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六十）
远山之巅，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六十）
实际上，周厉王并不是历史上唯一失去话语权的非末代帝王，两千多年后的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就因为不招文官们待见且其无后，在史书中就被贬得一塌糊涂。
最为离奇的是：朱厚照化身镇国大将军朱寿亲临宣化府抗敌前线并取得了应州大捷，亲自率领五六万明军打退了三四万蒙古军队的进攻，自己还奋勇手刃一人，打得对方主将蒙古小王子以后几十年都不敢带兵南下，可这个土木堡战败之后仅仅七十年、足令大明朝扬眉吐气的重大胜利，在那帮没有一个在场的文官们控制下，居然堂而皇之地说这个上十万人鏖战了数日的战争只死了六十八个人（蒙古军十六个，明军五十二个）。
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帮文官的阴险嘴脸，让我不免对青春叛逆有底线、不乏英武之气的朱厚照颇生好感，甚至对他身边那几位臭名昭著的刘瑾、钱宁、江彬等宦官和近臣也多了一些怜惜。（正德皇帝的事情以后再细说。）
说到话语权，慧思明显要有风度得多，在他成为正局级以后，他在衡山地区举行的各项活动中，都极其尊重岳神的话语权，他甚至定期邀请岳神在般若寺岳神殿里讲学，并经常组织佛道两教的学术交流活动。就算是和尚资格的考试，也邀请岳神担任终极面试场的副主任评委委员。
但周王室却再也没有机会和诸侯们融洽的合作了。
周宣王即位以后，根本就没有拿到过权利，虽然周定公成了摆设，但除了一呼百应的召伯虎之外，诗人（有可能是诗祖）军事家尹吉甫、废除公田的仲山甫（亦名樊穆仲）、先当武将后弃武从文当了太史公司马迁祖先的程伯休父、放弃军权当文官的虢文公、因是宣王母舅而成为申国始祖并通过压制南方多年的申伯、后来分晋三国中最早的牛人韩国始祖韩侯、以孝友著称的张姓史上第一人张仲以及大将南仲、方叔等一干文武也纷纷协掌国事并得到封地。开始阶段，这些人还能相互合作，四处出击攻打本来已经臣服周厉王但因共和复叛的西戎、猃狁、南国（包括楚、噩）、淮夷和徐国，大体是胜多负少，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宣王中兴。
但随着中原局势不断好转，各贵族之间也纷纷打起了一些小算盘，而周宣王也慢慢有了一些势力，一家独大的召公也感觉到了危机，就逼迫宣王冲周公系下了狠手，让周公旦次子君陈一脉的世袭周公地位再次下降，连记录历史的功能都不保而转手鲁国，而周公旦长子伯禽一脉的鲁国被整得长子不能合法继位，也是混乱得一塌糊涂。又经过二十年左右的你争我斗，相关各方实力均有不同程度变化，地位下降的召公再也无法控制朝政，逐步淡出。接下来的十五年左右时间，群臣控制的王室军队屡战屡败（尤其是周宣王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九十年，千亩之败让申国失去了他们压制南方的水军，周宣王也是被造父的六世孙奄父单骑救出），也因此被周宣王重新收回了部分权利并杀掉了几个他认为该死的大臣，然后顺利把王位传给周幽王姬宫湦（或者叫姬宫涅）。
他只是不甘沉沦，继承祖父、父亲遗志，继续和朝臣、诸侯们玩着政治游戏，并奋勇改立褒姒为后、褒姒子伯服（或者叫伯盘）为太子。周幽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申侯因周幽王废黜女儿申后、外孙宜臼之事而恼怒，（也有说是因周幽王派兵攻打西申国捉拿逃走的宜臼），于是串通西夷犬戎大举进攻西周都城镐京，击败西周精锐宗周六师。在骊山之下，犬戎人杀死了周幽王和伯服父子和周幽王的叔叔（或舅舅）郑国始祖郑桓公之后从容退走。褒姒在战乱中下落不明，故有人说被犬戎掳走，也有说和丈夫孩子一起被杀了。
当然，之后的信史也有很多根本就不可信。
但我们得说，信史的出现终究是一件伟大的人文事件，为后世提供了最重要的历史证据，从那时开始，正史就是研究历史的唯一首选。关于它的意义，我曾经结合我谋生的专业这样说过：史官和会计是最相近的两个专业，只不过一个记录政治事项，一个记录经济事项；不管怎么说，只要是专业会计做的，哪怕是一本彻头彻底的假账，也好过根本就没有账，这是私人作坊和企业的最重要区别；历史大抵也是如此。
