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史上最大案”：《交道口·24号》（七）

接上回

“这次，里面的情报人员有北平行辕、保定绥署和北平空军方面的，特别是余心清……”毛人凤继续说。
“哦，余心清？”蒋介石一双眼睛盯住报告上的人名单，饶有兴趣地插问道。
对于余心清，蒋介石早已欲加之罪。1933年11月20日，著名的19路军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为了实现抗日反蒋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那时，余心清作为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担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闽变”失败后，蒋介石亲自下令通缉余心清。于是，余心清被迫逃亡日本政治避难。“七七”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领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任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聘请张友渔、齐燕铭、黄松龄等为教官，安排平津流亡学生参加训练，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了山东的抗日局面……这一切，蒋介石无不记忆犹新，如鲠在喉。
看完报告后，蒋介石脸色铁青，手不由自主地抖动了几下。他大为吃惊和震动，对郑介民和毛人凤连声命令道：“一律逮捕，一律逮捕，一律逮捕！”
蒋介石的声音里带着愠怒。“务必竭尽全力，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也不能放过一个。你们听明白啦？嗯？”
郑介民、毛人凤双脚一并，从沙发上直立起来，异口同声地回答：“明白！”
在他们准备离开办公室时，蒋介石脸上的神色有些和缓，强自镇定着装出勉强的微笑，反背着双手说道：“嗯，这个，你们这次的工作成绩不错，我要亲自嘉奖，论功行赏。你们在后方的每一个胜利，对于前方军事胜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你们回去后，立即行动，随时把情况向我报告。”
偶然的得手，像一针最强烈的吗啡，注入毒虫的神经和它的每一根触角。洪公祠大厦——这罪恶的巢穴，完全沉醉在极度疯狂的幻想中了。
回到保密局，郑介民和毛人凤经过研究之后，决定立即派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乘坐专机飞往北平，主持“电台案”的追捕工作。
叶翔之飞到北平的当天，初步掌握了案情后，又向郑介民、毛人凤报告：“案情重大，涉及北平方面许多高级军政要人，请局座指示。”为此，郑介民又飞往北平，亲自坐镇指挥这次行动。
特务秘密逮捕了李政宣、张厚佩、孟良玉、李毓萍后，紧接着又逮捕了联络员董肇筠和田仲严等二十多人。自然，这些人之中有少数人是无辜的受害者。
叶翔之、郑介民相继飞到北平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搜捕开始了。北平的军、警、宪、特合而为一，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倪超凡、李连福、马汉三等人直接出马，带队抓人。
9月26日中午，余心清正在东兴楼饭庄吃饭。
“先生，有您一个电话。”余心清刚刚拿起筷子，一个茶房跑进来对他说。

