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适是一种怎样的姿势｜魏毅·早茶夜读648
648 | 读城记2020
文/ 魏毅
38岁,研究所职工
六月书单的主菜是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这是一部以身体感官体验为线索书写的城市史著作，跟我惯于阅读的那些关注地理方位、内部空间或者日常生活的写法迥然不同，由于对该书涉猎广泛的知识背景缺乏了解，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偶有脑洞大开之感，但更多是天马行空，似懂非懂。从感官体验上说，这本书并没有让我觉得“舒适”，有趣的是，该书中第三部分有一小篇幅涉及对现代城市“舒适”的批判，倒是令我感同身受，阅读也不应该沉溺于自己的“舒适区”，要勇敢地体验“痛苦”。
桑内特认为，现代城市对于“舒适”的追求，跟“被动”、“孤立”、“密封”这些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现代人贪恋舒适的后果，是人越来越转向自己精心布置的内部空间，“个人从公共场所退缩”；即便旅行，也因为追求过程舒适而简化为一种“速度地理学”的体验，弱化了人对于空间的感受力。
人生而好逸恶劳，除了严格意义上的苦行教徒，极少有人言行一致的拒绝“舒适”。那么，现代人（准确说是19世纪以来）对于“舒适”的追求有何特别之处呢？桑内特认为，特别之处在于现代人摒弃了“舒适”的社会属性，将“舒适”的意义完全等同于“个人舒适”。桑内特引用了吉迪恩在《机械化的号令》一书中的细微观察，即19世纪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类姿势：
“这种姿势是基于放松而产生……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姿势，跟过去的时代相较，既不能称为坐，也不能称为躺。”
中国读者到此会心一笑，这不就是“葛优躺”嘛，迟到一个多世纪，我们也体验了一把19世纪的时尚。这种半坐半躺的特殊姿势，需要一种崭新的坐具支撑，于是沙发，尤其是带有弹簧装置的沙发，在19世纪应运而生，给予“舒适”一种新的方式——柔软的填充物让人深陷椅垫，沉溺于“软绵绵的幸福”；弹簧技术则让人处于小而频繁的“无意识位置移动”，假装在运动。
那么，究竟是“姿势”在前，还是“坐具”在前？吉迪恩简洁明了表达他的现代主义观点，即“功能决定形式”，沙发是为了解决上述特殊的姿势而产生的。桑内特的观点则有些暧昧，“姿势”与“坐具”的关系，实际上即指向本书的主题——“肉体”与“石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是拒谈因果，喜好隐喻，桑内特是这样表述的：
“这些椅子（即沙发）所产生的舒适感，蕴含着另一种特殊的人类姿势（即半坐半躺）。”
如果非要给桑内特“提炼”出一个“观点”，我以为是——“坐什么，你就成为什么”。
“坐”并非人类的一种原生性的姿势，人体骨骼力学的相关研究显示，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就成为一种不适坐姿的动物。在西方社会，如桑内特所言，“站”和“躺”是古典时代普遍流行的人体姿势；到了中世纪，又增加了“蹲”。作为休息姿态的“坐”，更多借助没有靠背的矮凳子完成，有靠背和扶手的椅子属于有身份的人使用。然而，中世纪的这种椅子在现代人看来，全无个体舒适的意味——坚硬的椅座，垂直的椅背，如果有所谓的“舒适”，那也不是由身体感知，而是“有资格坐”带来的庄重感和权力欲的满足，所谓的Chairman，即坐在椅子上的（男）人。
椅子形态的改变发生在17、18世纪之交，由于等级制度的崩溃，椅子不再象征权力，而成为放松坐姿的器物，椅背变得倾斜，可以随意倚靠；扶手降低，身体在椅子上不再僵硬，可以自由移动。姿势转变的时代背景，即查尔斯·泰勒描述的“大脱嵌”，个人从各种共同体的秩序中“脱嵌”出来，身体感受作为一种“内在自我”被发现并赋予价值意义。在个人主义萌发的背景下，舒适的定义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即桑内特所说，“舒适”完全等同于“个人舒适”，束缚身体的繁文缛节烟消云散；随后，沙发时代降临，代表先进姿势的“葛优躺”粉墨登场。
中国人的坐具史，跟上述欧洲的发展轨迹并无本质不同，这几年中式硬木家具复苏，风传中国人的骨架比欧洲人软，因此不适合沙发等软质坐具云云，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中式家具跟中世纪的欧洲家具一样，本质上都属于“反身体”一类，是一种无关“舒适”、侧重于社交的伦理性器物。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唯一可与欧洲理性时代媲美的是明末，在享乐主义的风潮下，文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开始自行设计符合人力工学的坐具，可惜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近代的坐具革命始于外来的沙发（Sofa译音本身表明它最早登陆的地方是上海），民国时，以沙发为代表的软质坐具渐成时尚，由此引发身体姿势的解放，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终于有了不再正襟危坐的权利。这一时期，女性与沙发的关系越发紧密，在民国月历牌上，女性斜倚沙发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画面；而一部分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女性，也将沙发作为张扬新女性的标志性器具，凌叔华女士那张公开发表的、斜靠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的照片，即被文学史研究者解读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自我表述”。有意思的是，民国男作家对待沙发的态度稍显冷淡，例如鲁迅，据萧红的观察，鲁迅在上海的家中，“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而另一位文风不那么“硬”的作家丰子恺，吐槽西湖游船座椅的变迁，从木板条到藤椅再到沙发，“愈变愈坏”。
凌叔华，北京史家胡同
《小哥儿俩》，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中国人民直至1980年代，才有幸在人口学意义上普遍享受沙发的舒适，在此前的革命年代，沙发不仅在物质形态上飞离寻常百姓家，甚至本身作为“消极词汇”被1970年代的《现代汉语词典》精准清除。因此，1980年代的“沙发热”可以说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报复性消费，一夜之间，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家具店摇身一变为沙发店，民间DIY的高人更是比比皆是，全体中国人的屁股都在齐声欢呼第二次解放。
回到桑内特的担忧，沙发时代，人类对于舒适的迷恋和追求是否会带来感受力的弱化，并最终导致个人从城市公共空间的退缩？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似乎是一个涉及“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日常性困惑。我的基本态度是：在中国人未充分享有现代性的果实之前，请不要用后现代主义来打扰我们。私密空间对于中国人而言，时至今日仍是奢侈之物，中国人从公共空间退守沙发，甘心做Sofaman，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久的Chairman时代，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退缩。借用桑内特的话语，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一部“石头”压迫“肉体”的历史，我们还远没有到反思肉体舒适的阶段。汪曾祺的1980年代，“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我并不把它看作隐逸，而是一种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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