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夫专栏◎李自成行宫沉思

著名作家厚夫授权       专栏

李自成行宫沉思

文/厚夫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陕北米脂县出美人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就诞生在米脂县的艾好湾，这一事实成为当地人骄傲的话题。原因是米脂有条米脂水，“沃壤宜粟，米汁如脂”，它滋养了众多的美人，给荒凉而贫瘠的陕北高原增添了许多亮色。然而，就是这个盛产美人的地方，却恰恰诞生了一位惊天动地的男性英雄李自成。他在明王朝的末年，闯世界，打天下，铠甲风霜，马背岁月，整整闯过15年的枪林矢雨，终于举刀砍翻了明王朝的宝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历史独钟情陕北的米脂，给了它一块风水宝地，既赋予柔情似水，又赋予刚性如火，而李自成把这块土地的风光，写到了极致！可以这样说，陕北的历史，如果没有李自成的存在，将黯然无色；中华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李自成的存在，也将同样失去魄力，闯王李自成是全陕北高原的骄傲！

几度夕阳红，江山依旧在。

在距李自成时代几百年后的今天，我踏上了寻访李自成的行程。

米脂县在陕北的无定河流域，县城就设置在无定河谷。这个地方不仅出美人、出英雄，而且历来文化发达，人才辈出，素有陕北“文化县”之称。据说仅在清光绪年间，米脂县三科大比曾考中5名进士，这在“民朴少文”的陕北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就是在中国的现代社会，闻名遐迩的米脂中学，是陕北反封建舆论传播的主要基地，曾培养了大量人才。因此，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也有米脂籍人士的一席之地。在共产党方面有开明绅士李鼎铭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澜涛等等，尤其是李鼎铭，他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提出过著名的“精兵简政”的建议；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宠爱的五星上将杜聿明，在抗日战争中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还有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各地出自米脂县的团级以上的干部有2000多人，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十几人。漫步在米脂县城的大街上，你被文化感、崇高感、英雄感、史诗感的浓厚氛围笼罩，你感觉这块土地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牵制着你，让你也具有同样高贵的品格。

在米脂县城，你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活生生的霸气。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在南京城一样，龙盘虎踞的帝都之象时时逼迫着你的视线。

在米脂县城蟠龙山南麓，坐落着当地人称之为“李自成行宫”的一组明代古建筑群。蟠龙山南眺文屏山，北依印台山，东临饮马河，西傍无定河，后有群山环抱，前有无定河盘绕，真可谓龙盘虎踞，气势非凡。据说这座山原来叫马鞍山，是一个非常平实的名字，自打米脂出了李自成后，乡亲们改称蟠龙山。此名一出，顿添无限诗意与张力。如果仔细眺望，发现其间还真有些道理。蟠龙山南麓恰似昂首啸天的龙首，直逼苍天，“李自成行宫”成了璀璨夺目的龙目，点活了整个群山，使陕北高原在此有一个生动的景致。它完全是神工鬼斧般的安排，赋予山形以深刻的生命形态和人文力量。当然，这种设计，也代表了民间积蓄的长久理想，它牢牢地附着在米脂县的地域之中了。

李自成行宫，坐北朝南，沿蟠龙山南麓徐徐展开，逐层递进。它的主体由乐楼、梅花亭、捧圣楼、二天门、玉皇阁、启祥殿、兆庆宫等主要建筑组成。

山下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吕祖祠、石坊等。进得山门，跃入眼帘的便是梅花亭了，梅花亭又名八卦亭，呈八瓣梅花状，条石台基；砖砌墙裙，八根倚柱支托两梁架，斗拱托檐，简瓦布顶，柱间透空，玲珑秀致。相传是李自成当年纳凉之所。紧接着是乐楼，面向东北，舞台高出庭院地约有一米多。主楼为后悬山卷棚式砖木结构，顶脊兽吻井然，筒瓦覆面。造型典型，楼前两侧配卷棚瓦阁楼，二层设雅座，听歌观戏十分舒服。民间传说是李自成曾经看戏的地方。又传说工匠们在建造此楼时，为了使音响效果达到最佳，巧妙地将数十口瓷缸埋置地下，产生了优美的回声境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感。据说，许多现代建筑专家都充分肯定了乐楼的设计方式，认为在古代陕北的建筑艺术中可称奇绝之妙。

