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在霞村” | 尹伊·早茶夜读379
379丨我在霞村的时候
尹伊金句
“莎菲女士在霞村”
文/ 尹伊
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霞村的闯入者“我”很是引人注目。就像《祝福》里被祥林嫂问鬼神的“我”,像《孔乙己》里的小伙计“我”,在叙事者(“我”)与主人公(祥林嫂/孔乙己/贞贞)的碰撞下,贞贞的故事被有立场的讲述出来,而“我”的故事也与贞贞的故事构成相互的参照。
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莫俞同志决定要把我送到邻村去暂住,实际我的身体已经复元了,不过既然有安静的地方暂时修养,趁这机会整理一下近三月来的笔记,觉得也很好,我便答应了他到离三十里地的霞村去住两个星期。
“我”可能是受到革命感召而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由于身体或是其他原因(毕竟“身体已经复原”)而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来到霞村休养。小说开篇的这一番介绍不算清晰详细,细细读来,“不过既然”“也”“便”等词语中甚至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婉转。这不禁让人想到丁玲同时期的另一篇小说《在医院中》的女主人公——陆萍。
陆萍是上海产科学校毕业的知识女青年,八一三之后便投入到革命之中,辗转到达延安,在离延安几十里地的的一个新办的医院做产科医生。可她的满腔热情和革命理想,在不合理的制度、糟糕的医疗和生活环境、庸俗而自私的同事中受到了极大挫折。对此,陆萍一次次提意见、一次次陈述和辩论,然而却招来更多的误解和流言。陆萍倔强而持久地与这种、她意料之外的不美好的“真实”斗争着。
在霞村的“我”当然不同于陆萍。在陆萍满身理想主义的“战斗性”的对比下,同为投奔革命的青年女性“我”,却浑身透出一股懒洋洋的倦怠感。对于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不论是与我同来的阿桂,或是霞村的干部马同志,我早就“失去了追求了解他们的热心”。而对于霞村中的百姓,特别是我所不喜欢的,茶余饭后以咀嚼贞贞的遭遇为乐的村人们,“我”最常见的反馈是“忍住气”“走出去”“走回家”。在霞村的“我”疏离众人,远离革命,生活的色调和氛围异常沉闷。
这沉闷中唯一的亮色便是贞贞:
这间使我感到非常沉闷的窑洞,在这新来者的眼里,却很新鲜似的,她拿着满有兴致的眼光环绕的探视着。她身子稍稍向后仰的坐在我的对面,两手分开撑住她坐的铺盖上,并不打算说什么话似的,最后便把眼光安详的落在我脸上了。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是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
与革命青年“我”相比,贞贞身上更有陆萍那种不服输的倔强和不妥协的抗争。在村里,她无疑是个异类,不论是为日本人抓走之前或之后。再次回乡的贞贞自不必说,无论是在父母亲情的传统人伦之中,还是在与夏大宝自由的现代恋爱关系之中,她没有依靠任何人,也没有在任意一处放弃自我,甚至于连较亲近的“我”的同情,贞贞也是拒绝的,更不必提乡里邻人的态度。她不贩卖自己的痛苦,也不标榜自己的牺牲,自我的活在众人的各种情绪浪潮之中。更重要的是,她为什么会被日本人掳走?因为那天她去天主教堂要做姑姑,因为她大胆地要求出走,而夏大宝却怯懦地退缩了。但同样,她没有妥协于夏大宝的爱情,也没有退缩到父亲的包办婚姻里去,而是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在原本就清晰而坚定地认同着自我的这样一个贞贞身上,才有可能发生后续在日本人处从事地下工作,而又能回乡继而出走的故事吧。
从延安到霞村,从陆萍到“我”/贞贞,谈至此,实在可以脑补一个“陆萍在霞村”的故事。《在医院中》没有陆萍的结局,她能够“经过千锤百炼不消融”吗,她能够实现“艰苦中成长”吗?有没有可能她失败了,消沉成了霞村的“我”呢?霞村的“我”又有没有可能曾经也是一个延安的陆萍呢?有意思的是,当陆萍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的时候,比较于产科医务,她更感兴趣的是政治工作,“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的”——而“我”不正是从“嘈杂的政治部”来的吗?对照着陆萍的故事,在霞村的“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热衷于革命政治却陷入庸常化革命生活的青年女性,如何完成自救与自处的故事。“我”在霞村所找回的陆萍式的反抗力量、所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恰来自于贞贞这样一个有着强大个体自我的女性。
50年代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莎菲女士在延安》,文章批评《在医院中》的陆萍仍然是莎菲式的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灵魂,“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借用这篇文章的说法,何止陆萍,霞村中的“我”和贞贞,所共同讲述的,仍然是莎菲女士的故事的继续。一个浪漫主义的知识青年,受到感召而奔赴革命圣地,不仅仅是众多小说中虚构的故事,也同时是许多真实的人生经验。谈至此,也实在是可以在“莎菲女士在延安”之后,继续脑补一个“莎菲女士在霞村”的故事。
而从霞村到延安,是小说最后贞贞的选择,可以想见的是,这也定会是身体和精神“休养”结束之后“我”的选择——回到政治部。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光明的结局,自是将小说中,从莎菲到陆萍、“我”、贞贞自始至终贯穿的女性自我精神“休养”的主题,转换成了明确而清晰的“革命中成长”的主题。有意思的是,延安时期,《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都曾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而《我在霞村的时候》则一直被视为写出了革命中的新生力量的正面典型。到了50年代,在政治风云之中,作者极其敏感地对小说进行了多处细节上的修改,比如删掉对贞贞“英雄”的称呼(即便小说中这一称呼是语带讽刺的),比如让贞贞说出“人也不一定就是爹娘的,或是自己的”(言外之意当然是属于集体的、是组织的),却仍然因为其个人主义倾向遭受批判。
从延安到霞村,从霞村到延安,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中,“莎菲女士在延安”这样一种戏谑而充满张力的说法,似乎也能呈现丁玲所身历和始终关注的“革命中的女性”这一问题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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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9~2019.8.25
「我在霞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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