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国宝,珍贵的明清家具

　　满清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统治天下必须掌握汉族文化。所以当他们在关外时,就不断地吸收汉文化的精髓。从康熙时期的家具来看,基本上延续了明代家具的式样。原有的木工作坊里都是师徒一脉相承,这也使得明式家具难有大的改动。

　　明式家具如今的地位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其简约的造型与西方现代包豪斯设计为先导的现代主义风潮非常吻合，西方设计界认为其对西方设计有启蒙价值，甚至认为明式家具是极简主义思潮的鼻祖，所以对明式家具推崇备至，西方藏家和博物馆开始大量收藏明式家具。因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和弱势，所以凡是主流文化追捧的事物和观点，中国的学界、收藏界、知识界都会跟风，因此也造就了明式家具如今的地位。

　　明代家具以黄花梨本为主要材料，而清代家具则以紫檀木为主要材料。清代早期家具或多或少的带有明式家具的风格，同时兼有清式家具的风格特点。在转型时期的紫檀家具，在不乏艺术品味的同时，更加追求了华丽与霸气，更加具备了皇 家之气，它与明式家具一样，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显示着光辉一页。

　　明清家具，不仅是一种物质，更蕴含着一种精神。因此，明末清初的黄花梨、清代的紫檀家具固然值得收藏，但清代的鸡翅、酸枝以及铁力木家具，清中期之前的榉木、楠木家具，乾隆之后的黄花梨、紫檀家具，只要是美的，同样值得收藏。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贵人家不得不蜗居一隅，笨重而占地很大的老家具，已不能适应这种变革了的生活窘况。所以，硬木家具的命运再次多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民间收藏活动的苏醒，老家具才慢慢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此时，硬木家具在内陆的保有量已相当有限。即使经济价值被重新肯定后，它们的拥有者也很少将其拿出来流通了。于是，存世量较多的老红木家具走到台前。正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

　　家具的长、宽、高的尺寸关系，基本上取决于家具功能的需要，但也不是简单地根据功能去制作，在整体和局部上还需要认真地进行比例推敲，以求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获得美观的造型。明代匠师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宝贵的经验。

　　??从历史情况看，明式家具自明代诞生后，其特有的文化气息和艺术风格备受当时士大夫文人阶 层的提倡和青睐，故有关家具内容的笔记，自明代后期始激增，如屠隆的《考粱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注》、戈汕的《蝶几图》、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士性的《广志绎》以及王圻的《三才图会》等。但遗憾的是这些著述所述及的内容大多是文人与家具的关系，从意趣或欣赏的角度作经验总结，并没有理论上的研究或文化艺术上的探讨。即便是万历增编本《鲁班经·匠家镜》这种专 业性很强的书籍，也只是记录当时家具制作的规矩法度，如同“木工手册”。中国历史上把古典家具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前半叶。其间不乏外籍人士参与，如1926年莫里斯·杜邦的《中国家具》;1929年威廉·斯洛曼的《万神庙》。影响最 大的著述要算德人古斯塔夫·艾克1944年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他在绪论中己开始对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和结构进行探索，其内容涉及到明清时代硬木家具的工艺、配件、装饰和年代鉴定。对于国人来说，杨耀先生则开其先河，他在1942年《北京大学论文集》发表的《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的论述中，最 先阐述了“明式家具之式样与做法”，这显然对“明式家具”学术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继杨耀之后，王世襄先生为集大成者，他于20世纪40年代始潜心于家具研究，积数十年之辛劳集明式家具珍品达七十九件，并于1985年和1989年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研究》两集，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门学科而必须具备的理论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