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丨我心深处最特别的位置，永远留给那搬不走的家

李鲁，19岁，现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6岁出版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19岁出版英文长篇小说 Salvation（《救赎》）。现为《北京晚报》专栏作者。

我自幼在北京长大，虽然父母都是四川人，为了陪同我上学他们也长期居住在北京。两年前我去了美国上大学，父母不再理所应当地留在北京，于是回四川老家的时间逐渐多起来。今年夏天，在我假期结束返回美国后，父母决定驱车回老家，带着锅碗瓢盆。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搬家了，搬回老家。

然而搬家对于我自己而言，并不是一件稀罕事。暑假结束，我和之前两位室友中的一位搬进了新家，距离上个学年住的公寓十分钟车程，但是周边环境更好，小区内设施更完善。

新家依然是三人间，只不过换了一位室友，先前那位室友因为生活习惯不合，自己租了单人间住，也算是有了新家。实际上，每年的这个时候，身边的朋友们都会陆续搬家，有的因为嫌以前的家太小，有的因为室友之间处不来，总之各有各的原因，最后也各有各的去处。然而这之中最有趣的是，即使搬家麻烦又累，以至于每个搬过家的人都说“再也不搬家了，以后就一直住这儿了”，但每年还是会有那么多人继续搬家。这让我不得不思考，我在美国拥有的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在我脑海中，“家”的概念是唯一的，如果不仅地方可以换来换去，其中的成员还能换来换去，那充其量只算是“住所”。也许是因为自从我到了北京就再也没搬过家，这样的想法在我心中根深蒂固。

然而听说父母搬回老家去之后，我并未感到不满或惋惜。无可厚非的是，即便居住了十余年，对于父母而言，北京也只是一个把我送出国的跳板；但真真切切的，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我而言，同样的十余年却代表了独一无二的家——那才是我真正谈论的“家”，而不是“住所”。

就离开北京的时间而言，我似乎比父母更久一些：自从去美国上大学，我离开北京已经两年有余了。这两年里，我不仅完全习惯了在美国的生活，还把生活质量提高到了一个在两年前无法想象的高度：和同学合租着三室一厅的公寓，有自己的车，每天和世界各地的精英打交道。然而在父母离开北京之后我渐渐意识到，北京在父母心中的形态，和美国在我心中的形态，有种难以描述的相似性——它们在我们心中都只是实用性的、阶段性的、自己构建的、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的家，而不是从童年开始就一直陪伴着的、深深扎根在心底的那个家。

这种感觉，在最近变的尤为明显。学年伊始，新老交替。一拨学长毕业了，就代表着又一拨新生来了。人对于陌生的事物总有好奇心，当好奇心转变成了好感就摩擦出了感情，于是我的两位室友各自找了两位学妹，在搬家后的半个月里就住了进来。由此我们从“三口之家”一夜变成了“五口之家”。

室友的更替在留学生群体中太过普遍，以至于大家都习以为常。然而这样的更替在我身上发生的太过剧烈，以至于我不得不再次思考关于“家”的含义。

就像北京的家对于父母而言只是送我出国的跳板一样，美国的家对于我而言也可能只是在外留学的附产品。每年这个家的载体以及组成都可能改变，那些改变有时是可控的，有时是不可控的，然而即使它们不可控，我也只能慢慢适应。更进一步的，我无法想象我毕业后这个“家”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也许我会到另一座城市找到另一个“家”，也许某一天那个“家”里也会突然增加一个陌生人，也许不知道多长时间后那个人会默默离开，随之我也离开，再在将来的某一天回忆起那个“家”的味道。

但无论是哪个家，现在的或是将来的，都无法取代在北京的、我和我父母一起生活过的那个家在我心中的地位。

就像人越思考越认清问题的源头，人越活也越在意自己的本质。如果没有在美国搬家的经历，那些辗转反侧的思考就不会在我头脑中发生，我也就不会意识到北京的家对我有多么重要，因为那个家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住所，它承载了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记忆。人不停地回首，有时从记忆中认识到自我，有时不经意地改变了自我。当我对现状感到窘困，在脑海中寻觅有关家的记忆碎片，我找到的全是我对北京的家的热爱。

之所以爱，是因为只有当经历了短暂的、易变的，才明白什么是长久的、稳定的。因为北京的家包含了十几年来我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才看清自己成长的路程，才不为当下的情况所迷惘，才知道“家”的真正含义。那些日子，平淡得就像每天的太阳，不管发生什么都照常升起、落下，却意义深远。

然而这份爱并不阻碍我敞开心扉拥抱未来。若干年后，也许我的孩子对北京会像对世界上其他的城市一样陌生，我也会在一个现在没去过的城市里生活，但是在心底深处，最特别的位置永远会为我在北京的家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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