前面曾提到过檿弧箕箙的故事，紧接着下来的就是褒姒一笑倾国。这个记载在《史记》和可能是司马迁托左丘明著的《国语》中当然是可以对照的。大致是说姬宫湦得到大美女褒姒之后，这个冷美人就一直不肯笑，姬宫湦千金悬赏得了一个好办法，就在骊山烽火台那里点了一把火让诸侯误以为敌军来袭而带兵来救，终于博了褒姒一笑，这个就叫烽火戏诸侯；而当申侯带着犬戎军队真正打过来的时候，点了烽火却再无诸侯带兵前来勤王，致使西周灭亡。
（接下来，在犬戎人在西周的都城大肆烧杀抢掠满载而归之后，醒悟过来的就近诸侯才带兵进京，拥立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号称由于镐京残破和犬戎的威胁，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等卫护或者说胁迫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但这个故事显然是存在巨大的漏洞的。
首先，烽火台的大规模设置极有可能要晚于周幽王。
通过十里左右一个的烽火台连续点燃柴火或者狼烟报警这样的办法得要有体系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够有效运行，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典章是汉朝的。当然，我们相信在秦朝甚至更早的东周时期，烽火台一定已经完全可能作为长城的配套工程出现过。
由于南方多山、天气潮湿，生火比较困难，所以楚人的长城里一定没有烽火台这样的设置。（那位说了，万一真有怎么办？嗯，是个问题，南方植被那么茂盛，万一好不容易生出的火不小心没控制好，把整座山都点着了可就好玩了。）也就是说，烽火台最早只能发源于北方，虽然它有可能比北方的长城略早，但似乎也应该早不了多少。
说得再彻底一点，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兴师动众的爬到山顶上筑一排烽火台绝对不如在隘口修建城池更为经济实用。要知道，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凭借函谷一座雄关就已经让东方六国一直见不到潼关一带的花花草草，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也就是说，如果周幽王之前的周王室有那经济实力，周厉王、周宣王也不会那么和一众诸侯贵族争夺得你死我活，单独的烽火台报警体系在长城没有修之前不大可能被广泛运用。
再就是，在周幽王这事之前，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烽火台的任何记载和蛛丝马迹，不由得不让人怀疑那帮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历史会计的专业技术水准，是否也搞出了类似当下经常发生的必须六月初上缴的半年心得体会居然大量引用领导七一讲话精神的事故。
其次，哦，在其次之前，我们先插播点别的内容。说到狼烟，很多人都按照唐朝书籍上流传下来的话说，是因为狼粪点的烟笔直且风吹不散，所以军方就到处捡狼粪用来传递战争消息。因为狼烟这事在唐朝还是存在的，这事居然就一直没人怀疑，而读书人往往只记住了典籍。实际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原谅我，我也还是看书看的，没有真实去点狼粪堆试验，）居然有人点了一堆很难搞到的狼粪，发现这东西烧出来的烟根本就没有柴草烟醒目，也完全没有吹不散的自觉。这个事情有两种可能，其一，古代军方的狼烟主要还是狼粪的成分，但他们有没有流传下来的配方，那个添了佐料的狼粪烧起来就是烟浓形直，不排除那时候的军队就专门有人去捡狼粪晒干，并和士兵、战马的口粮以及烧火的薪柴一起送往前线；其二，叫狼烟跟狼粪没关系，但跟狼族有关，我们知道，所有的突厥系民族都是以狼为图腾的，我们历史上遇到的北方少数民族（犬戎自然也是妥妥的狼族）基本上都是狼族，中原人也长期用狼比喻北方胡人，所谓狼烟，最先大抵就是狼来了的信号，（据说从一道烟到三道烟分别代表小股、千骑和万骑的规模），后因为狼族来了，一定就是掠夺与反抗的战争，所以便以狼烟作为战争的代称。
其次，烽火台只可能传递边防战争信息，首都的守卫要通过狼烟示警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就算当时已经有了很多烽火台，也不管那里烧的是不是狼粪，但那烽火台的最重要作用一定是为了让都城或者其他重要的驻军城池及早得到敌人入侵的消息，以利于迅速调动军队去应战。至于都城，离边界那么远，中间还有重重关城阻隔，让敌人悄无声息地长驱直入打到都城这种事情确实不多见。
