月根据《重庆日报》上的《招聘启事》我再次离开故乡重庆，别妻离子孤身一人到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应聘任教。
六 复苏之殇
坐在长寿县城到狮子滩长寿湖渔场的汽车里，我的思绪回到27年前的1959年。父亲当年到狮子滩长寿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也是38—39岁，命运之神使我捡起了接力棒，父子俩殊途同归又从事同一职业。我多次听母亲讲过父亲复旦大学毕业教一普通中学仍然备课到深夜的敬业精神，虽然我只是一个招聘的临时教师，也知道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诚惶诚恐唯恐辜负学生。
子弟校的张维沅校长和原“黑五类”落实政策的教导主任李长文老师在教学业务进修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教学之余我除了参加自学考试本科段的学习外，同时参加四川省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证书考试。学海无涯苦作舟，青卷黄灯下我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拒绝了全家人在北京、兰州的聚会。
日以继夜地埋头书海，似荒漠已久的土地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甘露，原来现代文明是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封建宗教文化进行彻底扫荡基础上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光辉使大写的“人”在我心中复苏，人类幼年时期的思想产物——封建集权的蒙昧文化无论怎样现代包装最终将被人类所抛弃，人性的回归与张扬将超越时空。
教学相长,在长寿湖渔场子弟校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我通过了自学考试、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证书考试的全部课程获得证书，教过初中—高中段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也得到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信任。1987年底长寿县推行校长负责制，我这个招聘教师经全体老师、职工代表和学生家长无记名投票选举当上了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夏天，学生们和我一起游泳游向长寿湖深处，我仰泳看着天空变幻莫测的云朵心想：面对外边一天天浮燥与人欲横流日渐物化的世界，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平静地守望着心中的那片安宁，是庆幸劫后余生比一起回运输合作社先逝去的那些老知青幸运，还是历经坎坷宠辱不惊心平如水从容应对多变人生呢？1989年北京发生学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可以调回重庆。长寿湖渔场人事劳工科认为他们把我一个集体所有制运输合作社工人身份转变成了国营企业正式中层干部，本应好好回报企业，居然又想调回城，简直是忘恩负义。于是扣住档案不寄，人事劳工科科长刘庆中（女）威胁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回去，档案里对你有利的材料我们要全部提出来，对你不利的材料我们要加进去。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她这句话的严重性。2003年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对1986年以来干部载入档案的学历进行一次检查清理。对党政机关泛滥成灾的真的假文凭（胡长青式地摊文凭）假的真文凭（各级党校注水文凭）深恶痛绝的我竟成了重点清查对象。区委组织部的年轻人通知我说：“根据我们的清查，你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学历、职称、任职的材料，而且------”，而且什么？我居然意外地发现在我的档案里长寿湖渔场子弟校一个叫廖明理的人的字迹：“1989年政治动乱期间，该人经动员仍然拒不参加党课学习和党的知识竞赛”。天哪，岂敢！姑且不谈当时我还获得党的知识竞赛一等奖，中国的人事档案制度是相当神秘的，本人与自己的档案终身不能见面，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的什么内容。从1979年读电大，1984年参加自学考试我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自学之路，我翻出各种原始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组织部的人说：现在清华、北大的毕生证书街上都能买到，我们不看你这些证书，你档案里没有保存登记表就不能说明。呜呼！等到因意外发现我档案袋里装的内容可以解释我在机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15年，无论怎么努力工作，总是不顺的原因时，我已接近退休年龄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还在乎什么？根本不需要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了。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重心转移不搞阶级斗争毕竟已经26年了，仍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阶级斗争受益者惯有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模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40年弹指一挥间，其实对老知青最大的伤害是什么？环境条件的艰苦也罢，抛掷了青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也罢，带着硬伤回城一辈子坎坷，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也罢，都不可怕，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空怀着到农村去脱胎换骨，干革命的精神欺骗和虚幻理想在艰苦漫长的岁月中渐渐被消蚀了生活的热情和对社会的责任，精神被愚弄，理想被亵渎，信仰被污垢。记得1965年春天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带领重庆市歌舞团到达县地区各县演出，南江县同时在县委党校礼堂召开第一次知青代表会议，演出中余市长走下台和前排的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一名16岁的女知青当场把自己的名字卢爱兰改为卢爱南并跳上台去表决心：“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南江，是我为党捧献火热青春的第二故乡，爱南今年16春，立志耕耘在山村”（此女知青今已不知何处去也）等等，合着重庆市歌舞团表演的《场长教我打草鞋》及谢幕时《明年桃花开，我们再回来》的合唱歌声，全体知青代表起立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激动之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虚幻信念支撑着单纯的少男少女独自去面对日后那漫长的愚昧与艰难。殊不知，在中国干革命从来都是少数集权英雄的事，蒙昧时代英雄伟人跳出来振臂一呼大海航行靠舵手，导航指路闹革命普渡众生，平民时代平民应该有自己的悲欢离合，绝大多数知青从虚伪狂热的口号中还原出来都是最普通的平民小老百姓，老百姓要创家立业养家活口，普通人本来就应该有普通人自己的生活。到大巴山去战斗、去革命原本不是他们的事，角色的错位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掩盖了伟人英雄们执政领导经济建设产生的低级错误，随着平民社会的到来和现代资讯的发展，芸芸众生可以不依靠伟人英雄们去思考和判断了，叱咤风云的伟人英雄们也一个个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数以千万计的知青还能找回失去的自我、无价的青春和自己的生活坐标吗？这才是个人和民族的悲剧所在，历史终归是平民的历史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恶梦相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逐渐淡出，在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思想体系反思与否定的基础上，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质量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对前思想体系否定得越彻底，发展得越快，国家脱离了贫困，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仅管任重而道远，历经千辛万苦中华民族终于走上法治与人性化回归的轨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绝不是成熟的民族。以色列在当代之所以迅速崛起，正是因为他们敢于反复咀嚼和审视二战时期散落各地的犹太民族几乎被灭绝的惨痛历史。老知青的经历和生活感悟折射出当代中国人沉重而曲折的脚步，敢于正视和回顾那种沉重与曲折，后继者的目光才能洞穿五千年封建集权沉淀的迷雾，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走上富强、繁荣之路。（完）作者简介：老柯 重庆市人 1948年出生 1964年8月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牧场，1969年撤场插队。1972年——1986年在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运输合作社做了近15年搬运工人。1986年——1989年招聘到长寿县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子弟中学，教过初、高中，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后调重庆市某机关工作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