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我的人生（连载一） || 作者 张谦
序 言
几年以前和妹夫张读相聚闲聊时，总会提到为其父准备九周年烧纸的事。2015年初春时见到他拿着一本书稿——《张门家族的功臣 乡党邻里主心骨》，他的初步想法是配成音频在其父九周年烧纸时作为祭奠时的主旋律播放。多次的修改和音频录制，我很熟悉了这篇文稿，两点引起我的兴趣：一是身边人的事很朴实的文笔写出来具有很强的亲近感；二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在那个年代为了农村的发展所付出的劳动和获得的成就至今在国家提倡“脱贫攻坚战”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让我深感书稿的作者张谦先生对农村工作很熟悉、肯定有他的思路和想法。
2015年年底，我上小学时的校长、老师张克勤先生仙逝时，我见到张谦先生，他想为张老师撰写一部文稿，在听取了我们多方熟悉张老师的亲朋好友及学生的闲聊中，张谦先生表示获取了很多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对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干部的追求和正能量传播的精神所打动，很认真的对他建议写一部关于他本人的自传肯定很有可读性和传播价值。
2016年后半年，我见到了张谦先生亲笔手稿《自述我的人生》，虽是手写书稿，洋洋洒洒上百页，加之他的书法功底让我很欣赏。当时就把手写书稿扫描成数字图像，也打印出来准备抽空拜读，原稿很有保存价值就返还给了他本人。
受张谦先生所托，说是修改，其实就是拜读了。我虽然在高校当老师，也是个理科生，专业方面的论文发表过很多，但从来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所以谈不上修改，只是拜读了。打印的文稿放在我的办公桌手头，一有闲余时间我就边看边打字，读的也很仔细，每个字都敲进电脑。有些不确定的会拍成照片发给张读进一步落实。
2017年初，经过多次修订，更改了敲字时出现的漏洞，终于最后定稿。准备在张谦先生七十岁生日之前印制装订成册，让很多羡慕、尊敬和关注张谦先生的人群能够读到。《自述我的人生》一书真实地彰显了张谦先生从求学开始到退休之间的一段奋斗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对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节奏也作了详实的描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对甘肃会宁、定西的基层干部中所作所为、思想境界的总结，思想境界也成为家族和睦相处，奋发向上的楷模指引。
坚持学习、奋斗不止。从1956年9月开始上小学，到1998年取得大学本科文凭，小学、初中、高中，参加工作以后取得大专、本科文凭，无论怎样的环境和条件，学习一直是他所坚持的功课，通过学习进一步深造。
忠于国家忠于党。在他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生了很多事影响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历史怎样去评价发生的这些事，作为青年一代的共产党员，张谦总是跑在前面：四清运动、红卫兵学走长征路、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党、对国家的担当。
四十年革命工作，硕果累累。从1968年县革委会常委干起，到1974年当公社党委书记（应该是当时当地最年轻的公社书记），接连到过三个公社当过公社书记，虽因风风雨雨未能让年轻能干的这位公社书记上任到显赫的权威岗位，但近十年的公社书记给家乡人民作了不少贡献：兴修梯田、水川区或者旱地大力推广科学种田、改造盐碱地变水浇地、机械化耕作、劈山改河造田、修改蓄力道路变宽广车路、种草种树发展林果业、养殖畜牧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改善老灌区生产模式、劳务输出等很有价值意义。1982年10月定西红旗山煤矿干起企业，到1985年陇西铝厂的筹办、后在定西市财政局、物资局等单位都留下了很多亮点，一直到1993年底上任红旗山煤矿矿长一职以后，开启了更高一层的领导角色。后来到农机局从一把手领导岗位逐步下调到退休，坦然的心态值得很多人学习借鉴。
家里的梁柱，家族主心骨。在我的记忆中张谦先生对家人和家族是很负责任和牵挂的，老人、小孩、亲朋家人都很关心。一个家、一个家族团结向上，生活富裕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强大了、文明了，这里的道理不用多说。看看文中每一家的人记得那么详细，家里大大小小的每个人都印在他的脑海里，很感动有这么个主心骨。
我们每一代人都承担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当代的中国物质文明固然很重要，精神文明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仅以此序，聊表对这位大哥的敬仰之情！
党轲
2017年6月
（党轲系甘肃省会宁县人，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
目 录
序号 标题
1. 上学及学历 工作之简历
2. 读书学知识 课外长见识
3. 红卫兵领袖 共青团书记
4. 尽常委职责 做政治工作
5. 农村挑重担 基层锻炼人
6. 企业当起家 行政不当家
7. 家族事为重 顾家为己任
8. 干己乐趣事 保我健康体
我姓张名谦。谦者谦谦，它的本意是吉祥、顺谦，要求勤奋努力，积极进取，从而得到众人的恭敬，自恭自敬，才能让大家恭而敬之。为此，谦，就是恭敬。我的人生，正如其名，名副其实。
我生于1948年农历10月19日，属相为鼠。甘肃省会宁县汉家岔乡杨山村榆林山人。汉族，大学文凭，中共党员，国家公务员，县处级职务。
上学及学历 工作之简历