再不远就是位于山麓的捧圣楼了，捧圣楼是重檐圆顶式楼阁，平面呈正八边形。内部八卦大木攒顶，悬塑“五龙拜圣”；外部双层三檐，中心青砖墙体，底层一门，二层两门，各有八根高廊柱举托庑檐，翼角起脊，檐面筒瓦兽头滴水。二层略小，立柱间设木护栏，柱枋胁间云纹花草雀替，双昂双翅斗拱举架。楼顶球形攒尖冲天，顶面筒瓦辐射而盖。捧圣楼宏伟高大，在陕北的古建筑中是不可多得的佳品。相传是当年李自成聚众起义、滴血祭天的地方。捧圣楼往东坡上有一座石坊，雕花歇山石顶，枋斗拱四朵，匾额题刻“治世玄岳”，条石额枋雕有双龙、双狮绣球。镂空万字图案，造型古朴大方，坊柱两根，配石狮，石鼓护墩，凿刻细腻。此原为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立，1984年重新修缮了石顶。过石坊为二十九级登云路，拾级而上是二天门。二天门之后两侧有对称阁楼。下层窑洞，上层砖阁，八卦攒尖顶。其后即升高一层修建凌空而立的护法尊神楼，蜿蜒有序地直上山巅。

护法尊神楼，又叫玉皇阁，双层砖木梁架结构。上层砖阁，四周十二根廓柱支撑，斗拱举折，歇山顶，九脊十四兽；下层青砖阁墙，斗拱举檐。阁前分别有出廊随檐，阁后有四角攒顶方亭。楼前和左右均有石雕护栏。楼下有石砌拱形通道，连接二天门和顶院。楼北是“蓬莱仙境”牌坊，台基、坊柱、护墩均为石制，枋匾额为木制，九踩斗拱举架，琉璃瓦歇山顶，龙吻兽脊，金碧耀彩。

在山巅的空阔地中心，有“李自成行宫”的主体建筑启祥殿，巍峨、富丽。石砌台基，四架梁，细雕雀替，驼峰托檩，双昂双翅举折，殿顶为前卷棚后歇山重叠组合，筒瓦覆顶，面花卉滴水，脊饰狮子、吻兽，庄严凝重。1982年，在此成立了李自成纪念馆，馆额为当代著名作家、长篇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题写。

顶院的末端，是兆庆宫，砖木阁楼，内外双柱支撑，四架梁，雕刻雀替，彩绘枋装饰，双昂斗拱挑檐，筒瓦悬山顶，雕花楼脊，驮兽正吻。主楼两侧各有耳房一间。相传兆庆宫是当年闯王就寝之所。兆庆宫前和启祥殿前两侧，各有一座厢殿，明柱斗拱挑檐，悬山顶，青瓦布面，五脊六兽。现辟为文物陈列室。

整个这组建筑群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依山就势，沿山麓和山脊徐徐推进，层层展开，同时又构思奇巧、结构严谨，宛若一卷精致的古典建筑画页。在远处眺望，又犹如游龙蜷卧，雄奇壮丽。在蓝天白云映衬下，这组以黄褐色高原做背景的建筑群落恰似仙界下凡，着实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徜徉在这组艺术造型极富个性的建筑群里，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这组建筑风格里明显掺杂着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了许多资料。

有史料记载，此地是旧真武庙（俗称祖师庙）址，始建于明朝的成化年间，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已在西安建立大顺朝的李自成令侄儿李过返乡，将原马鞍山真武庙改为行宫，以备将来之用。李过召集工匠昼夜修缮，并将原马鞍山更名为蟠龙山。当年，李自成率军返回故乡，祭扫祖坟，在蟠龙山驻跸，因此人们又称其为“李自成行宫”。李自成兵败后，米脂绅民以真武庙名义加以保护，免遭清军破坏。乾隆四十三年至五十六年（公元1778—1791年），士绅冯云城等操持复修。1927年以后，这组建筑改作米脂中学校舍，“文革”中遭到局部破坏。1978年，陕西省文化厅拨款修建“李自成纪念馆”和文物陈列室。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在米脂民众精心保护下，终于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李自成行宫由于它精妙的建筑艺术，瑰丽、雄宏的风度，成为陕北古建筑中的奇葩，大放光彩，也赢得了远近游人的纷纷驻足。

