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智慧 （73）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两宋之时，士林兴盛，其中有一位人物，被众人公认为“一代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位大贤，便是以“先忧后乐”享誉后世的范仲淹。
范仲淹雕塑
为人苦奋，为官廉俭
范仲淹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其母只好改嫁朱氏。幼年的范仲淹备尝人生艰辛，但因此也磨炼了他的意志，其穷则愈奋，发奋苦读，关于他“断齑划粥”的事迹，也传为千古佳话。范仲淹在长白山澧泉寺读书期间，“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后来，范仲淹又去应天书院求学，在那里“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经年累月废寝忘食的苦读，范仲淹学问勇猛精进，为日后成为千古名臣砥励了品格，打下了学识根基。
如果说范仲淹童年、少年备尝艰辛实属人生无奈，但他登第出仕后仍过着清苦的生活，则是儒家士人修身的自觉。纵观范仲淹的人生，其廉洁崇高、敢于担当，可谓行为世范、高山仰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科举登第后步入仕途。最初在安徽的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即相当于现今的县法院审判员。他为人耿介，常抱着案卷与郡守进行辩论，且将争论的内容记录在板壁上，以至他离任时，板壁已再写不下字了。司理参军之职只是最底层的公务员，薪酬微薄，其时范仲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匹马，因囊中羞涩，以至他回家接母奉养不得不卖掉此马以换取盘缠，而徒步回到故里。
范仲淹以廉俭治家，对家人要求甚严，要求子孙秉持简约家风，其“子孙皆守其家法”。史载，范仲淹母亲在时家里还很贫穷，其后虽然出仕发达了，但他廉俭之风不变，若家里没来客人，餐桌上很少见肉，妻子儿女的日常用度仅能维持即可。俗话说，家严出孝子。范仲淹严谨的家风涵养了范家子孙的节操，范家后人亦多以忠孝处世，后人赞其“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范仲淹曾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表露心迹：本人虽然官小禄微，但一年的俸禄也有三十万钱，百姓耕田一亩方收获一斛，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按此推算，则农民耕田千亩才有三十万的收入。如果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那么本人的俸禄用度相当于百姓耕种二千亩的收成。耕种二千亩田地，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凝结了农民多少血汗。若本人还不为国为民尽心尽力，饱食终日，那就成了“天之螟”“民之螣”了。范仲淹对天地及黎民常怀敬畏之心，知廉知耻之心可昭日月，殊为难得。
范仲淹晚年任杭州知州，其时许多朝中退休官员以及文人高士在西京洛阳筑宅安家，颐养天年。他在杭州的弟子们亦劝其到洛阳建宅安家，以娱天年，但他皆一一谢绝。据《言行录》载，范仲淹入仕凡38年，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一直保持廉俭之风，未增加一名仆役。
岳阳楼畔千帆过
先忧后乐，敢于担当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了范仲淹强烈的担当意识。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于泰州西任溪盐官，此地濒临大海，常有海潮淹没田地之灾。范仲淹致信知州张伦，建议修筑坝堰以防海潮，张伦阅信欣慰——不想部属中有如此关心地方建设的人才，欣然采纳范仲淹之议，并调任他任知县，负责筑坝修堰事宜。范仲淹受命不敢懈怠，迅速组织民力物力筑修捍海堰，结果消除了海潮之患，使大量土地成为肥田沃土，受益百姓甚众。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由睦州调任苏州，他新任职时，适逢洪水泛滥，庄稼颗粒无收。范仲淹一边开仓赈灾，救济难民，一边迅速组织人力疏通河道，兴修水利，以彻底根除水患。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苏州遂成鱼米之乡、人寿年丰之地。无论范仲淹到什么地方任职，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培养人才。关注民生疾苦、办实事，成为他从政生涯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政绩，那是并不难的事，在官场上最难的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犯有严重不正之风而去犯颜直谏。因为前者不仅没有政治风险而且还会得好的名声，后者则有直接的风险后果。但范仲淹不顾官场险恶，曾多次犯颜直谏，因而屡屡遭受贬谪。
天圣七年（1029年），皇帝欲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面对如此有违国体的行为，不少大臣私下颇有微词，但没人能站出来劝谏。秉性正直的范仲淹挺身而出，他直接上疏到刘太后那里，并指出皇帝“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意谓皇帝孝敬太后可以在内宫率宗族行孝亲之礼，但若率百官在朝堂之上行礼，则有损国体皇威。范仲淹还在上疏中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范仲淹此举，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结果，刘太后盛怒之下，将范仲淹逐出京师，发配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
范仲淹此举，就连举荐他在京任职的晏殊也不理解，责之有沽名钓誉之嫌，行为有失轻率。范仲淹不便顶撞恩师，回了一封言辞委婉的信诉说原由：如果身为命官眼见朝廷犯错都不敢劝谏，就对不起那份俸禄，也对不起江山社稷；如果大家都放任不正之风，则国何以为堪？表明自己不愿做明哲保身的太平官。即使范仲淹被外放边远江湖，他仍然时不时上疏朝廷提出自己的一些利国利民的政见，由此可见其拳拳的报国之心。
不久，刘太后去世，范仲淹以其正直的名声获得朝野尊重，很快被皇上召回任专门规谏朝政的右司谏。其时宫中发生了因后妃争宠而导致郭后误伤帝颈事件，仁宗恼怒，加之权相吕夷简进谗，便决定废后。范仲淹认为，郭后并无过错，皇上宠爱的妃子人品还不如郭后，废后不仅有违朝廷先例，更担心由此引起朝纲混乱，于是范仲淹上疏阻止仁宗废后。其结果是触怒龙颜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浙江桐庐）任知州。