我8岁开始上学，于1986年9月二叔领我去会宁汉岔乡杨山小学制上学报名读书。我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叫董耀，他问我：“你识字吗？”我回说：“识一个字，‘言’字”。童老师又问：“你有大名吗？”我说：“我只有小名，家里人还未起下大名，老师为我起个名吧！”董老师看了看从头一直看到脚，又想了想，以向二叔征求意见的口吻说：“叫张谦为好，将会让你名副其实。”二叔忙点头赞成，很高兴就答应了。我是我们一辈人的老大，从此，我们这一辈人的名都随我，全是言字旁，都是二叔起的名。我入学后，上的第一课“開學了”。我的姓名是“張謙”。老师让我在一天内学会写会这五个字。我又是念又是写，念了几遍就记下了，可写起来真难，笔画多，字套字，写会可费劲啦！我写一个字，画一个字；写一遍，画一遍，写满了学校的半个院，写了整整一天，眼看天要黑了，才写会。这第一天上学念书写字，就这么难，看来念书写字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此，我就下了恒心，刻苦读书，认真写字。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级级升，步步红，于1961年6月高小毕业。同年7月，我们小学毕业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行程100华里路，到会宁县郭城驿新堡子中学（当时的会宁二中）赶考初中。考试那天，天下着大雨，我们在雨天应试答卷。1961年8月，我们统一收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要我们去甘沟中学（当时的会宁三中）上学读书。1962年甘沟中学被撤销，我们又去河畔中学（当时的会宁二中，从新堡子迁来的）继续在初二就读。两年后，于1964年6月初中毕业。同年7月到会宁一中考高中。我的考试成绩不错，但未被录取。家里大人心急，我更急，于是五叔出面到会宁一中找他上会宁师范的老师王怀绪，时任会宁一中教导处副主任，说明了情况，也求了情。才知道分数已经上了线，是因早婚未录取。王怀绪老师毅然做主，发了录取通知书，让我按时报到上高中。我就这样在会宁一中开始上高中学习，由于上高中真不容易，为此，我学习非常刻苦，各方面都表现很好。本应于1967年高中毕业，但因“文革“有了“老三届“（66届、67届、68届），才于1968年高中毕业。当时没有毕业证书，发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一把铁锹，让我们怀揣宝书，身带工具上山下乡，回乡务农。由于“文革”失却上大学的机会，在工作岗位上只有自学。1982年—1986年，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和中国财经函授大学学习，取得两个大专文凭。1995年一1998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函授本科班学习，取得本科学历。毕业证书上有胡锦涛签字（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在职期间，先后在地委党校、省委党校多次学习。1974年在省委举办的工农干部学习班学习6个月。
1968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14天，县革委通知我，到县革委会开始上班。这一年，正好是我20岁。这一年4月成立了会宁县革命委员会，我任县革委会常委兼任县革委会政治部负责人。从此，我就参加了工作，上班了。每月30元钱，30斤商品粮的待遇。1971年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定为行政24级49元的工资。1970年，县革委会要求我补上上山下乡的课，到刘寨公社陈庄大队陈源生产队任政治队长，一面参加劳动锻炼，一面抓知识青年典型培养，并帮助大队、公社也做了些工作。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1972年任“文革”后的第一任团县委书记。1974年9月，从省上学习回来，就任了郭城公社党委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
1976年9月，省委组织部下文通知，调我到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为副处长。正当开欢送会准备离任之际，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等一行来会宁县郭城公社检查工作，看到了黄河水引来后的可喜变化，高兴地问道：“这里谁在当书记？工作干得很好！"时任会宁县委书记的王君党回答：“是个青年人，叫张谦。不过，最近省上发文通知调到省委组织部了。我们有些舍不得。”冼恒汉是个大干部，一言九鼎，随口说了句“那就不要调了么！”就这样，我的工作调动被取消了，对我个人来说，失去了政治上进取的机会。又在郭城公社当书记，已调来接我班的李俊吉任了副书记。1978年10月调任塬边公社党委书记。1980年1月调到头寨公社任党委书记。1982年10月调定西地区在红旗山煤矿任办公室主任。
1984年11月，时任定西地委书记韩正卿来红旗山煤矿检查工作，对我当面讲：“在这里你不适合工作，要把你调到最需要的单位去”。1985年4月，趁定西和白银分家接交，我被调到定西地区陇西铝厂任办公室主任、人事科科长。1990年8月调任定西地区财政处秘书科长。1993年9月，时任定西地委书记的刘生荣来财政处检查工作，见到我便说：“你是在这里工作，还在当科长！你在郭城公社当书记时，我在那里下过乡。你是个很有本事的人。”1993年年底，我被调任定西地区红旗山煤矿矿长（正县级），这是我第二次到红旗山煤矿工作，是“二进宫”。为此，我还专程到老家祖坟上祭拜过。1995年9月，调任定西地区物资局局长、地区物资总公司总经理、地区物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1998年12月，调任定西地区（市）农机局副局长、调研员。于2008年11月退休。历时40年，结束了在职在岗的工作生涯。