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一些来米脂进行学术考察的学者和有关方面的人士，在参观了这组古建筑群后，也得出了“的确是行宫”的结论。所不同的是，有人认为这座“行宫”是由一座真武祖师庙改建而成；另有人认为，先有“行宫”，李自成兵败后，才改为真武祖师庙；还有人认为，先是祖师庙，后改建“行宫”，随后又改为祖师庙；更有人断言，整个“行宫”纯属宫殿建筑，不是庙宇建筑，它与其他任何真武庙的建筑迥然不同。1981年版《中国名胜词典》，在介绍米脂到“蟠龙山”词条下说，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冬，李自成派李过回米脂修建行宫和祖先坟墓。李过到马鞍山看到那里山势雄伟，便把真武祖庙建成一座行宫。1977年米脂县文化馆《蟠龙山李自成行宫考介》说，米脂人李健侯所著《永昌起义》上有李自成三次返回米脂的记载。第一次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11月。每次返回米脂都在马鞍山驻扎。第三次返回米脂时，李过命令将马鞍山的营房一律拆毁改建行宫，预备李自成回来的驻扎之所，并改马鞍山为蟠龙山，等等。

据历史记载，李自成参加起义后，重返故乡米脂只有两次，并非三次。第一次是崇祯九年，战事繁忙，李自成的实力还不甚强大，他在陕北打了胜仗后，忙里偷闲，回家祭祖；由于尚未称王，谈不上修“行宫”，也没有条件修“行宫”。第二次是崇祯十六年冬，他回米脂修祖墓，未停留多久即返回长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国称帝，不久即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由山西攻往京师；三月，攻取北京；四月底，李自成在京即帝位，旋即退出北京，败归山西、陕西。次年（公元1645年）正月，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出陕西。在这样军情危急的戎马倥偬之中，李自成也绝不会命令李过在蟠龙山上修建所谓的“行宫”。

光绪本《米脂县志》卷二《建置志·寺观》记载，米脂“柔远门（北门）外”、“蟠（盘）龙山下”修建的这组建筑，是一所“真武庙”。传说它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李自成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较这所真武庙晚一百多年。可见所谓由“行宫”改真武庙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在启祥殿西侧山墙外，有两通石碑，一为清乾隆内阁侍读学士张秉愚撰写的《重修蟠龙山真武庙记》，一为光绪米脂举人高照煦撰写的《重修蟠龙山真武祖师庙序》。这两块碑，介绍了真武祖师庙兴建情况及其盛衰原委，均未提及李自成曾经将庙改为“行宫”的事，也未说明重修真武庙时是李自成的“行宫”改建而成的，如果该庙一度确有改建大顺“行宫”这回事，碑文中不可能没有反映。由此可见，所谓由庙改“行宫”，再改庙的说法，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是同时代的米脂人，该“县志”中未提到李自成三回米脂的事，也未提到李过拆毁马鞍山营房改建“行宫”的事。如果这些事当时确实曾在米脂盛传，“县志”是会涉及这方面内容的。

不管怎么说，眼前这组古建筑，它创建于明中叶，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形制与布局。光绪年间，高照煦在《重修蟠龙山真武祖师庙序》中云：“每岁三月三为祖师香烟会，遐迩云集，虽蒙古地亦多届期至者。”再说，李自成确曾两次回米脂，这两次虽不会在蟠龙山上修建“行宫”，但有可能把大营扎在蟠龙山上，或把大营暂时扎在真武庙中，加之当地百姓的敷衍，兴许这就是李自成“行宫”的说法得以流传的原因了。

我以为也无须具体探究这组古建筑究竟是“行宫”，还是“真武祖师庙”。因为李自成的形象已经深深地根植在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中，他是我们全体陕北人民所崇敬的英雄。他的出现，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机缘，注定了一个叫李自成的陕北人要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

李自成的家乡在今横山县殿市乡的李继迁寨，这个以北宋时期西夏首领李继迁名字命名的小山村，说明了一种历史的因缘关系。它原来在米脂县境内，后划归横山县管辖。古老的英雄故事一直熏陶着幼小的李自成。李继迁寨东距米脂县城有一百八十里，北距横山县城四五十里。村东、西、南三界又都是横山县的村庄。两属的境界，水沟绕隔，错如犬牙，山径丛杂。横山县在明代设怀远堡，是边防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这一带民众都普遍崇武尚勇。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李继迁寨和怀远堡的关系极为密切，李自成的母亲就是堡上的居民，所以这个城堡很可能是李自成幼时常往来的地方，为他的第二故乡。地域文化对李自成性格的形成，肯定起了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