都城的防卫历来都很严密，就算是后来号称“天子守国门”的大明朝，其都城北京也在长城基础上增加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的设置，根本就不是蒙古骑兵所能觊觎的，何况当时周王室还有整整六师军队驻扎在都城丰镐一带，足可以应付非崩盘情况下的所有局面，更不会是什么一小队轻骑兵就可以攻进去的，李存孝十八骑破长安的故事也只能是在演义之中出现；即使不考虑这些，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城市，四面环水且连接一体、互为倚角的丰、镐两城也很难被没有攻城器具也没有城市攻防战经验的犬戎骑兵随随便便就打破的。换句话说，都城的防卫能力是不需要用烽火台呼叫诸侯救援这种运作机制的。
好吧，那位说了，我偏要又咋样？这事其实也简单，架不住某位周王真的怕死，他决定一旦都城有事，就用烽火台通知诸侯来救，（他也不怕那带兵的诸侯乘机顺手把他的都城给端了，这些人似乎比外敌还难弄，）可早期千里王畿，人家诸侯真要过来似乎够忙活几天，虽然后来王畿都分封给新的诸侯了，但王畿还剩个小半总是应该的，那些诸侯整顿军马赶来也不是太容易。
即使这些都成立，还有个事情也难以解释，由于各地诸侯赶到的时间还不一致，你说烽火戏诸侯那回，周幽王和褒姒他们得在骊山烽火台上等多久啊？恐怕夜深露重之下的褒姒冻得脸都要僵，破颜笑起来有可能比哭还难看。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该去看看地图。
看明白了么？骊山烽火台在大西安的东边。如果按照丰镐城的距离计算，骊山烽火台那里离周王室的都城将近一百里，再往东不到两百里就到了另外一个天下第一关潼关（周王朝时候这座关极有可能没有），再继续往东约一百五十里就是崤山那里的最早的天下第一关桃林塞也就是古函谷关（当时有没有可能也很难说），可以进入中原了。
不论大周朝有没有必要在骊山那里建有烽火台，当犬戎人从西北边攻入镐京，把周幽王赶了近一百里地到骊山脚下，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尾声，点不点烽火，有无救兵实际上根本就不重要了。
那么，之前呢？就算是有申侯带路，悄无声息的犬戎骑兵到底是怎么进来并深入王畿腹地而前线和西北部众多诸侯完全不知情，强大的六师和坚固的城墙怎么都不能稍微坚持个一两天，这些疑问太史公的历史中完全没有交代。
还有一件事情忘了说，在《东周列国志》里，那个出戏诸侯主意被赏了千金的人叫虢石父，他是周幽王委以重任的敛财卿士（和荣夷公好象），等到犬戎进攻镐京的时候，他带着两百乘战车出战，被犬戎人阵斩，以身殉国。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虢石父居然就是虢公长父的后代，东虢国的国君，他的那个东虢国，地跨黄河两岸，是块东西、南北各约两百里的大地盘，看着也不象个碰到千金就走不动道的主，（当然，这不是证明他不谄媚的理由）。
问题是，如果没有褒人的谶言，没有千金一笑，也没有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姬宫湦还是那个传说中的昏君么？
我一直以为，不管在历史记载还是现实过程中，如果姬宫湦真的是个昏君，那一定是各路诸侯们喜闻乐见的事情，遂打油曰：
七绝—咏史
倾城倾国责周幽。
褒姒何曾哲妇谋。
若使王权归一戏，
任他随意戏诸侯。
关于这个事情，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位东周第一位天子周平王姬宜臼。按说他的太子位被废，而且还与其外公一道交通敌国犬戎、灭亡西周王朝，根本就无法摆脱弑父杀弟恶行的指责，在那个道义至上、宗法如天的社会环境里，实际上早已丧失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可为什么周幽王刚死那帮诸侯连个会都不开就亟不可待立了这么个玩意当天子呢？
如果周幽王还有其他儿子，天子之位一定不可能是姬宜臼的，除非被申侯和姬宜臼一并杀了，但那样罪过更不可原谅了；如果周幽王只有这两个儿子，似乎又不能满足其腐化堕落贪财好色的标准配备。
