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董仲舒：有名无实的不幸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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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有名无实的不幸国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历史和儒学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董仲舒。
近代以来，董仲舒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大家了解最多的，就是他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思想多样性的一个摧残，也可以说是董仲舒一生的污点。很多人对儒学产生厌恶，就是从此开始的。也正是由于董仲舒和专制时代的“独尊儒术”，许多人把儒学和皇权划上了等号。恨屋及乌之下，他们把儒学也看做了专制的护符和帮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不免把儒学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一笔抹杀，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把盆子里的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
然而，真相是否如此简单？董仲舒这批儒生，是否完全就是给专制君主推波助澜的那批人？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段儒学的历史。从这段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董仲舒：他的理想是在君主的专制时代，保存儒学的封建精神。但他为人懦弱，所以试图通过一定的妥协和合作，来抬高儒学的地位、压制暴君的威权。借助皇权的力量，董仲舒确实把儒家抬到了近乎国教的极高地位。但浮士德和魔鬼的交易，终究不是没有代价的。董仲舒的理想和现实背道而驰，最终，他和他改造的儒家一样，只是成为了后世帝王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是西汉儒生，生于汉景帝时代，卒于汉武帝时代，见证了西汉早期君主专制逐渐加强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讨论董仲舒的生平和思想，除了《史记》、《汉书》这些史料之外，主要依据的是他的文集，也就是《春秋繁露》这一部书，这部文集的主要内容，基本就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① 。《春秋》是周代鲁国历史的记录，现有版本是孔子修订而成，属于儒学五经之一。在儒学传统中，《春秋》的地位要比当代人比较熟悉的《论语》更高② 。
董仲舒与《春秋繁露》
但《春秋》有它很麻烦的地方。它的文笔过于简短枯燥了——孔子的习惯是述而不作，更倾向于传承传统而不是发表个人意见。所以《春秋》的“大义”（重要的义理）被埋藏在孔子的“微言”（含蓄微妙的语言）里面，后人很难看懂。于是就有一些学者，给《春秋》这部经书做注释。“经”的注释，称为“传”。《春秋》的传，共三家：《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撰写，重在补充《春秋》忽略的叙事；《公羊传》据传为齐人公羊高所作，重在分析义理。董仲舒的儒学专业，就是研究《公羊传》的学问。
从文辞的角度上说，《左传》的记事文笔，当然要比《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更有可读性；从史学的角度上说，《左传》的客观叙述较多，也要比给历史赋予了道德伦理色彩的《公羊传》更严谨一些。所以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左传》，但读过《公羊传》的人却不多。但我们也要明白，儒家的五经，不完全是纯文学或者历史之类的著作，它是肩负着中国封建传统和儒学的政治理想的。如果从承担这种理想的角度来说，《公羊传》很可能就要比《左传》更重要了。
那些纯粹的历史记录，虽然“客观理性公正”，但它们也往往是没有上面立场可言的。你可以用这些历史知识行善，也可以用这些历史知识行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很多人熟读中国历史，特别是一些专制帝王，但他们从这些历史里面学到了什么呢？他们学到的是阴毒的权谋和愚民弱民的诡计。正是这批人，“前仆后继”地在充满黑暗苦难的中国历史增添新的黑暗和苦难。
中国古代两千年专制史，有人在里面看到了“吃人”，有些人却在里面看到了“吃人”的方法：“这主意不错，我也要这样吃”。
《公羊传》阐释的是《春秋》的历史叙事，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历史著作。但它和那些纯粹的历史叙事不同。《公羊传》从始至终，都是很直白地用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去评价，而不只是去叙述这些历史事件。它的特点，就是把孔子撰写《春秋》时隐含的一些价值判断挖掘出来，加以放大。