读书学知识 课外长见识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读书学习受的是新文化教育，学习就是书和实践相结合。既学到知识，又能增长见识。我读书上学是十二年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上小学，主要是识字、学文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班上有张克勤、张子文、张忠义、段文春和我几个同学，相互走亲戚。我们常在一起学，一同玩，到家里相互串门，轮流做作业，成绩很优秀。到小学毕业时，我们几个写着一样的字，连老师都认不出来。由于学习等方面表现好，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当了少先队中队长，在班上还是小小班干部。在小学上学时，也参加集体劳动和社会活动。拆旧建校，小小年纪抬椽搬砖，尽着一份小力量。“大跃进”时，参加收废铁、熬硝收碱土。为向老师交废钢铁，从奶奶的嫁妆箱里拿走了家里仅有的家底——马蹄银，二叔在大队当文书，到大队代销部见到此物，才拿了回来。学校组织熬硝，动员学生收碱土，在崖沿下面收碱土将一条蛇一同收进了书包，走在路上，别的同学看见蛇从我书包里露出了头，便大叫起来，我才连书包带土和蛇一齐撇了出去。还到周边的生产队收粮食、深翻地，参加过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这些活动，让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不仅在书本上，在社会实践中更能学知识长见识。
上初中，学的是文化知识，课程繁多，知识面广，静下心认真攻读，才能取得好成绩。在甘沟中学上初一，吃住在田坪舅父家，大舅母为我操心、做饭、烙馍、洗衣，样样都做得细心周到。在河畔中学上初二，吃住在下中滩姨奶家，她要上工劳动，还要照顾我们的生活，十分辛苦！这些都为我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在初中三年，上了两个学校，但学习努力，成绩很好，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写作文是强项，曾受到语文老师郭安仁的肯定，有几篇作文，郭老师推荐上了全校的墙报，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好评。经常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一些活动。到学校15华里远的漫泥坡为红军烈士扫墓，给牺牲在这里的红军师长柴洪宇敬献花圈，学英雄，祭先烈，主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到附近生产队收粮食，挖洋芋，压砂田，进行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自己的奋发努力，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共青团员，佩戴了团徽。
上了高中，就大不相同，也大不一样了。我非常珍惜上高中学习读书的机会，从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就从不轻易浪费时间和精力，一直非常刻苦，勤奋努力。学习上门门课都学得好，成绩优秀；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勇跃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身体上经常加强锻炼，也参加学校的课外业余活动。如今写的一笔隶体字，就是在那时参加梁运三老师辅导的隶书学习班打下的基础。从高一后学期开始，我在班上一直当班长、团支部委员、学校学生会专委。这个时期，正逢毛泽东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子，学英雄，见行动，我开始写日记，第一本日记本是会宁一中发的“三好学生”奖品，一直坚持写日记。向雷锋那样，做好人好事。二叔在陇西参加“四清”教育，每月才发30元钱。我向二叔写信要了10元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为全班同学义务理发，离开学校为家人理发，参加工作后为同事们理发。上高中，已是小伙子了，身体强壮，有的是力气。每年放假，从第一天开始就上工，到上学前一天才收工。暑假上午跟一对牲口耕地，下午收麦、背麦，全天一身汗；寒假，运送肥、打碾场，全是一身土。在学校是学生，在队里是社员。这就是乡下学生的写真。这个时期，正是社会主义“四清”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高一一班学习委员尹玉琴同学，家里是地主成分。她写了一篇《我家发财之路》的周记，登载在学校的墙报上。我看后，有着不同的观点。她说她家的地主是靠劳动起的家。我的观点是起初地主也劳动，发财时靠的是剥削。我便写了篇《驳“我家发财之路”》的周记，以高一二班班长的身份，同样登载在学校的墙报上。这样，在全校引起了轰动，全校上下，各个年级、各位师生全都起来了，一场自发的大辩论在会宁一中全校展开了。由此，拉开了会宁一中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点燃了会宁全县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红卫兵领袖 共青团书记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时任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从此，大字报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热潮。我当时是会宁一中高二的学生，有着一股闯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学校组织成立了“烈火”战斗队，自己当队长。在学校里写大字报、写大幅标语，组建红卫兵组织，佩戴红卫兵袖章。后来又扩大到社会上。1966年8月27日，我们会宁一中的红卫兵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到桃花山破“四旧”，在县委搞请愿，将会宁县城西门改为“会师门”，是我书写的字，并覆盖贴在西门原处上。