有人说了，有记载周幽王生于周宣王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九十五年，周幽王死的时候还很年轻……
说起这事，我更算不过来账了，甚至糊涂的程度丝毫不逊于我们前面说到周成王年纪时候。
死于共和十四年的周厉王应该算相当高寿了，而次年也就是公元前八百二十八年，共和结束，周宣王姬静继位天子。说这个时候的姬静四十多岁也蛮正常吧？但我们就是比较走极端，伟大的周厉王为了复兴大计一直就没关注后代的问题（谁信），他就是快五十了才弄出他的嫡长子。是不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那么，周宣王继位时最少也有二十岁。而中兴的周宣王似乎更不关注后代的问题，在位四十六年，居然直到第三十三年也就是最少也得五十好几了才弄出他的嫡长子来，知不知道他之前那些年都忙些啥去了？
公元前七百八十而年，十三岁的周幽王继位，十一年后，二十四岁的周幽王和他改立的太子（废立之事没个几年也搞不定）一道死于原太子外公之手。难怪会亡国，整个西周就没一个正常的嫡长子，谁让你周幽王弄那么早？
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该扯扯《竹书纪年》的事情了。
西晋咸宁五年也就是公元二百七十九年（也有可能稍晚个一两年），汲郡的魏襄王陵墓被盗，出土了几十车写满蝌蚪文的竹简，经晋代学者荀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释读与整理，最终写定先秦古书共十余种、七十余篇，被人统称为《汲冢书》或《竹书》、《汲冢古文》等。但《汲冢书》原简没有传世。
在这批书里，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穆天子传》外，还有诸如涉及《易经》和其他一些杂学的相关文献，但最为重要的就是《竹书纪年》。
《晋书·束皙》记载：…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由于其记载和传统正史存在非常重大的区别，它的出现几乎颠覆了整个学术界的认知，几乎让儒家手足无措，只可惜在宋元之际这本书也散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类版本都是后来尤其是清代人重新收集整理的，不免在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上打了折扣。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和利用了一些《竹书纪年》的记载。）
实际上，由于今本《竹书纪年》在很多时候都能解答一些其他古籍无法解决的问题，且不断与新出土的一些记载相合，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选择相信它的说法，尤其它是周朝建立以后。
全面分析《竹书纪年》和传统正史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还是浅尝辄止，就此打住，回到周幽王这里来。
是不是又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继续看，还有更厉害的，战国楚简《系年》：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实际上，关于这两段文字，历史学家们也做过无数的学问，搞得清楚的早就搞清楚了，搞不清楚的地方当然也有，而我并没有多少独门的学问，就结合之前之后把这故事讲圆了。
召伯虎联络诸侯发动国人暴动，赶走了执政三十七年、力推《周官》的英武天子周厉王，模仿周公旦以共和的名义自己美美当了十四年的代天子（实际上所谓共和伯就是他）。周厉王死后，再也没有理由坐在宝座上的他也只好推出被幽禁了十四年、年纪已经不老小的姬静出来继位，为了拉拢姬静还编造了用自己儿子替死的谎言。
周宣王也是个蛮狠的角色，（教育到位，说明国人暴动时年纪足够大，）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他设法拆散了召公的联盟，硬生生的把权利从诸侯们手里抢了许多回来。
而继承祖父、父亲遗志的周幽王更为强硬，他继位仅仅八年，便在郑桓公和东虢国国君虢石父的支持下，废了诸侯们给他安排的王后和太子宜臼，甚至带兵打败了支持宜臼的前国丈申公（后贬为申侯）。
