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天，和死神和平相处
死亡这件事，是没有答案的。要有，它是要教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文 /何寒秀
编辑 / 斯问
第五季《奇葩说》有一个辩题：假如能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该不该告诉他们？
正方辩手说：“无论是知道死亡日期还是身患重病，只有看到它，面对它，甚至愿意谈论它，才有可能去对抗它。”
但现实中，大多数人不会这样选。
21.4天，临终病人最后的生命尺度
上海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楼，舒缓疗护病区的老人们，大多不知道自己 “等死”的事实。他们大部分人，觉得听从家人的意志，安心待在医院，病就有可能好起来。
家人不说，护工避谈，他们共同坚守着这个最凄美的“谎言”。服务中心统计过，在这儿的病人平均住院时长为21.4天。换句话说，21.4天是这群临终病人最后的生命尺度。
和普通病房的肃穆不同，舒缓疗护病房特意营造一种温馨的环境。鹅黄色的窗帘，碎花被子，走廊新鲜的绿色植物，沉沉浮浮的发财鱼。时刻透出着一股柔软的温情，就连每个床头和门口放着的消毒洗手液，也带点粉红色。
临终关怀并非是一种治愈疗法。它既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注重在病人逝世前为其缓解疼痛症状，减少无意义的创伤性治疗和抢救，给予心灵层面更多的照料。那些无法治愈的病人，要么回家安养，要么选择舒缓疗护病房，抉择自己人生最后一站的所在地。
这地方，在台湾，叫安宁病房，在上海，叫舒缓疗护病区。为这些临终病人提供服务的，除了医生和护工，还有培训上岗的临终关怀志愿者们。
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是癌症晚期的老人，平均60岁以上，年纪最大的超过百岁。服务中心提供的病房既宽敞又清新，二人、三人、四人的病房里，还有不少空床。
把老人送进这里，不仅是个体的勇气。医学的进步已经让人们对生命的进程产生了幻想，我们相信，只要不言弃，终有战胜病魔的那一天。传统孝道的层面上，往往认为放弃治疗等同于放弃亲人的生命，子女承受的舆论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为了让老人过活这一世，在剩下的日子过足瘾，他们更需要莫大的勇气。
病房里大部分时间是静悄悄的，这样的气氛，让环境变得有些诡谲，人们绝口不提“死”字，要是哪天起来，某张病床空了，大家会用“没了”、“走了”这样并没那么可怕的词。
8号床的杨老太太今年93岁，爱讲故事。“从前有一个妈妈，儿子长大变成江洋大盗，被官府捉到了，要斩首。儿子说，妈妈我想再喝口奶。结果，一口就把妈妈的奶头咬掉了。”说到奶头，老太太捂住自己的胸口，反倒被盯的几个志愿者小姑娘脸色潮红。
老太太看起来状态不错，可第二天醒来，也会忽然拉住女儿的手：“你不要丢下我。” 67岁的女儿只好安抚说句，“别多想”。
新进来的7号床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和帕金森，之前一直住养老院。她的脖子长有一颗大肉瘤，吞咽和呼吸都很困难，躺在床上直流口水。
女儿坐在床边，看小孩儿似地看她。“纸巾擦完别塞到被子里，要发霉的。来，给我。”老太太缓缓转动眼珠子，两手一摊，攥烂的纸巾粘在手掌上。
“你们这样挺好的，陪老人聊聊天儿。”有志愿者在，她女儿就走到走廊上玩会儿手机。
志愿者大部分是年轻人，有心理咨询师，退休的企业高管、教师，还有不太知名的演员和话剧演员。有人出于好奇，有人是为弥补遗憾。志愿者一到，病房才稍微有些活力。
重生的年轻人
病区除了老人，也偶尔有年轻人。年轻人对自己的病情门儿清，依旧不愿打破平衡的气氛，选择守口如瓶。
55岁的孙易伟肺癌晚期，肿瘤让他无法躺下，睡觉也坐着。晏霞给他做按摩的时候，他能稍微侧着躺一会儿。
志愿者记录的病人信息
晏霞是临终关怀志愿者，前几年从上海某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岗位退休。每周二、四、六，她会到医院做临终关怀。
孙易伟是她第一个跟踪个例，机会很“难得”。“老人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家里人也瞒着。没法跟踪服务。年纪轻的知道情况。”这样能正大光明地交流。
晏霞成了孙易伟安放灵魂的归处，他之前干过不少荒唐事，在上海开一家棋牌室，吃喝嫖赌吸一件不落。夫妻俩一言不合就开打，有几次，他手握菜刀，悬在妻子脑门上，“手一滑（前妻）命就没了”。
妻子受不了，带着女儿离了婚，来看他的时候，冷着眼也不说话。
晏霞给孙易伟按摩减轻疼痛，等他舒服了，就劝慰他想想这辈子感谢的人和要道歉的事儿。
3月的一天，上海下着细雨，前妻踏进病房门口，孙易伟憋了半天，口中挤出一句：“对不起，没对你好。”前妻先是楞了一下，然后跑到走廊里大哭一场。
前妻回来的时候更加沉默，“她不想（把心）打开了，也不想让女儿被打开，有几次我想跟女儿聊聊，她刻意把女儿支开了。”晏霞皱皱眉，“道歉来的太晚了，她要是完全接受道歉，就要面对（前夫）的死亡了。”
可孙易伟看上去好多了，眉宇间的戾气少了很多。周二看到晏霞来，就向她伸出四根手指，意思是问她星期四还来不来。一到周四，就比个六的手势，意思是问她周六来不来。
不是不敢死，只是没活够
48岁的上海人黄卫平告诉我，要是哪天有人给他做临终关怀，他就指名一个胸大的，问问她，临死前能不能看看她的胸。
大约十多年前，黄卫平也曾是临终服务志愿者的一员。服务过的案例中，有两个让他印象深刻。一个女人，一个男人。
女人那年38岁。因为化疗，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不少，黄卫平一开始喊她阿姨，后来才知道年龄跟自己差不多。
女人不愿聊自己，但常跟黄卫平谈遗产的事。“不能把钱留给丈夫，要留着给女儿。”