譬如说，《春秋·桓公十五年》写了一句平平无常的：“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鲁桓公十五年二月的时候，周天子派人来鲁国征求战车。现在的读者看到这一段话，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公羊传》就会去找这段话的“微言大义”。孔子写《春秋》，可以说是惜墨如金的。求车这样一件小事，他为什么要特地写出来呢？“何以书？讥。”为什么要写？是为了讽刺。讽刺什么？按照封建周礼，“王者无求”，天子这时候向诸侯求取战车是不合礼制的。
《公羊传》的这些阐释，有时候也会显得有些“过度解读”，甚至会产生一些前后的矛盾。这些前后矛盾说明，孔子在写作《春秋》时，至少在某些时候，也许没有公羊学家们想得那么多。但是，正是通过这些“过度解读”，封建周礼的一些基本元素被保留下来了，儒学的政治哲学传统也被构建出来了。这个传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倡导君主专制的。恰恰相反，它对于等级制度的每一个环节都施加了制约。用董仲舒的话来说，“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 ③ ，上层失去制约，那么下层也会崩坏。前面“王者无求”的例子，也很明白反映了《春秋公羊传》对最高层的天子的制约。做个类比，《春秋公羊传》在华夏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的《旧约》，它是一部律法书，规定了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主要也是在做这个工作。
在董仲舒身上，也同时存在公羊学传统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董仲舒这个人非常重视义理，也就是重视传统儒家用封建道德和等级维系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念；第二，为了达到这些理念，董仲舒非常愿意通过公羊学典型的“过度解读”之类的方法，创造出他想要的传统。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形成了著名的“天人感应”的理论。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儒生对自然现象有目的的过度解读。其主要理论是：天象和人事之间存在关联。人间帝王需要遵循天道：如果人间政事清明，上天就会感到满意，自然风调雨顺；如果人间政事污浊混乱，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比如地震洪水之类，警示人间的帝王，如果再不悔改，就要亡国灭身④ 。
天人感应：“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我们要注意：天人感应这一套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董仲舒（或者秦汉时代的儒生）以“创造传统”的方式打造出来的。早期儒家是世俗气味很强的政治伦理学派，一般不讲灾异那一套。《论语·述而》里描述孔子，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的弟子们很少见到孔子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之类的事情。早期儒家尊敬的名臣子产，也曾在《左传》中留下反对占卜迷信的事迹，并留有著名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表述⑤ 。这个表述大致可以代表早期儒家的天人观点：天道过于遥远，并非人力所及，人间事务才是早期儒家关心的主场。
现代人有了比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当然会更加亲近早期儒家的务实精神，觉得董仲舒有些神棍，觉得他搞的那一套天人感应学说，有妖妄迷信的色彩，是历史的退步。但真相果然如此吗？恐怕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让我们翻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看看他为什么要开这个“历史的倒车”。《春秋繁露》第一卷《玉杯》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把君主放在民众的上面，然后把“天”放在君主的上面，这就是孔子《春秋》的核心思想。要注意，董仲舒“创造传统”的手段，在这里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不错，《春秋》确实讲究“屈民而伸君”，但如我们前面所说，早期儒家主要关心的是人事；《春秋》的作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同样阐释《春秋》的《左传》，也用正面的笔法，记录子产反对执着天道，追求人道的言论和事迹。所以《春秋》恐怕并没有“屈君而伸天”这个意思，更不用说“核心思想”（《春秋》大义）了。
但是，如我们所见，董仲舒还是强行创造了“屈君而伸天”这个“《春秋》传统”，这直接揭示了他搞天人感应的意图所在：要以“天”的权威，抑制君主专制。
我们知道，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封建制度被废为郡县制度，政治权力被史无前例地集中到了专制僭主手中。在这个时候，封建儒家的政治实践其实已经失败了。子产和孔子可以重人事，轻天道，是因为他们在春秋时代，还有关心人事，影响政治的能力。但到秦汉时代，即使儒生想要真正意义上去关心世俗政治，也是存在很大危险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在封建转变为专制的秦汉之际，原本世俗务实的儒生纷纷“神棍化”了，开始大量谈论早期儒家不太关心的“天道”和“灾异”了。