谋反成功的宜臼在申、鲁、西虢、许、鄫、秦等国君和郑世子的支持下在丰镐继位称王，史称周平王。而周幽王余部和陆续逃离的贵族大臣们在东虢国继任国君虢公翰的主导下，拥立周幽王的弟弟莫伯姬余臣（或者姬望、姬余）为王，史称周携王。
毫无疑问，周携王具有更充分的理由成为周天子。莫国的都城设在鄚（古音莫）阳城，大体就在今河北任城一带，姬余臣称王之后的都城虽然已经没有记录了，但应该维持不变，其王畿大体应该包括应该在战国时期莫、易二地和中山国，势力范围大致是从钜鹿到渤海湾一带，也就是在晋国、燕国和齐国之间。虢公翰也举族向东北迁徙，占据中山国一带拱卫姬余臣的王畿，史称北虢。而姬余臣得到了晋、齐、燕甚至楚国等东方诸国的拥护，和北方游牧民族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发行了带有莫字字样的货币，从楚简的记录看，他死后的谥号是惠，应该说国家治理得相当不错。而《春秋》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极有可能是“鄚伯克段于鄢”，是后人将鄚伯读成鄭伯错误移植到郑国公身上了。
但周平王一方也有优势的一面，首先，拥有战马生产线和犬戎支持（这成本不会小）的西部武力上明显要胜过东部；更何况，面对上十年无人来朝的局面，名不正言不顺的宜臼为了保住他的王位绝对舍得下本钱，他不光放权，还把自己的领地不断分封给那些诸侯，分得爪干毛净之后甚至有选择性的承认诸侯吞并部分小国的合法性。
周平王毫无底线的操作方式自然得到了诸侯们的拥护，周携王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五十年，和周平王暗通款曲的晋文侯姬仇乘周携王出巡之际袭杀了他，随后带兵攻破鄚阳，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携王也就是惠王殁后，其势力陆续分解为虞、虢、髤、鲜虞、鼓、仇犹、肥、中山和莫国等若干个大小国家，部分国家还继续存续了四五百年之久。
给周平王递了个大大投名状、助他重归正统的晋文侯，得到了周平王的高度赞赏，《尚书》里那篇肉麻的《文侯之命》就是因此而传世的。晋文侯迅速取得王朝的重大发言权并得到大批土地，连战功赫赫的奄父之子叔带都投奔过来，实力迅猛发展，很快便一举成为中原第一大诸侯。
公元前五百四十七年，在历史记载此事之后二十四年之后，周平王才真正在晋和郑、秦等国君的护卫下东迁洛阳。周平王越来越看重的秦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迅速成长为主理一方的封疆大国；而周平王逐渐疏远的郑国则承担了征伐投靠周携王东方诸侯的任务，（甚至发生了周王室和郑国互相送质子的情况，王权尊严荡然无存，）实力慢慢变弱。
在这一轮大洗牌过程中，齐、鲁、燕等诸侯也是出过力或者站过队的，都在事后得到丰厚的封赏，也为日后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故，相关各方的历史会计都做了假账，周、鲁史官绝口不提，孔子作《春秋》同样回避了此问题（但他对礼坏乐崩的感叹与其说是对东迁之后而发，不如说主要就是针对东迁本事的），只有僻处南蛮的荆楚史官和后期三家分晋而崛起、跟晋文侯几乎没啥关系的魏国史官才敢谈及，但程度上还有所区别。
世人对周携王莫国之事讳“莫”如深。讳莫如深这个成语就这么出笼了，原指事件重大，讳而不言，后指把事情真相隐瞒得很深。而且莫字字义也发生了转变：莫字本义通暮，原是指日落后的时间，（《说文解字》：“莫，日且冥也”，）自从周携王莫国之事后，为了解释这个成语，莫字就有了否定的语义。
史书里，对于无法避免而要言及莫国之事，当时的诸侯们就尽力不提莫国之名。比如说，赵武灵王想攻占中山国，而莫国就在中山国南部，占据着两条河道及大片土地。赵武灵王提到其国境东北面莫国之地时（黄河至津水），只以“夹水居之民”称之。周携王虽亡，但其国土（指周携王的京畿之地）还是归属周天子，周虽弱，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所以，这片土地或者还叫莫国。赵灭中山国后，索性就将莫国故土—莫、易二地平白送给燕国管理，因燕国也是姬姓侯国，从法理上有一定的继承权。
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略带龌蹉的故事，不表达点什么自然是说不过去的：
五律—咏史
流沫奄丰镐，垣颓说厉幽。