李文治《晚期兵变》中说：“李自成身材不甚高，但宽大粗壮。高颧深颊，鸱目曷鼻，面目狰恶，反膺巨肩。”清代的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也云：“（李自成）六岁教之识字，聪慧逾常人，然性跳荡不可禁。”李自成少年时喜爱武艺，年稍长便投拜延安府教师罗君彦学习击刺，武艺见长；后来他父亲又请武术教师到家中，让李自成和其侄李过以及同村的刘某练武。他已有鸿鹄大志：“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岂男子乎？前三岁梦伟将军呼予李自成，今即改名自成号鸿基。”到这里，他和所有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一样，给自己设计了一条宏伟的蓝图。他成年之后，应募到本县银川驿充当驿卒。谭吉璁说他“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他做马夫的工作也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曾在明末农民大起义队伍中生活过的河南人郑廉，在其专记明末农民起义的著作《豫变纪略》中记载：“（自成）为驿卒，能得众。时岁洊饥，邑官艾氏贷子钱，自成辄取之。逾期不能偿，艾官怒，嗾邑令笞而枷诸通衢烈日中，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饮食。盖欲以威其众也。诸驿卒哀其困，移诸阴而饮食之。艾仆呵骂不许。自成忿然曰：‘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则踉跄力荷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饮食，虽惫甚不少屈也。众益哀之，不胜其忿，遂哄然大哗。毁其枷，拥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犹未至伤人也。而县尉则乘羸马率吏卒执弓刀而往捕之。林莽箐密，不敢入。相持良久，日且暮，众不得已，杖白梃一哄而出。县尉惊，堕马死；吏卒溃而奔，弓刀器械悉为其有。是夜遂乘势袭城，奋袂一呼，饥民群附，一夜得千余人，出而走，转掠远近。旬日间其势益众，又与盗相通为声援，往来奔窜，号曰闯将，俨然自为一部矣。”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的例子。李自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走上造反道路。就连康熙《米脂县志》也这样客观地记载道：“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

再看看时代给李自成这位“闯将”的出场所搭建的历史舞台吧！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4月，即李自成起义的前一年，原籍陕西的行人马懋才道经延安，以亲身闻见，写了一篇《备陈灾变疏》，向皇帝报告灾情：“臣乡延安府，自去岁（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唯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百人，用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自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西澄城王二聚众举义，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后，陕北等地也是一人振臂而起，便千百成群，到处鸣金聚义。仿佛火星溅到干柴，在疾风的催助之下，陕北各地霎时冒出了许多股农民起义队伍。而且，陕北境内还有一支备守边防的庞大队伍，贫困的边军和饥民并肩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怀陵流寇始终录》载：“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六月，兵科给事中刘懋在上奏中指出：“秦寇倚边贼为羽翼。”边兵掌握较高的军事技能，且有组织才能，他们加入起义的序列，促进了战斗力的提高。也就是说，地瘠民贫，灾难不断，官吏腐朽，统治薄弱，给明末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发源地，它就是苍茫的陕北高原。

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农民起义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这与他非凡的人格魅力、杰出的智慧才能、果敢的胆略、勇猛的武力是相统一的。在早期的活动中，他领导的那一支部队称为“八队”。就连《明史》也称他军纪严肃、勇敢善攻，并且对众将“善驾驭，诸贼莫急”，富有领导才能；“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因此，在后来艰难的造反历程中，他心不败志不馁。在后来闯王高迎祥战死后，起义走向低谷之时，他能勇敢地挑起“闯王”旗，在陕川楚交界处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到起义高潮再度来临之际，李自成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制定、推行一系列赈济贫困、严守军纪、减轻百姓赋役负担的措施，大得人心，众归所望。李自成的队伍很快成熟，成为一支人多势众、影响广泛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老百姓中间“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的广泛流传，足以说明李自成在民间的声望。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汝州消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乘胜攻占了西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开始称王，建国号为“顺”，改元永昌，造甲申历；不久，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自德胜门进入北京，标志着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明王朝就此覆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巨大胜利，这同样也标志着一个崛起于布衣的农民起义领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状态。

