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厌倦上班？
拼多多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意识到，尽管对996的批判从没停过，但这个问题依旧没有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当下，人们曾经期待的那个“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在上个世纪末，“过劳”成为了日本社会盛行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如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的社会似乎在正在步日本的后尘。
于是我们会发现，坐在大公司里写算法的人，没日没夜地加着班，连上厕所的时间也需要精打细算；而“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在被看见后，处境依然没有好到哪儿去。没有人好过。
长久下来，除了明显的身体健康上的问题，还有更普遍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人们的心理状况。微博用户@月半女石 说，自己接触的大厂员工里，很多人都有明显的焦虑或抑郁，“不停看手机恢复工作消息，缺乏睡眠，暴饮暴食，自我厌恶，通过报复性消费获得短暂的快乐。”“一边觉得生活无意义，一边被KPI推着走。”
不止是在大厂，这种职业疲惫、焦虑和无意义感是很多人都在经历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直观的反馈恐怕就是——讨厌上班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人人热爱工作的年代正在过去，而其根源当然并非全在我们自身。
为什么我们
越来越讨厌上班？
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关于上班的焦虑铺天盖地。曾经的周一综合征，由每周一扩散到了工作日的每一天，又在周末晚上席卷而来。
从“打工人”和“一切皆可内卷”开始，各种关于上班的表情包和模因，看似是在通过自嘲为自己消解愁苦，内里却是更深的无奈。而这种不断地消极暗示也只会继续把自己包裹在这种情绪里。
在简单心理昨天发布的《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里，通过与拉勾对职场人的共同调研发现，有64.16%的人“焦虑”，有50.89% 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无意义”，还有近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或许这一数据样本太小不能代表什么，但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在更大范围内，根据2017年盖洛普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全球民意调查（研究结合了30项单独研究和100万以上受访者的数据），在全球10亿全职工作者中，85%的人在工作时不快乐，在日本，这一数字达到了94%。
调查还发现，这种情况在千禧一代（盖洛普将其定义为1980年至1996年之间出生的人）中尤为明显——大多数千禧一代都满怀热情地去工作，但是旧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把热情磨灭了。
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十余年的美国心理咨询师苔丝·布里格姆（Tess Brigham）90%的患者都是千禧一代，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她发现“他们非常聪明，理想化且雄心勃勃......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工作中挣扎，几乎每一位病人都对我说：‘我讨厌我的工作。’”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在工作中获得快乐？甚至讨厌工作？
在工作中拥有获得感越来越难。在现代社会的雇佣制度下，人们的工作成果不一定会有即时直接的反馈，而即使做出了一点成绩，也会觉得是在“为老板打工”，尤其是在一些人员多的公司里，个体往往更会缺乏认可。
高的职业目标与现实工作的落差。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和每日琐碎的日常工作总会让人不耐烦和沮丧。职场新人看不到发展的未来，职场老人又发现自己等待多年依旧停留在原地，就像是“卡”在其中，无法逃脱。
工作好像永远越做越多。一方面是大家普遍认同的拼搏奋斗的职场价值观，让忙碌工作成为了一种美德，于是所有人都越来越忙。另一方面一旦自己达到了一定的目标，证明了自己的效率，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工作随之而来。在内卷之下，又有了一层“自己卷自己”。
我们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各种办公软件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让办公方便的同时，也让我们的生活被工作入侵着，工作时注意力被分散、休息时又躲不开老板的夺命连环call，其结果就是工作和生活都过不好。只有夜深人静玩手机时才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但这份熬夜自由，反而放第二天的工作更为疲惫。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菲佛在《工作致死》（Dying for a Paycheck) 中说，人们正在因为工作而“送命”——现代人工作生活的许多方面 ，例如超时工作、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以及经济不安全感都在悄悄摧毁人们的身心健康。
表面上投身于工作之中，内里却又与工作完全脱节，二者的对立带来了无法摆脱的疲惫感。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陷入一种职业倦怠之中。
当职业倦怠
成为一种“流行病”
近年来，职业倦怠已经成为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话题。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将职业倦怠定义为一种“职业现象”，将其列入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修订版中（ICD-11）。
“职业倦怠（burnout）是一种概念化的综合症，源于工作场所的长期压力，而这种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主要有三个特征: 感到精力枯竭或精疲力尽，与工作的心理距离增加或对工作持消极态度，以及工作效率降低。”
美国威诺纳州立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把职业倦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蜜月期
当我们着手一项新任务时，通常会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精力和创造力；乐于承担责任；面对预期的压力，能够积极地应对；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
第二阶段：压力始发期
乐观情绪减弱；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下降；焦虑易怒，很容易疲惫，无法集中精力，健忘；忽略个人需求，减少和他人的社交互动；
第三阶段：压力积累期
频繁感到压力；缺乏工作之外的爱好；早晨持续疲倦；错过工作截止日期或无法实现目标；时常感觉受到威胁或恐慌、失控；咖啡因消耗量增加；
第四阶段：倦怠期
内心感到空虚，对工作和生活持悲观看法；自我怀疑；远离社交；完全忽略个人需求；逃避现实的活动增加；渴望“退出”社会；渴望远离工作或朋友/家人；出现慢性头痛等身体状况......
第五阶段：习惯性倦怠期
倦怠的症状已根植于生活中，以至于会遇到严重的身体或情感问题，如慢性悲伤、慢性精神疲劳 、慢性身体疲劳、倦怠综合征等。
（*注：如果情况严重，请及时寻求专业支持）
与职业倦怠的流行相对应，学者韩柄哲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倦怠社会”，“倦怠综合征不是表达了精疲力尽的自我，而是表达了疲惫、燃尽的心灵。”
竞争性的、效绩主导的社会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一个社会苦于过度的积极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在这个社会里，人人追求一种更高效益的实现，而除了他人的剥削，还有一层自我剥削，更为严重，也更容易导致自我的崩溃。
这正在“使人类生活变得极为短暂易逝。生活从未像现在这般飘忽即逝。”
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因为一种看似“积极”的生活态度，却陷入一种更难快乐也更容易感到疲惫的生活状态，感知也随之变得更加分散和碎片化。当我们过度关注工作上的意义，反而会丧失对自我的关注和沉思的幸福。
是否还别的出路，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从事多年过劳研究的日本著名律师、“过劳死全国辩护律师团”秘书长川人博认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有三个必要的步骤：
首先，公司的管理人员必须消除“雇员的长时间工作带来的效益更大”这一错误观念，而是应该寻找提高生产力的方法，优化员工的办公效率。
其次，政府必须更多地关注，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修订劳动法和加强监管措施。
第三，雇员也要参与改变工作文化，敢于向企业说出他们的观点，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努力促成改变，例如培养不给服务业工人造成过度负担的消费习惯。
或许改变尚需漫长的阶段，但我们也可以先从慢慢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开始。
比如，划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学会好好休息；试着丰富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不要困在对工作的厌恶情绪里，如果无法承受，或许给自己换一个工作环境；大的目标暂时无法实现，可以从一个小的开始......
不应让工作定义自己，而是为自己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如韩柄哲主张的那样，我们应该从面对世界的倦怠回归面向自我的倦怠，在精神寻求中，为自我重建一个闲适空间。跳脱出这样的价值标准，你会发现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探寻的乐趣。
生活很难，那就稍微放自己一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