千年标史鉴，一笑断宗周。
汲冢书犹瘗，崤山月似钩。
东迁多少事，讳莫列诸侯。
总之，平王东迁这个事情彻底宣告了无人控股的西周式股份制合作方式的封建制度运行失败，这也是日后秦始皇搞国有独资的王权专制其主要原因。而炎汉以降，政治格局总是在皇权控股、各方注资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各种调整。
说到这里，突然又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完全应该理解。文化这个词分开来看，文是线条和记录，化是指教化大众。我们的那些贵族先贤们也就是在一次次的探索中寻找道德的基本标准，正是他们的讳莫如深，给后来者划了一条道德分界线，为日后的灿烂文明作了庄严的铺垫和奠基。
于是觉得刚才那首诗不免有些过于心存讥讽之意，显然与这突如其来的情绪不符，竟然有些想再来一首的念头，可转头一看，把先前这首的四联次序倒过来读，完全就是我想达到的庄重沉郁：
东迁多少事，讳莫列诸侯。
汲冢书犹瘗，崤山月似钩。
千年标史鉴，一笑断宗周。
流沫奄丰镐，垣颓说厉幽。
基础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成果的保卫和交换就成为必然，于是就有了村落再发展到城市。城市是个组合词，最早，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而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开始，大概是先有市而后有城的，后来也就先筑个城而慢慢建市。中国自神农氏以来就是个稳定的农耕社会，对于城市的需求极其旺盛，故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也是极大的。
城市一旦形成，就不仅仅限于交易和保卫这两种城市最原始的功能了，非农业人口就很快聚拢过来群居，工商业因此也就得到迅猛发展，加上政治也需要象传说中点穴一般逐步锁定交通方便或者险要的人类聚集关键地点，所以，城市的发展需求很快，综合功能性不断扩张，政治、宗教、军事、商业、手工业甚至后来的工业以及人类最高端的艺术都慢慢收于城市，成为地域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城市都是过去部落、方国、邦国之都，而人类文明的核心一直都集中在城市。
部落和邦国的不断整合，特别是随着大一统王国、帝国的出现，城市也不断分化，出现了首都、中心城市和一般性城市以及一些不完全功能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拥有它们自己的历史、传承和承载。
与此同时，很多城市的保卫性特征就不断下降，而代以关塞等纯粹的军事设施。等到热武器发展到无限强大的今天，城市的防卫功能已经全部丧失，只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区域中心而存在。
一开始，国都往往是该国地域内最大的城市，但发展下去也可能因为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出现变化。而统一王朝或者在全局范围看呈鼎立之势的大的政权的首都，虽然也经历了京都位置的多次转移，纵然不一定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但一定是当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中国历史上做过各类政权都城的城市有两百多个，但能称为古都的并不多。
我们多次提到，中国人具有四大情节，古都也不例外，一直以来就有四大古都的说法，入选者似乎也无可争议：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但从上个世纪开始，古都竟然不断扩编，从四个逐步增加到十个，还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看这架势，古都数量还会继续增长，也许用不了多少年，那两百多个城市估计都会随着学会的业绩增长而入选大半。
这事我们也可以系统梳理一下。