范仲淹虽屡遭贬谪，但其每到一地，不是兴农桑，便是修水利，或办学校树人才，丝毫不见其处江湖之远的抱怨情绪，令人钦佩。
岳阳楼一层刻有《岳阳楼记》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景祜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通过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吕夷简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对宰相把持朝政、培植党羽等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同时，他主张皇帝应改变现有的用人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这一行为，对时任宰相之高位的吕夷简而言，不啻是对其权威最严重的挑战和打击，他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以“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对范仲淹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最终，范仲淹不敌吕夷简的老谋深算，无奈落得个“被罢黜，改知饶州”的下场。
到了饶州后不久，范仲淹的夫人李氏，便因病去世了。这对重视家庭亲情的范仲淹而言，应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上文说过，范仲淹两岁丧父，后随母改嫁到长山朱氏，一度被改姓为朱，直至他考上进士，都是用的朱姓。不管是范仲淹本人，还是其当世之人，以及后来诸多范仲淹的研究者们，留下的各种存世文稿中，对范仲淹和其继父的关系，并没有过多的评论和判断。但是，苏轼曾有一句“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便可知道大概情况，范仲淹在亲情方面，应是很失意的。范仲淹进入仕途后，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不但接母亲到身边赡养，以尽孝道，且对同母异父的三个弟弟和本家的范氏族人也都有照拂。
可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也有因幼时亲情缺失，存有情感脆弱的一面，而他的夫人李氏，无疑是给予他生命中最多温暖和柔情的一个人。所以，看似任何时候都战不胜、打不倒的范仲淹，无论政治上遇到多么强劲的对手也愈挫愈勇的他，在此刻却败给了莫测的命运，在政治失意与痛失亲人的双重打击下，他因此而重病不起。这应是自范仲淹进入仕途后，所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人生考验了。如果他就此沉寂，一蹶不振，或就此屈服，明哲保身，那么历史也将因此而失去绚丽的一页篇章。然而，正因为他是范仲淹，即使一时蒙尘，他也依然是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因为，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能够颂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绝世名句的人，也唯他一人了，他是注定为千世万代所景仰、为历史所铭记的人。
范仲淹的好友，其时正在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目睹范仲淹所经受的一系列不幸，为了劝诫范仲淹，特别作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劝其莫过于耿直，免遭杀身之祸。范仲淹却立即回写了同题《灵乌赋》给梅尧臣，斩钉截铁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言一出，凛然大节的气势顿时跃然纸上。后人无法得知，当梅尧臣看到这句话时，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但范仲淹在向世人表明，为了坚守自己心目中的大义，他无惧任何牺牲。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于天圣八年，给晏殊的书信中所提及的内容：“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真实的范仲淹，他的心中装得下“天下”，却唯独装不下一分私心，无论何等困厄，他始终无改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本色。
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头岳阳楼湖景
救国危难，治军有方
范仲淹的人格魅力不仅表现在每到一地为官做出斐然政绩，面对不正之风哪怕是当朝太后、皇上、宰相之不正敢于斗争，更殊为难得的是，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存亡之秋，他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北宋时期，盘踞在甘肃、宁夏一带的西夏国常威胁北宋边境，当时西北边境吃紧，陕西安抚使韩琦向朝廷请求调范仲淹协助防敌，范仲淹遂由越州调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来到陕西，经实地探察，认为西夏乃游牧民族为主，强于行动之迅捷，而我方的御敌之策应采取以静制动的方略。但韩琦不以为然，决意以五路进讨，结果损兵折将，也由此证明范仲淹军事韬略的高明。
这时朝廷恢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官阶，范仲淹同时担任永兴军兼延州（今延安）知州。范仲淹整军经武，裁汰老弱，起用能者，甚至大胆起用曾犯过错误但有能力的人。他认为现在边庭局势紧张，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过”而弃之不用，则“有过”之人便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正所谓“兽穷则变，人穷则诈”。陕西在范仲淹、韩琦的苦心经营下，尚武之风兴起，武备充分，西夏统治者慑于范仲淹威名，数年不敢轻举妄动。
按时下的标准看，范仲淹应该属于全能型人才，他进可以为相，出可以为将，更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大家，其无论在哪个位置上，都充分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才能。往事已千年，范仲淹的一身正气、敢于担当、先忧后乐的人格风范，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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