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同里的哥儿大爷
按：今天推送的是作家侯磊的专栏“老北京人图鉴”第一篇，讲述了一位人称“哥儿大爷”的老北京人的真实生活。
▼
“哥儿大爷”是北京话，指富家公子大少爷。“哥儿”直接儿化成一个音，“大”念“的”，还是轻音，“爷”的音拉长，写起来四个字，念起来一首歌：“哥儿大爷”。
某一天，哥儿大爷的嫂子说了一句：“不上班，跟'哥儿大爷’似的。”“哥儿大爷”从此正式贺号，取代了他的名字。
哥儿大爷生于1915年，去世于1999年，是我们这条胡同里再普通不过的糟老头子，但忒不招人待见，人们不大喜欢他。因为他一辈子没上过班。过去闲人多，见怪不怪。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57年公私合营以后，大家对正直壮年的哥儿大爷态度就拧巴了。败家子、吃饭虫、旧中国的落后爱打……归了包堆，全赖他。
01
他不管孩子，也不管家，他不大关心你，也不必关心他。
哥儿大爷在家里行老五，是老疙瘩，夫人的官称就叫五奶奶。以前全家开个酒楼，他不叫上班，叫“给家里帮忙”，干活最少，吃玩最多。1957年买卖被国家收了合并，人员统一安置。哥儿大爷被编入公安局的后勤部门负责做饭。他老不去。人家来家找都不去，不干了，关系转到街道，没医疗，没劳保，没退休金。
如果说哥儿大爷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就是五奶奶先生了个女儿，又在分家的前后连续生了俩儿子，没多久都夭折了。哥儿大爷很沉痛，但似乎又解脱了。生活的逆境成了他游手好闲的理由。家族衰落，子嗣无求，已经这样了，就这么着吧。
当初说亲的时候，他就提了一句：“不要小脚。”（整个大家庭都不要裹小脚的。）五奶奶不裹小脚，但也不认字，俩人也没啥可聊的。五奶奶不得已出去上班，在天桥火车站附近一家饭馆里帮忙，也是服务员兼搞卫生，人家管饭。女儿上学也不在家吃。从此后，哥儿的就在家里一个人给自己开小灶儿，一顿真能给自己炒四个菜，吃不了就在屋子里拿碗一扣，菜也不坏。他心安理得，就一女儿，念中专学校全管，人口少家里省开销。
哥儿大爷的女儿中专毕业以后，嫁给了一位老家在东北的俄语翻译，跟着去了东北。八十年代五奶奶去世后，哥儿大爷去东北投奔女儿女婿，九十年代女儿因高血压去世后，他又一个人回到商品大潮涌起的北京，由长大的外孙女每月寄一百块钱接济，街道也给点补助。
02
我接触了哥儿大爷晚年，他的日子是这样过的。
早、晚，各出去一趟，像别人上下班。早上去早市，买棵白菜或拎捆大葱。回来后在房子的一角用煤球炉子做饭。烟囱从直通房顶，再拐弯捅出窗外；换季时，便麻烦年轻人帮他拆装烟囱。夏景天儿，他把炉子搬到院子里，拿个破扇子在不停地扇火。
中午，这位爷开始做饭了，颠仨炒俩。过去饭馆里炒菜，出锅盛盘后，大师傅都拿炒勺在锅脐儿上“当当”敲两下，以提醒跑堂的上菜。哥儿的爷同样“当当”两下，老太太踩电门——抖起来了。他隔三差五买一小疙瘩肉，连肥带瘦，自己拿个没把的破菜刀嘟嘟嘟剁成肉馅，用一个小瓷碗喂葱姜末并和馅儿，总量不过两口。一会儿再看，他在做鸡蛋饺。
用筷子在小碗里“蛋蛋蛋”地打蛋液，一勺一勺地摊在黑饼铛上，“刺啦——”，声音很轻，蛋皮成型，像一块块小金饼。他修钟表一样拿筷子塞肉馅，再用筷子轻轻折叠上蛋皮，煎完后再拿水发的黄花当绳子，拦着饺子边系个扣。哪是做鸡蛋饺，明明是给生病的女儿盖被子，给要出门的女儿梳小辫，给……不知他是否真的这样对待过独生女儿。
鸡蛋饺紧紧地站在锅里蒸熟了，香气四溢。
有时，他用小锅炖红烧肉，跟我说：“来，我给你吃块肉。”我进屋，他拿双筷子夹给我，味道酸中带咸，很好吃。