洛阳东的偃师县二里头曾发现两个大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普通居址遗址、作坊遗址、窖穴和墓葬群，与夏文化时代相当，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一座可能的都城。但夏都这事难说，存于传说的就有：黄河以南的洛阳附近、嵩山脚下、开封、濮阳；黄河以北的夏县、临汾平阳、济源、安阳，几乎黄河两岸都可能是夏都。这也说明当时的夏城尚刚刚起步，搬迁起来应该难度不大，即使有些难度也抵不过政治的需求。从二里头的遗迹看，夏的都城已初具规模，所以不能排除夏之前就已有更原始的都城存在。
殷墟至今还在，其沿着安阳河两岸圆形布局，南岸主要是其王宫宗庙所在，有城池痕迹；北岸主要是王陵。但后来又在北岸低一些的土层里发掘出另外一座单边四里有余的正方形夯筑大城，就在早发现的殷墟王宫宗庙对岸，也算是个不解之谜。我怀疑这才是真正的商都，（王陵在城外也很正常），或因洪水或者别的原因遭毁弃而先迁于南岸过渡后转向朝歌的。从各地的商城遗迹看，商的都城比夏还是很高了一个层次。应该说，最晚在殷墟，商的都城各大中心功能齐备，形制已经基本完善。
周文王作邑于丰（今西安西南），估计只能按照诸侯的标准。野心勃勃的周武王继位，以丰京地狭，也按照殷墟的搞法，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斗门镇），惟留宗庙于丰京，通称丰镐，因“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镐京又称宗周。但很遗憾，上世纪开始已经进行了八九十年的挖掘，并没有多少令人惊喜和信服的东西，规模也不是太大，虽然面积略胜殷墟，但结构相对松散，（也间接证明了《周礼》和周公旦无关），并没有体现西周三百来年的进步，颇似被褒姒一笑倾得快灰飞烟灭了的感觉。
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周代推行的是二都制，洛阳才是西周更重要的都城。武王克商之际，曾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周公东征，营建新邑于洛水北岸，（《周官》基本以此为标准，）作为东都，称作洛邑（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并于城东营建军事城堡，监控顽民，史称成周（今洛阳市东汉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于四方诸侯入贡。成王自镐京移居此城办公，迁九鼎以示国家社稷，使洛邑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礼仪祭祀中心，俨然为西周王朝的主都，逐步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城。后因王室孱弱，王室才更多待在镐京不动弹（周懿王那个迁都可忽略不计）。到平王东迁，放弃丰镐而都于洛邑，为保持二都的惯例，东周王室改洛邑为王城，改原成周为下都，两城交替为都。
但据《周易》、《汉书》记载，周朝王陵不封不树，（再次证明《周礼》和周公旦无关），致使西周的王陵我们至今未找到。清代乾隆年间，和阮元齐名的大学问家陕西巡抚毕沅经过考证，曾对周原境内的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和附近的周穆王姬满和宣王姬静及周公姬旦、太公望、鲁公伯禽等人的墓葬逐一树碑立记，但经后人考证又多有异议，认为周朝王陵的位置应在周王朝的发祥地周原及岐邑一带。
（东周列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再一次带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分离，以及人口繁聚，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兴起。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列国纷纷筑城设防，营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诸侯国君居处的列国都城；而城破国亡，国都的命运同各诸侯国家的命运紧紧相系，故列国都城大多也有一个选址和迁徙的过程。）
至此，都城的基本格局已经确定。