世俗儒家为什么讲起了天道？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早期专制君主有畏惧天道的倾向；第二，直接议政危险，利用天道谈论人事，相对安全一点。
在毁灭封建制度后，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已经基本没有了在人间的制衡的力量。他们修筑长城、讨伐匈奴、屠杀豪杰、压榨商人，对他们来说，这个“人间世”似乎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对于自然界的一些力量，他们还没有能力对待像民众那样去压制和毁灭。在《史记》中，像秦始皇这样胡作非为的暴君，也没有能力打捞沉埋在水流中的周鼎，并在湖南的大风中几乎无法渡河⑥ 。秦始皇对于神秘的自然力量心存畏惧，因此不得不信赖方士，希望他们在大海的仙山中为他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帮助他克服自然规律。
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秦代的儒生和方士高度重合。在“焚书坑儒”事件中，那些因为诽谤秦始皇，遭到活埋的儒生，表面往往还有一层方士的身份，他们负担的是观察天象的工作，但同时又认为自己负有指正皇帝过失的使命⑦ 。专制时代初期，传统儒生转向迷信方术，这可以说是一种退化，但这种退化也是在专制时代的压迫下，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秦始皇暴政“焚书坑儒”的对象，在学界有一定的争论：这些被坑的“侯生、卢生”们，被秦始皇统称为“文学方术”。他们究竟是儒生（即“文学”）还是方士（即“方术”）？其实，从史料上看，这两个身份并不矛盾。他们是不得不披着方士外衣的儒生。（《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实际上和焚书坑儒那批秦代儒生做的是类似的工作。只不过董仲舒把这套“借天道之名来讲人事”的政治语言理论化了。何以见得呢？我们还是从史料中去找证据。
《史记》记载，董仲舒大致是在汉武帝继位初期搞出这一套“春秋灾异”的天人理论的。这些年他在家里撰著了一本讲灾异的书。但汉武帝手下有个名叫主父偃的佞臣，他看到了这本书，觉得很了不得，赶紧把这部书汇报给了汉武帝。汉武帝于是召集儒生专门讨论这本书。
对这样一本神棍的书，为什么主父偃要心急火燎地告发，汉武帝要郑重其事地讨论呢？《史记》用三个字解释这个原因：“有刺讥”。在这部表面上讲灾异的书里面，渗透了董仲舒对汉武帝政府的批判讽刺。汉武帝当权后，对内强化君权、压制臣民，对外好大喜功、大举征伐，进一步破坏了过去的封建政治理念。只要是对传统儒学还有一些忠诚和了解的儒生，必然是会提出抗议的，董仲舒也不例外。
但是，现在的环境和孔子那时候不一样了。在君主专权的时代，你要批判君主，就会有人想要陷害你、毁灭你，所以董仲舒必须“改一改制”，用天道这顶大帽子来限制君权，用灾异这层保护色，来掩饰他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认为《春秋》的原则，就是“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可以改变体制的表层，但要保留道义的精神内核⑧ 。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天人感应，就是改变了儒学世俗务实的外壳，但保留了儒学制衡君权的精神。
但即便董仲舒借用了这层保护色，他对时局的批判也还是非常危险的。主父偃向汉武帝告密，几乎就要把董仲舒弄死了。董仲舒后来也再不敢谈论灾异了——这就是很多人赞美的大汉“盛世”，在这个“盛世”里，人民不但不敢议论君主，连谈天说地、议论鬼神的自由都没有。
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历史细节，值得一提：当时参与判定董仲舒犯思想罪的人里，就有董仲舒本人的弟子吕步舒。这个吕步舒呢，倒也不像现代社会里某些告发老师的学生那样恶毒。他只是觉得这部书非常荒唐可笑，也不知道这部神棍学著作是他的老师写的，于是就把它的作者定罪了⑨ 。
这个桥段也可以证明我们前面的结论：天人感应理论总体上是董仲舒新创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接受了它的儒生并不多，甚至连董仲舒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接受。由此可见，“天人感应”，就是董仲舒的“托古改制”。
应该说，董仲舒对儒学天人感应传统的发明，还是有它的作用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仅在汉朝一朝时期，就有十五名皇帝因为灾异事件下罪己诏，自认无才无德，请求上天原谅。在这段时期内，臣民可以直言无隐，享受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有人认为，天人感应就是搞迷信，罪己诏是唯心主义，都是腐朽落后的东西。但我们要知道，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不得已的落后，但在精神和效果上，却还是反映了一定的对专制君权的制衡。在那个落后的时代，统治者仍然心存少许敬畏，承认自己可能犯错误，而在“进步”的现代，却出现了不少极端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比如希特勒斯大林之流——认为自己永远正确。比起偶尔还能下个罪己诏的古代皇帝，究竟是谁更落后呢？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
