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清朝画家石涛“北漂”记
石涛，中国清代画家。僧人。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 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道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广西全州人。其生年有明崇祯九年、十四年、十五年(1636、l64l、1642)诸说，卒年有清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九年、约五十七年(1705、l710、约1718)诸说。明亡后朱亨嘉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曾拜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性喜漫游，曾屡次游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晚年居扬州。他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内心充满矛盾。(石涛号称出生于帝王胄裔，明亡之时他不过是三岁小孩，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这与渐江的"受性偏孤"是不同的，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攻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其山水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师法造化，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作品笔法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丰富多采；用墨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滋润，酣畅淋漓，极尽变化；构图新奇，或全景式场面宏阔，或局部特写，景物突出，变幻无穷。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其花鸟、兰竹，亦不拘成法，自抒胸臆，笔墨爽利峻迈，淋漓清润，极富个性。石涛的绘画，在当时即名重于世，由于他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表现出山川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有时用墨很浓重，墨气淋漓，空间感强。在技巧上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斫，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时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生。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一些人的创作与"四王"的艺术追求截然不同。在艺术上主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情感，创造出豪放、磊落、独具风采的画风，对振兴当时画坛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就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四位僧侣画家，朱耷、石涛、弘仁、髡残。
他们都是明朝(公元1368--公元1644年)后代，在政治上对清代统治者是不合作的态度，反对清王朝贵族的作风。他们利用传统艺术形式，面向自然、面对人生，表达真情感受。他们也重视笔墨情趣，并寻找自己的绘画空间，抚慰曾经遭受过折磨的心灵。石涛的山水画独具风格，景色构图大胆新颖，笔墨运用多变，是清代早期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画花鸟画出名，继承陈淳、徐渭的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借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厌恶世俗生活和国亡家破的痛苦内心。他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很大。石的山水学习黄公望、王蒙风格自有变化，以真实景色为对象，描绘山水，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
(来源:中国青年)
画家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这位明代皇室后裔生在乱世，长于清代。在半百之年还当过“北漂”，来京寻求艺术发展。与大多数“北漂”不同，石涛来京之前早已名声大噪。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面圣，也因书画应酬而忙得不可开交。石涛有一句诗极好地道出了当时情况：“谢客欲尽难为情，客来妙不惊逢迎。”一句“谢客欲尽难为情”正道出了客人接踵而至、作品供不应求的复杂心情，当真是“低调的炫耀”。
1684年，康熙南巡去到那会儿还叫金陵的南京，往长干寺和大报恩寺巡幸，接驾的僧人中就有石涛。1689年，康熙再度南巡，在接驾的人群中，康熙不但一眼就看到了石涛，还叫出了他的名字。石涛为此洋洋得意地作诗说：“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也表达了自己的涕零之情。石涛后作《海晏河清图》一幅，用清澈的河水喻颂清朝之仁政，并在画中署名“臣僧元济顿首”——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更以新朝属臣为荣。有了这段经历，再加上达官贵人的撺掇，石涛觉得自己如果北上来京，前程定然一片光明。当年秋冬，石涛带着盘缠满怀期望地到了京城“欲向皇家问赏心”。
到了北京，石涛特地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贵族。吏部尚书王骘、辅国将军博尔都等都是石涛结交的对象。石涛把自己最好的作品送给这些官吏，希望这些人能帮他见到康熙大帝，至少为他“仙人指路”。博尔都曾指点石涛投康熙之好，画高风亮节的墨竹。再由“清初四王”中的王原祁、王翚替石涛补石和兰，强强联手，以此进献康熙，希望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可偏偏康熙不喜欢谄媚之人，他喜欢画僧，就是因为画僧自带出世的雅致脱俗，而不是这入世的谄媚攀附。
石涛还办错了另外一件事：他在天津的大悲院遇到要进京面圣的僧人具辉，便拿出自己想要献给康熙的诗，抄录下来给具辉。诗中有“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一句。具辉不一定能让康熙大帝看到这诗，但可以肯定的是，石涛此时的极尽逢迎之态康熙一定不喜欢。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石涛失败在不懂用户心理：他百般想讨好的圣上偏偏不喜欢被讨好。更重要的是，康熙此时对汉家读书人掌控最严，而石涛不仅是汉人，更是个爱“谄媚”的前朝皇室。
三年过去，石涛没等到面圣的机会。在社交过程中，石涛作品送了不少、银票花了大把，却未能如愿。“问赏”之路走得不顺，谄媚权贵也非其所愿，可谓一塌糊涂。但石涛还是有收获的，一路走来，石涛总算实践了他写生与创作相结合的理论，“问赏”之余潜心画画，其作《搜尽奇峰打草稿》、《游华阳山图》达到了他的艺术巅峰。
关于北漂，石涛这样总结：“诸方乞食苦瓜僧（苦瓜和尚是石涛的别号），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石涛意识到，年至半百的自己，在京城竟然就如同乞食者一般，不禁心寒。于是，石涛决定不在北京受窝囊气了，买舟南归。1692年，石涛在山东和江苏交界处遇到强风翻了船，画卷、诗稿、书籍荡然无存，好在保住了命。
三年的期待落空，又经历了这么一场生死浩劫，石涛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南方后，他甚至蓄发还俗，过起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以卖画为生，当起了职业画家。至此，石涛虽还俗，反而让人觉得真的清净了。放下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也不再期待“皇家问赏”了。顿悟的石涛写下一诗：“五十年来大梦春，野心一片白云间。今生老秃原非我，前世衰阳却是身。大涤草堂聊尔尔，苦瓜和尚泪津津。”既有浅浅的怀才不遇之感，亦有对自己这段“北漂歧途”的悔悟。
其实看石涛的诗词字画，很难觉得石涛真是个谄媚的人。弄假谄媚于真的，是石涛热烈期望能通过皇帝的赏识而得到全社会认可的心理期许。这种期许，古今如是。也许降低期许，会获得更多恰如其分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