喂，喂，我是余心清，你——”余心清对着话筒问。
“余先生吗？”对方听出余心清的声音，忙说：“孙主任要和您讲话，您不要搁电话。”
余心清心里不觉感到有些奇怪：“孙连仲为什么在吃饭的时候，急着打电话找我呢？”
“王冶秋现在在哪里？”这时，电话里传来一个沉重而急促的声音：“我要见他。”
“见王冶秋？”听着孙连仲的语气，好像预兆着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余心清暗自思忖。
“有什么事找他？”余心清反问。
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沉寂了。
“我要请他替我写一篇文章。”过了一会儿，孙连仲才吞吞吐吐地说，“希望他愈快来愈好。”
“孙主任，我请王冶秋和周启祥（又名周范文）今天早晨给几个大学的教授们送礼物去了。再过两天就是八月节（中秋）了，表示一点心意。现在，他在谁的家里，很难说一定。不过嘛，在城外有两个一定要去的地方：清华和燕京。可是，那是没有办法用电话找到的。他们回来，最早恐怕也要等天黑了。”
“好吧，等他回来的时候，你马上让他到我这里来。”孙连仲挂上了电话。
余心清的这顿午饭，吃得很不踏实。他嘴里嚼着饭菜，心里却不住地暗自琢磨：“孙连仲为什么如此急迫地要找王冶秋呢？”
下午大约3点钟的光景，余心清在国际俱乐部里打网球。忽然，一个服务员匆匆地进来告诉他：“孙主任来电话了，请您去接。”
余心清心里更加嘀咕起来，感到有些不安。“请你立刻到我的家里来！”这是孙连仲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两次电话，余心清觉得似乎隐隐藏着“不祥”之兆。
放下电话，余心清急促地披了一件西服上衣，径直奔到孙连仲在东城的公馆。
“余先生，孙先生因为等不及，到绥署去了，请你到那里去见他。”孙连仲的副官说话时，神情显得格外严肃。
来到绥署，走进孙连仲的办公室里，余心清看见孙连仲一个人独坐在沙发上，脸涨得发紫。
孙连仲猛地抬起头来，看见余心清走了进来，示意请他坐下。沉默了片刻，孙连仲突然大声吼道：“你们走开！不要站在我的门口。”他命令站在门口的副官。
“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余心清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直截了当地问。
“王冶秋出麻烦了！”孙连仲劈头说道，“前天破获了共产党在北平的一个电台，抓到了一些共产党的重要分子，查出许多的重要文件。其中抓到一个女的，她是个重要角色，她在北平非常活跃，打通了各个阶层的关系，搜集了各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里面，有一部分是王冶秋提供的。据说是属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女的已供认她和王冶秋的关系，但她并未承认王冶秋是个共产党，仅仅只是供给她经济情报。所以，我要当面问问他，并要把他交给张家耀（北平行辕第二处处长，负责分管情报工作）处问话。”

停了一会儿，孙连仲又叹息地说：“这次电台的破获，查到的文件真是太多了！”
“这是不是一个阴谋？诬陷？而王冶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你如果把他送去，来一个屈打成招，那是会造成冤狱的。”余心清并不清楚王冶秋的真正面目，更不知道王冶秋是梁蔼然小组里的情报人员。他只是根据自己平时对王冶秋的了解，相信王冶秋虽然是一个挂着少将军衔的参议，但与军事方面却毫无接触。
“不会的，不会的。”孙连仲摇摇头说，“你叫王冶秋放心，只要和中共没有什么关系，问问话就可以回来的。”
孙连仲对马汉三之流在北平、天津的大小特务擅长制造各种冤假错案早有领教。其实，全国的特务都是如此。抗战胜利后，这些家伙们为了便于敲诈百姓，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扣上“汉奸”罪名而秘密逮捕。一时间，“汉奸”帽子满天飞，自小商人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当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人员限定3月5日前撤返延安时，宣称“以后如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内战的升级，使特务们感到“红帽子”更为方便，许多从大后方来的不能够戴“汉奸”帽子的人，给他压上无边无沿、无影无踪的“红帽子”，那是又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
不过，这次的确不同以往任何时候。孙连仲亲眼看到了特务搜出的电台、电报和叛徒的口供，尽管不无夸大的成分，却也是真多于假。
孙连仲沉思不语。余心清站起来，说了一声：“我告辞了。冶秋那里，我会通知他的。”
他们的心情都很忐忑。屋子外面的空气显得好像很沉静。余心清向外走去，心里想着王冶秋的事情。陡然间，他记起自己五个月前，通过陈融生向党中央发出过一份关于策动孙连仲起义的电报，不知道这次破获的电台与这份电报有没有关系，是否也在查抄的文件之中呢……
此时，孙连仲的心情更加复杂。他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利用内战、外战的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一次，“电台案”竟然与公署里的人搅到一起，势必会闹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唉，在劫难逃！”他在内心里叹息道。
孙连仲低头把余心清送到门口，握了握手。从此，他们永远地分手了。
余心清急于知道王冶秋与这件案子的关系，从绥靖公署出来，乘车直奔顶银胡同的王冶秋家。不巧，王冶秋还没有回来，他妻子高履芳也不在家。
“请冶秋回来即刻到我家。”余心清留下一个便条，坐上汽车准备回家。
汽车从顶银胡同拐进东总布胡同，余心清透过前面的车窗看到，对面过来一位骑着自行车的中年妇女，正是高履芳。余心清叫了一声：“停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