然而，危机随着大规模的胜利而潜滋暗长，积蓄着它的力量，它便会像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一样出笼。这些情况，对李自成这位杰出的陕北人来说未必看得更清楚。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共在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占领了40余天，便又被迫退出。许多史学家认为李自成当时未能及时拉拢吴三桂，致使辽东总兵吴三桂听说爱妾陈圆圆“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后，勃然大怒，掉头东还，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与农民军对抗。当然，吴三桂为红颜所怒之事仍待专家们考证。但是吴三桂与清军的联合，清军的大举入关，确实导致李自成的战略总退却。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表现出卓越领袖才能的同时，也有许多的不足。李自成的大军进驻北京后，没有很好地经受住胜利的考验，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战斗意志消沉，厌烦艰苦斗争的坏风气迅速蔓延开来。高级将领们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浸染了严重的封建贵族作风，脱离群众；一般士兵也意志消沉，战斗力丧失。

《平寇志》卷十载：

“贼”闻关东兵至，咸涕泣思归，无有斗志。有客行市上，触“贼”刀背，遂为牵去，怖欲死。将至一宅，数十人群坐大嚼，或膝坐妇人弄之。见客至，群起问曰:“能作字乎？”曰：“能。”出瓦砚败笔，争拉之曰：“我辈不能作字者，为我代书。我辈父母、妻子在陕，生死未可知，聊寄家书以慰之。作‘贼’不过多得财，得亦无由寄，从征辛苦，何以为家？悔为李闯所误。左良玉老于战争，恐旦夕江南兵来。又闻吴三桂入关且急，我等哪能为敌？李闯相驱至此，尚不知死所。”言之各泣下，争出腰间镮钏搥碎缄之。有寄山西者、陕西者，寄父寄子寄妇者。外署永昌年月，尚有欲署崇祯年号者。书已，各出零落环簪花翠遗之，盈袖而返。

这个记载，难免有夸大之处，但不能不承认，从基本倾向上讲，是有可信之处的。

再来看看李自成进京后的主要工作。第一是严明军纪，稳定社会秩序；第二是招抚近畿；第三是派兵南下；第四是进行政权建设；第五是追赃助饷。进城之初，军纪严明；进城后期，纪律松懈，扰害百姓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与李自成的骄傲分不开。据史料介绍，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花费了不少时间，筹备正式举行登基称帝的典礼。也就是他把做皇帝的事始终放在心上。他本人曾亲自与明朝降官探讨过登基的有关事宜，如什么“郊天不荤酒、不近内、不刑”等。他手下的官员们也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除了率领有关人员演习登基礼仪外，还根据皇帝登基要经过臣下“劝进”的惯例，自3月26日起，每逢“三、六、九日”，都要进行“劝进”。直到清军入关，李自成亲征失败，形势危急，准备撤离北京城时，4月29日，即李自成在北京的倒数第二天，他仍坚持在北京的皇宫把登基大典举行完。虽因时间的限制，只能草草从事，这也在所不惜。因为北京作为京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只有在这里举行登基大典，才意味着有被世人承认其存在价值的可能性，我们不难考察出英雄在此时此地的心理动机和轨迹。4月29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位，尊七位祖妣俱帝后，由牛金星代行郊天仪式，“六政府各颁一敕书，称大顺永昌元年”。李自成进京以后筹备登基大典的活动，最后以正式举行仪式而告终。李自成的最大理想与抱负就是做皇帝，他终于在马上撤离北京城时，圆了几十年的大梦。当天夜里，李自成出城向西逃走。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划阶段的一件大事。从此，这支起义军走完了自己的高潮阶段，走到下坡路上，导致了他自己永昌二年（公元1645年）在湖北通山被地主武装杀害的悲剧。李自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刚刚建立两年之久的大顺政权也就这样灭亡了。