借天道之名，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批判暴君、鼓吹仁政。很多现代人把这些语言当做老生常谈。其实，这些所谓的老生常谈，正是儒生们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的努力。董仲舒他们抨击夏商时代的暴君桀纣“夺民财食”，好大喜功，大修宫室，夺取民间的利益。而在这几个方面，史料中的桀纣似乎并没有显着的暴行⑩ 。董仲舒这些貌似针对古人的批判，实际上正是对汉武帝一类专制君主的影射。如果没有董仲舒他们的言论制衡，那么中国“阳儒阴法”的传统就会成为彻彻底底的秦政，民众经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也会大得多。
然而，董仲舒的儒学对专制皇权的限制终究还是有限的。董仲舒利用天命压制君权，动机上类似基督教对西方君权的制衡。但在古代中国，儒学虽然在董仲舒时代达到国教的地位，却终究没有达到形成基督教会这样的独立强大的自治团体。这一事实颇为复杂，很难以只言片语解释。但有一点较为明确：基督教在兴起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前，已在官方迫害之下，于民间有两三百年的组织积累。他们的地位不是依靠皇帝赏赐的，而是本来就有独立的渊源和资本。
而儒家虽然在春秋至秦汉数百年间保持了一定的节操风骨，却始终对世俗政治权力存在依附关系。前面我们论述了秦代儒生和董仲舒的事迹，我们也能注意到，虽然他们面对暴君做出了一些反抗，但侯生卢生仍是秦始皇的侍从，董仲舒仍向汉武帝求取独尊儒学的权力：他们始终属于君权体制的一份子，他们想要真正压制君权，就仿佛一个人要抱着自己的脚，让自己抬离地面一样不可能。
这同时也是从董仲舒到两千年后的康有为，试图从上而下实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家们的失败之处。我们很难指望一元社会的专制君主主动分散权力。董仲舒他们试图和这些君主合作，达到互相妥协的平衡效果。但这些君主只会选择合作项目中有利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履行。汉武帝以思想罪打击儒生，使他们不敢再谈论天象灾异。他拒绝了儒家的其他一切请求，但对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要求，却愉快积极地答应了。如果说法家是为虎作伥，然后被老虎吃掉的狐狸，那么董仲舒这批儒生，就是试图和黄鼠狼共同管理其他小动物的愚蠢母鸡。如果黄鼠狼暂时没有像对待其他小动物那样把它吃掉，那也只是因为它准备长期吃母鸡的蛋而已。
董仲舒在汉武时代，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师，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却留下了一个离奇庞大的背影。《史记》和《汉书》中的董仲舒，几乎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在和这位国师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司马迁（前145年-？）的笔下，董仲舒虽然正直博学然而显得懦弱，远不及早期儒家的先师孔子和他的门人，不过值得占据四五百字的篇幅。汉武当局让董仲舒去担任为人暴戾、杀戮臣子的胶西王刘端的国相，表面似乎是让董仲舒实现国师的理想，实际上却是想要陷害他。董仲舒怕因此获罪，称病还乡。他在汉武帝的思想封锁和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不但不敢发表自己的言论，甚至连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也已经不敢尝试。
但在两百年后的班固（32年—92年）的《汉书》中，董仲舒的列传篇幅就被扩充二十倍之多，达到了近九千字，即使是西楚霸王项羽也不过如此。此时的董仲舒，成为了“王佐之才”的化身，可以和古代名臣伊尹、管仲相提并论。董仲舒和汉武帝之间，近八千字的对策答问被班固全盘纳入，成为这篇传记的主体，营造出了专制皇权（汉武帝）和儒学教权（董仲舒）同舟共济、共创华夏盛世的假象。但这些冠冕堂皇的君臣对话不过是纸面文章，它们和董仲舒和儒学在现实中受到的打压和控制相比，毫无可信度。
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刘向称董仲舒“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认为早期儒家尊崇的伊尹、管仲都不在董仲舒之上。但是，这几位古代名臣都有自己的政治实绩，而董仲舒的政治建树基本都在口头和纸上。这证明儒学在专制时代不过是皇权的点缀而已。
作为古代中国专制时代第一位儒教国师，董仲舒无疑是专制时代儒学的代表人物，而他生前身后的经历，也确实非常类似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专制皇权竭力打击、阉割和谋杀他们；但等到他们真正死去之后，就成了没有生命的统战工具，不妨竭力加以利用了。
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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