从此，点燃了会宁全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各单位、各公社纷纷组建红卫兵等战斗组织。在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大串联阶段时，我牵头组织了由九名同学参加的“会宁—北京"学走长征队，从当年会师楼下宣誓出发，徒步经太平店、青江驿、界石铺、静宁、平凉、西峰、西安、延安、阳泉、昔阳、大寨、石家庄、保定等地，历时48天，行程1600多公里，终于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中央领导的接见。学走长征路，我们每到一地，和当地党组织、单位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让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到乌鞘岭成百里长的大森林，对于我们这些从干旱地方来的学生，一切都感到稀奇，钻树林，爬树枝，吃野果，走个不停，玩的开心。到西安大城市，我们是偏僻山区来的，宽阔整洁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古建筑，奔来驰去的各类汽车，东来西往的人群吸引了我们，在这里享受了大城市的动人之处。到延安，这里是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潺潺延河水，党中央、毛泽东等领人的驻地旧址，当地的小米甜枣和头戴白毛巾的朴实老百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们教育很大。到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大寨大队，参观了层层梯田，生长茂盛的庄稼，学习了他们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气魄和精神。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接见了我们，还给我们每个队员赠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我在大寨代销部买了一个猴盖大象身酒壶，至今还保存着。到小英雄刘胡兰的家乡见到了英雄的母亲胡文秀，瞻仰了刘胡兰塑像。到石家庄烈士陵园，祭拜了烈士英魂，学习他们的献身精神。学走长征的路上，都设有红卫兵和学走长征队接待站，他们免费为我们提供吃住和服务，他们视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学走长征路，很艰辛，虽比不上当年的红军，但也吃了不少苦，脚都起了血泡，一层又一层，有时困的走不动时，也流过泪。大家共同的理念是，越走离毛主席越近，凭着这个坚持徒步走到北京，实现了学走长征路的愿望。
在北京，我们住在西直门北京铁道学院。把这里当落脚点，不断忙碌在北京城。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来，不熟悉市面和景点。光凭在学校书本上得知的情况和向别人得知的信息，先乘公交车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处，再乘车到长城、十三陵水库、香山等地。有时乘公交车、有时步行，在全城主要街道如王府井、长安街、大前门、新华门等处转游。我们在中南海大门上停停、看看，在各国大使馆周围停停、看看，在有挂国家部委牌子的门前，在高楼大厦处停停、看看。就这样活动了十多天。因为我们是来串联的，必须要去有关大专院校取经学习。到清华大学时碰上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北京大学见到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学校收到了许多传单。我们在首都体育馆参加了吕正操等人的批斗大会，因为我们是毛泽东的客人，我们这些小客人也毫不客气，很高兴很有兴致地在北京逗留了近一个月。原计划乘车到全国各地转转，但于1967年1月22日，周恩来、江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接见了全国所有学走长征路的红卫兵，周总理讲：“大家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去复课闹革命”。我们听了周总理的话，同时又临近春节了，我们也想回家了。于是我们就乘车回来了，回到学校，回到会宁县，回到自己家里。
我们回来是复课闹革命的。积极响应毛主席、周总理的号召，进行大联合，在当地把本校本县的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我们把会宁一中初中、高中所有班级的红卫兵联合起来，组建了“已联班”。以会宁一中的“已联班”为核心，成立了会宁县红色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红三司的领导班子由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干部等方面的代表组成，我为司令。各公社、县直单位相应成立了分部。领导、引导全县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红三司”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宁县武装部的支持。形势在发展，运动在深入。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各地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会宁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4月25日成立，由解放军、领导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代表组成。我为县革委会常委，代表着全县红卫兵。在县革委会的领导下，我负责筹建"四代会”，即会宁县工人代表大会，会宁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宁县红卫兵代表大会和共青团会宁县代表大会。“四代会”中的红代会我为主任，共青团县委我任书记。当时，我是全区七个县共青团书记中最年轻的，在全省也是年龄最轻的。在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推选我为总监票人。