李自成的失败，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个人尽管经过长期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的锻炼，有过15年戎马征战的历史，政治经验丰富，个人品格坚定，处理各种军政事务老练，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农民出身的军事家，面对进京赶考旗开得胜、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他交了败卷。他没有对形势进行客观冷静的评判，做出科学的战略决策，而是热衷于称帝登基，面对吴三桂联合清军的进攻，竟变得手足无措。到退出北京后，在处境窘迫、进退维艰之时，他屡犯错误，导致了最后的失败。也就是说，失败的因子在他进京之前的战略行动中已经埋伏了，组织纪律的松懈，农民式的功利观等等，影响了李自成的思维。退一步说，李自成在北京登基成功，坐稳了江山，充其量是一个朱元璋罢了。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元末农民起义大潮中脱颖而出的一个英雄，论成分他是和尚，该算贫苦阶层了，可他造反成功了，做了皇帝，建立的政治体制仍然是封建的机制。李自成和朱元璋之间，差别和鸿沟只有一条，即“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同一种机制中呼吸、生存，参照系也只有一种，即封建模式。恕笔者直言不讳，斗胆对陕北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发表评论。假若李自成坐稳了江山，他重复的仍是换汤不换药的封建体制，说不定再过几百年又让哪个新崛起的新生势力所推翻取代。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的序列就是这样缓缓地延续的，在反复的震荡中自我消解、自我生存。直到中国的现代社会，才有了真正意义的改变，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不应该苛求历史，按现代人的意愿来重新规划、设计历史，但可以咀嚼历史，探求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因素，加以总结，引以为经验或教训。李自成就这样在39岁的年华中悲壮地牺牲了，他这个起于布衣、有鸿鹄大志的农民起义领袖连同他的事业一同消失在中国大地。后来的政客、文人们大都诋毁他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功绩，把他描绘成“盗、寇、贼、伪、逆、劫掠、僭窃”式的人物。唯有毛泽东能正确评价李自成的地位与价值。李自成赴京赶考失败所付出的沉重教训，终于让毛泽东牢牢记住了。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教育中，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学习郭沫若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直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还把进驻北京比作“进京赶考”，要求新生共和国的全体工作人员不骄不躁，防止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清醒的头脑，给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当然，这个话题至今仍是全社会每个公民所关心的。目前，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彻底与否，直接关系到共和国的兴衰命运，人民热切期待着中国共产党能永远牢记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警钟长鸣，居安思危，这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长久的历史问题。

说来也有趣，米脂县因为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后，一度改称天保县。天保者，上天保安也。李自成同时改延安府为天保府，他借助天命在神化自己。而足下这座蟠龙山，原名叫马鞍山，因为出了李自成后，民众就叫它蟠龙山。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恐怕除了崇尚李自成优秀的英雄气概之外，还有一种顺民心理。民间仍幻想李自成就是真龙天子下界，来拯救这个苦难世界。尽管他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只有短暂的辉煌，但他所指引的人生理想仍时时左右着陕北高原的百姓。因此，民间流传“行宫”这个皇帝的专属名词，并冠以这个普通的古建筑群落，才有其合理的逻辑依据。李自成除了是“皇帝”之外，他还有一种什么样的象征呢？我们需要企及乃至培养一种什么样的民众心理呢？这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回答。

站立在蟠龙山顶，我沉浸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之中。我知道，李自成的人格魅力乃至他的人格精神，已经像阳光雨露一样滋润着陕北高原。李自成之前有赫连勃勃、李继迁、李元昊、韩世忠，李自成之后仍有无数新式的英雄豪杰曾经崛起。尽管现实已经不会产生也没有条件产生李自成这样凭武力来征服天下的陕北英雄，但陕北也完全有能力培养出用科学和民主的事业而创造未来的英才，因为这里是块热血沸腾的土地，这里是块生长英雄理想的大地，我们匍匐在李自成的影子里！

我没有能力使自己的心灵冷却下来，我继续在李自成行宫里徜徉。太阳永远是圆的，天地永远是长久的。灵魂不灭，智慧不灭。李自成式的血液正在我和陕北高原的千千万万个有志的年轻人身体里蠕动，面对未来，我做好了迎接人生挑战的准备……

二度辉煌的陕北，你是我永久的期待。我的眼睛里涌动着晶莹的热泪……

《走过陕北》是有关陕北人文、历史的散文随笔集，在这本对陕北具有典型意义的故迹寻访并与之倾心对话的散文集中，作者以现代人的眼光，对陕北有代表意义的地域或文物触景生情，讲述历史，倾诉情怀，用睿智的思考与优美的文字加以记录，被誉为“黄土地上的壮丽诗篇，人文赤子的深情恋歌”。

厚夫本名梁向阳，陕西延川人，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路遥传》《当代散文流变研究》《心灵的边际》《边缘的批评》《行走的风景》等多部著作，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多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