黄卫平心想，你都这样了，还惦记那点财产呢？后来了解到，女人年轻时和丈夫一起在日本打工，言语间对他吹嘘自家的豪宅和财产，觉得没劲，后来去的也没原先勤快。
2008年8月的一天，天气闷热得很。黄卫平接到女人的电话，“我先生要回来，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护士，按按腰，让我能站起来，我想跟他出去走走。”
女人子宫癌晚期，平时躺都躺不下。黄卫平知道没这可能，回了一句，“想想办法”就把事儿给忘了。
等到10月黄卫平再想起她来，电话响了六声才被接起。听电话的是个陌生人，自称是女人的姐姐。
“你是志愿者小伙吧，她常常提起你。她已经走了。”
“那，她见到丈夫了吗？”“见着了，走的前一天见着了。”
“哦，挺好的挺好的。”挂掉电话，黄卫平“呜啦呜啦”地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临终的病人把事情交给你的这一秒，已经不在乎事本身。但她愿意把事情交给你一个陌生人，我什么时候承担过这么大的信任呢？”黄卫平衔了一根烟，眯着眼说道。
他跟踪服务的另一个病人，是个30出头胃癌晚期的男人，拜托黄卫平帮他找已经停刊了很久的《读书会》。
黄卫平找了很久没找着，一时“奇思妙想”，就问他，“你怎么不想看看‘地下’杂志呢？”一股脑给他搜罗一堆。
有一次，男人想吃烧烤。黄卫平就跑去买了，“临死了想做什么就做呗。”
让黄卫平惊觉的是，隔了一段时间，男人说自己不想死。“他瘦的不行，脸都发黑，加上糖尿症并发症，双脚开始腐烂，整个病房都是臭味。”
男人还是走了，黄卫平却有点儿想通了，不想死，是没活够没活好。30多岁的小伙子没结过婚，喜欢跟年轻漂亮的女志愿者聊天。“他跟女志愿者聊得比跟我聊得多。临死的人，不是在满足愿望，而是在了结心愿。”
死亡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不只关乎生命个体，还关系到一个人在尘世的牵连。
“有人觉得志愿者就是奉献，其实是想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想法太贪心。不过，我们要感谢这些人，是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感受死亡这件事情。”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找个胸大的”，这话是黄卫平用来吓唬对死亡抱着浪漫幻想的准志愿者们的。
他和妻子王莹2008年创办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临终关怀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他亲自负责培训志愿者。
过去黄卫平怀疑过抱怨过丧气过，志愿者并非治疗者，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打扰了临终者最后的安静。有一次，一个临终老人问他们：我明天是不是要死了？志愿者小姑娘不敢回答，只答应下周还来看他。可老人再也等不到下一次了。
黄卫平和王莹意识到，当一个老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要一个答案，而是想要有人跟他谈一谈“死”这件事。这又是多大的信任！
为了让临终关怀这件事持续下去，黄卫平想过一些自己“造血”的办法。2016年，他花了400多万在上海建了一座死亡体验馆，希望作为机构的营收项目。
不以商业模式设计的项目是赚不到钱的，这是黄卫平悟出的道理。444元的门票，一期12个人，体验时长3个多小时，有时参与者讨论激烈，时间可能延长到4-5小时。即便如此，在讳言死亡的社会中，报名者寥寥。2019年4月4日，死亡体验馆闭馆，黄卫平的造血计划也宣告失败。
好在，黄卫平还有其他的方式。2016年4月，阿里巴巴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淘宝上推出“公益宝贝计划”，专门为国内NGO的项目提供网络公众筹款。听说有这机会，他和王莹试探性申报了80万元的项目材料与资金预算，结果在2017年春节，意外筹集到220万元善款。
临终关怀这件事，终于意外让更多人有了关注。
截至2015年，全国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共有2103家，提供临终关怀等服务的老年（关怀）医院7791家、护理院289家。
其中做的比较好的上海有76个临终关怀科室，2012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临终关怀，在所辖18个县区各确定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临终关怀病区，并把临终关怀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淘宝店铺
黄卫平觉得，临终关怀不像是为死人做的，倒像是告慰活着的人，把每天都当成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去活。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明天就能死去的状态。以前总觉得事情做不完，现在的想法是能做一点是一点。但这不是消极的，努力去做。做不完也没事。”
大家不再讳言死亡，当一个人说想谈一谈死亡，没有人会捂住你的嘴说“呸呸呸”的时候，或许就是这项工作的意义了。
死亡这件事，是没有答案的。要有，它是要教活着的人好好活着。“人们总是在谈论房子和车子，可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拥有这些，可‘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反而没有人谈。”
愿这世界烦和忧，过了今天不带走。
（应采访者要求，孙易伟、晏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