共青团工作停顿已有六、七年了，要开展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面对现实，针对青年工作的特色，我就当即立断，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组建团组织，配备团干部。各公社成立了共青团委，县直各单位及矿厂学校有的组建团支部，团总支，有的也组建团委。各公社配备了1—2名团干部，县直单位一般的由青年政工干部兼任，大的学校、工厂等也配备了团干部。这样，在组织上就保证了共青团工作的顺利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自己动手培养典型。我到各公社和各学校、厂矿及单位上走了走，看了看，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厂矿以炭山沟煤矿团支部青工勇于吃苦为点，学校以会宁一中团委发挥青年人在教育革命中的作用为点，单位以县粮食局共青团员的模范事迹为点，公社以河畔公社团委组织青年突击队为点，进行了培养，并总结了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共青团工作。我自身并组织团县委工作人员，抓了以上几个不同层面的点上经验，并加以推广，我还带领县、公社两级团干部到八里公社黑虎大队，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了他们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青年田团员林等先进经验。在全县推广后，普遍开花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就这样，把全县的共青团工作轰轰烈烈开展了起来，并有特色有典型有经验有成效，在全区、全省共青团工作中有较大影响力。当时在全省共青团内部传我是最年轻最棒的团县委书记。
在团县委书记岗位上，让我记忆犹新的有两件趣事。一是带领全县共青团干部到大沟公社下乡搞中心工作。那时，团县委刚成立，我这个书记也自然刚上任，各公社还未组建团委，只配备了团干部。为了让这些青年工作新手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我和团县委其他领导成员带领28个团干部，到大沟公社帮助搞中心工作。这个公社地域辽阔，分了大沟、马路、掌里三个工作片，每个片上9个人。大沟片由团县委常委王鸟玲任片长，掌里片由团县委常委郭旭晋任片长，马路片由团县委副书记杨光辉为片长，我掌握全局，到各片跑，帮助指导工作。工作要结束了，大家回到公社汇报总结，各片交流汇报，人人谈体会，工作开展的生动活泼，大家都受到了教育和提高，公社也很满意。在公社会议室集中汇报时，我不留神放了一个响屁，在场的王效梅因精力太集中，误认为我在问她，忙着答应。其他同志都捂着嘴，硬是没笑出来。会后，在回县的路上，大伙说个不停，笑了一路，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大笑话。二是带着各公社团委书记到地委党校学习培训。这是“文革”后团地委举办的第一次三级青年干部学习培训。团地委书记邱玉川和地委党校的老师讲课，各县及一些公社团委的代表汇报交流情况。学习班办得很活跃，以在党校学习为主，也组织到厂矿和乡下参观，还自行排练文艺节目，自演自乐。三级团干部都受到教育，我们会宁县各公社团委书记受益更大，为做好今后的共青团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习期间，不断出笼些笑话，让人流传着，我们在党校灶统一就餐，10个人为一桌，各自组合、凑够了人才能开饭。头寨公社团委书记于桂萍，是个大学生，吃饭文雅，吃的又少又慢，很多男同志都争着叫她，目的是在她的嘴里为自己多争一口。为此事，男同志间争得不可开交，于桂萍也感到不好意思。大家传来传去传成了“抢于（鱼）"。在我们男同志的宿舍里，有人牵头作怪，把周尚俊的大衣和皮鞋悬吊在屋顶吊着，他们几个又叫几个女同志去看，他们跟在后边。当几个女同志走进房门，抬头看见有人上吊的情景吓得叫出来，跳起来。这就是当时他们编弄的“女人哭吊”。
我当会宁团县委书记时，有一件很幸运的事，就是参加了省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全省共有52名学员，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非常珍惜，认真刻苦地读马列的书，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学习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次学习班，省委非常重视，办的很有特色，安排学员们走进机关，走进省委领导的办公室。我非常荣耀，到了时任省委书记的宋平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整洁朴素，得体大方。没有铺地毯，只是木地板；没有豪华桌面，只是加厚玻璃；没有华丽沙发装饰，只是土黄色皮沙发。和其他省委领导办公室大不一样。特别是他的人，真令人敬佩。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在办公桌旁站起来，招呼我们坐下。还让秘书为我们倒水喝。说话特别和蔼，不断地向我们询问情况。真不愧为周恩来身边当过秘书的人，不愧为省委书记，管着一个省。他后来到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这是我一生中有一面之交的最高领导人。
注：该书在平台分四次连载，本文为连载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