每逢中午，哥儿大爷还会午睡歇晌，下午四点，他继续外出，闲逛并继续买菜买报纸，剩菜都放在糊满了油泥的八仙桌子上，也不罩个竹编罩子，而是盖上张刚看完的报纸，那油透过报纸，印在新闻里的领导人名上。
03
除了吃，还要说到哥儿大爷的教育——娱乐、住房、和医疗。
娱乐：
他从小就能吱扭两下胡琴，能唱两段，没人知道他怎么学的。晚饭后，哥儿大爷就拉胡琴或干唱。他有大铁桶，放着一幅骨制的麻将牌，都磨得没了棱角，能自己跟自己打牌。屋里是个很小的白炽灯，一到晚上显得更加透亮。冬天，他也会带个剪羊绒的帽子出门。
总共，他有几件旧衣服、半袋米半桶油，接下来就可以娱乐了。
住房：
他住在一条有数的大胡同中，一所小四合院里，一间五六平方米的房子。白天，他的屋子里跟山洞一样黑，跟铺陈市一样乱。因为在屋里做饭，墙壁和顶棚熏黑了，被子和床单许久没洗过。我有时还进他屋里，趴在床上，看那床单上的图案是松针叶子和松塔，绿色的松针都便得黝黑。也会在他屋里看些破烂儿一样的杂物，家人总会立即把我叫回去，仿佛他是个妖怪。
总之，他把房子住成了窝棚。
医疗：
他从没去过医院。家里有本线装书同仁堂药书，每个症状下面有对症的中药方子。还有点零散的木刻版老医书，《瘟病》《伤寒》《本草》《千金方》一类，自己拿线加固封上，一翻还掉渣儿。看着医书，对着同仁堂，拿毛笔自己开方子。随手拿包装纸就写，红纸黑字，浓墨重彩，硬气中带着娟秀，赛过今天的书法家。
自己给自己开方子，可没人敢给他抓药。他就去药店买点零散的小药，藿香正气，六味地黄，错了也吃不死。
物价上涨，哥儿大爷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
夏景天他缺衣服穿，街坊们和他做买卖，“这件您能穿不？五块钱给您了。”也有时，他会管同院儿的亲戚晚辈要钱。站在胡同的过道或门洞里，幽幽地站在那，在你即将侧身而过时把手一举：“XX，给我点钱。”亲戚也是二十、三十地给他，没带还特意给他回屋拿去。由此，大家不论背地里说他说得多难听，都很心安理得了，并给他总结了一生：小时候吃家里，结婚了吃老婆，老婆死了吃女儿，女儿死了吃外孙子——到老还吃街道和街坊。
05
我上小学时，学校里每天中午广播好人好事，以培养同学们互助友爱。作为少先队员，休息日要“学雷锋”，有一项叫照顾孤寡老人和五保户。我们不会写孤寡老人的“寡”，也不懂什么叫“五保户”。
我们一个小组，我担任小组长，商量好到哥儿大爷家去打扫卫生——实在看不下去了。那天，我没提前和他打招呼，带着队伍就来了，要做好事不留名。
哥儿大爷一开门，一群胡同土娃各拿着扫帚簸萁，拎着抹布把他家包围了。
“我们做好人好事，给您打扫卫生。”
“不用，不用！去，去。”
哥儿大爷扬了扬手，轰苍蝇一样把我们赶走了。从他爷家出来到胡同里，一路上人都说：“你别上他家啊。到时候他佷得（北京话，呲瞪人的意思）你，他那屋那么脏，一身的传染病。”还有人说：“他打你。”
哥儿大爷打人，哪像啊？
06
旧京的闲人和老天津混街面儿的闲人不一样。哥儿大爷一般不说三道四，但有一次，街坊里两家有了矛盾。
胡同里的冬天，大雪满地，屋檐上的雪连带地上的雪，化了便成了小溪，又成了冰河。为了地面平整，街坊们会把雪撮了堆在墙根，给地面撒上炉灰什么的。街坊中有位大叔肝火太旺，不乐意了。站在自己门口骂上街了。
“弄到我家门口，谁弄的啊？墙角这儿堆上雪我就没说什么。”
街坊邻居里有在家的，谁都不言语。有捡钱的没捡起骂的，没人接话。
“拿着炉灰往地上拽，跟大屎橛子似的。我就X你妈！”
已经有人在找板砖了，更有人在屋里扒着自家窗台，看热闹要认真。这类住胡同事儿不新鲜，习惯了就好了。那个人还接着骂，却见哥儿大爷披着苫布似的外衣，手里拄着根棍，颤颤巍巍地出来了。
“哎，别骂人。”
“我就X你妈！”
“我说，你先别骂人。”
“我就X你妈！”
……