秦以后，都城的情况脉络更为清晰。南宋之前，，统一政权和统治中国北方较大地区的政权，还是以长安、洛阳（以及与其一线的开封或邺）为主，南宋以后则固定以北京或南京，历朝历代根据不同情况设置辅京、陪都。
一直以来，四大古都自然是无可争议，西安和洛阳到底是多少朝的古都，估计当地人都已经数不过来了；南京在泛华北平原之外，南北分治对立时期长期作为南方政权的都城，所谓六朝古都，甚至其还是南宋的行都，加上大明开国之都（后为陪都）和前朝首府，再考虑不起眼的南唐和南明，占上一席也毫无问题；北京虽地处泛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但最早就是召公燕国的都城，后来又做过辽的陪都、金的中都、元的大都以及明清两大王朝和当下的京城，近一千年无出其右，自然古都得一塌糊涂。
但从上世纪开始，古都队伍不断补充新成员，但总不那么理直气壮。
第五个加入的是开封，它做过北宋的都城（九帝、一百六十八年），在此之前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等象走马灯似的在此设都，时间短得总共都算不出五十年。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八朝古都，除了不靠谱的夏，实际也就二百来年的持续都城生涯明显，再往下说就只有战国的魏了。跟前四位相比，确实有点勉强，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好歹也算过关了。
接下来的这个城市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进入这个行列，所以一直争取了六十年都没成。因为南宋人从来就没承认过杭州是他们的都城，人家叫做行在，是指皇帝巡狩的地方，哪怕它事实上当做南宋都城用了，但名义上还不如行都南京；在这个话题里，吴越国理应说不上话。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提议七大古都时，杭州就稀里糊涂排到第六了，算是混进来的异类。
第七的安阳没准理由反而要充足一些，除了伟大的殷墟之外，还有西河夏都，加之曹魏的邺都也是声名赫赫，其后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齐都以邺城为都。
新千年以来，队伍越发庞大起来。
排名第八的郑州连黄帝都搬出来了，黄帝、夏、商，再就是新郑做过春秋郑国、战国韩国的都，完全不靠谱；第九是大同，终于弄到太行山外侧去了，不到一百年的北魏首府，做过辽、金的陪都；第十原来是号称中华第一帝都咸阳的呼声最高，但可能离西安实在太近，结果被大众偶像诸葛亮领衔的、我目前所在的成都打了个埋伏。
当然，咸阳之外，商丘、太原、沈阳、朝阳、江陵、大理、拉萨、广州、曲阜（此处省略三百余字）等地相信也可以逐步进入这个名单的。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这个不奇怪，因为城市越大越多说明经济越发达。本来城市好比是国家的穴位，现在打通任督二脉，几乎满身都是穴位，肯定好得一塌糊涂。我比较老土，在这股风刚刚吹起的时候，某次去神农架路过那个可能不真的炎帝陵，居然还表达过担忧：
首推耒耜开农业，
国本昭昭安众生。
百世新崇城镇化，
男儿七亿不思耕。
精通历史的慧思则没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忧，所以他对衡山镇的城市化建设就不遗余力，在七大族的协助下，他几乎让衡山镇平均楼高提升一倍，价格翻了两番，而面积则增加了四五倍不止，一举成为湖南乃至南陈境内最有活力的城市，有山南小长沙之称。人们纷纷涌到衡山安家置业，连衡阳县衙也不得不把治所搬到了这个比衡阳县城大了上十倍的地方，原就积压诸多房产的岳神不光直接解决了去库存的问题，还因此一跃成为整个南朝最有实力的房地产商人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湘中七大族这样的豪门合作，这也是他和慧思能够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楚人大概是也认识到城市的问题，他们也开始营造他们的都城。
图片：三江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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