那个人还在骂，哥儿大爷还在说，对方反复骂，哥儿大爷反复说。直至他骂累了，也拿对面前贴着自己的糟老头毫无办法，才关门回屋。有人为大家扛了骂并舍掉面子来劝，一场血战没开始就结束了。
想动手的街坊没机会了，本应很敬佩劝架的，但一看是哥儿大爷，就算了。
07
哥儿大爷上了年纪以后也有根拐杖，算是认可自己老了。他渐渐做不动饭了也不再拉胡琴，顶多是做点开水。炒的菜越来越少了，甚至只炒一个柿子椒，鸡蛋西红柿搁一个西红柿，或做一次饭吃好几天。取而代之的是买着吃，吃国光苹果吃半个，另外半个锈得抽抽、褶子得成核桃了，照样吃。夏天的时候，他的白背心后都是大窟窿。没见过他光膀子，都是排骨，不敢看。
在院子里，他能和人打招呼，外面却不再和人聊天。他会唠叨，一个人和自己说话，议论议论社会。
偶尔，他在家摆弄一个杂音很大的小话匣子，是拧钮儿的，很不好调，稍微一拧就过台了，往回一拧又过了。哥儿大爷习惯听评书，可他总接不上。不爽便会唠叨，隔空给单田芳捧哏，总是捧到腮帮子上。比如：
单田芳：哗啦啦各拉刀剑，甩大氅犹如蝴蝶乱飞……
哥儿大爷：嘿，您瞅瞅。
单田芳：你就着刀吧！
哥儿大爷：诶哟。
单田芳：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
哥儿大爷：啧，完了！
最后几年，他有点脑血栓的征兆，总躺在床上，让街坊邻居去给他买吃的。
最后几天，总见他彻夜开着那盏小白炽灯，仿佛一旦关上便不再会打开。
有一天推开门，他家火炉子前堆满了炉灰和垃圾，他也倒不动垃圾。小屋愈发小而阴暗，仿佛是一间改为垃圾场的土牢。
偶尔，他会抽半棵烟，下次再抽那半棵。他还用火柴点烟，仿佛那是他他所有的家当。他还有一点“古玩”，是从他年轻一直用到现在舍不得换，沾满了口水还打着锔子的破盘破碗，也可以叫做民国民窑青花碗或五彩罐，好像还有个粉盒，烟嘴儿，茶叶罐儿，香烟画片儿，真成破烂了。
08
有一天，上午五点多时，听他屋子里有各种动静，窸窸窣窣，折腾来折腾去。我跟着父亲去看，一拉房门，他正蹲在炉灰中解大手，因体虚有点站不起来了。父亲把他抱到床上，再撮来更多的炉灰，盖在他的炉灰和垃圾上，一起撮了出去。
哥儿大爷的眼窝深陷，眼睛已有些浑浊，呲着沾满了油腻，头发都赶粘了，嘴唇永远干裂发白，说话比蚊子声大不了多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崩着说的。他干瘦的身体和苍净的面皮，依然残留着几分年轻时的模样。天渐渐凉了，他的房间有些阴冷，被子已经不够用了。
又隔了不几天的午夜，哥儿大爷从床上掉了下来，他已经说不了话了。街坊送他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人们都在院子里议论。街坊摇了摇头开始讲：
“昨天送到医院，紧跟着就要往抢救室里推。我一看那哪行啊？进去就好几千。大夫问：'谁是家属？’我说：'没家属，我是街坊。’大夫也没推。我说（冲着哥儿大爷）：'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睁睁眼睛没说话。一会儿就死了。”
“还有什么遗产不了？”另有街坊问。
“嗨，他不用折子（指存折），就枕头底下那几百块，可丁可沿儿地买了件衣服，穿上随着走了。”
“前俩月他嫂子刚没，要我说，是他嫂子拽着他走的。”
“有这么一讲，年轻时都给他洗过脚。”
人们渐渐散去了。
那一阵子，我临时去别处居住。回来时哥儿大爷的所有东西都不见，房子刷上了大白，一切都过去了。离了别人，哥儿大爷是活不成的。
多年后，我在街坊家看旧物。忽然听有人说：“看，这是哥儿大爷。”我见到一张四十年代的照片，他戴黑框眼镜，一身大褂，梳个偏分头，几乎是胡同里最好看的人。
也许哥儿大爷没有错，他只是生错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