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好不如名字好，中国最后一名状元跌宕起伏的一生
刘春霖（1872-1944），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今河北省肃宁县人，家道贫寒，世代为农。
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但他状元及第实属偶然，缘由在于名字起得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完全沦为半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反动卖国的本质日益暴露，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了历史舞台，已经高举反清的大旗。处于内外交困、正准备七十大寿的慈禧太后希望从科举考试中得到一点慰藉。
1904年7月，清廷举行了最后一次殿试，当主考大臣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呈请慈禧太后“钦定”时，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但见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落款处的广东人朱汝珍，刺激了慈禧太后的神经，脸上陡然阴云密布。一个“珍”字，使慈禧太后条件反射一般想到了珍妃，不由肝火上升。这是因为：一方面珍妃备受光绪帝宠爱，而身为皇后的叶赫那拉·静芬，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娘家侄女始终被皇帝冷落；另一方面戊戌变法时珍妃支持丈夫改良，使太后十分不悦，以至于最后珍妃被推入井中溺死；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而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维新派发起者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等，
这些所谓的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更使慈禧火上浇油，于是愤怒地将朱汝珍的试卷狠狠地扔到了一旁。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看到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名字时，立即转怒为喜。因为慈禧认为“春霖”二字含有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降临。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无疑是“吉祥”之兆。于是，慈禧大笔圈定，刘春霖名列榜首，这样排名第二的刘春霖在发榜时成了头名状元，而成绩第一的朱汝珍后经主考官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名字虽然没被抹去，但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历史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就成就了一个人。但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即1905年清朝就废除了科举考试，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一千多年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结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科举制度被彻底取消，刘春霖便成了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即所谓的“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状元及第后，被清政府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奉派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深造。1907年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辛亥革命后刘春霖一度隐居家中，1914-1924年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史（相当秘书长），1917年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和直隶高等学堂学监等职。1920年和1921年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主祭，名噪一时，后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任职期间，刘春霖耳闻目睹了当时军阀混战、内部争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局面，称自己在总统府的任职好似“执戟郎官”。于是在1928年愤而辞职，赋闲在家，但始终关注国家时局的变化，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战而退的行为，极为愤慨。
刘春霖坚决不做汉奸，因两次严词拒绝为日本人做事而受到时人的敬仰。一是1934年，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总理郑孝胥以溥仪的名义特邀刘春霖前去东北出任教育部长，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大汉奸王揖唐（王和刘是同科进士、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邀其出任北京市市长要职。这一次，日伪恼羞成怒，第二天抄了刘的家，并用刺刀相威胁把其家人赶出家门。此事对刘春霖打击甚大。从此，闭门谢客，居家研习书法，以诗书自慰。晚年，为了生存，坚持以写字卖文筹资。
刘春霖天资聪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对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造诣深邃。
刘春霖工于书法，尤以小楷著称，笔力清秀刚劲，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出版有《大唐三藏圣教序》、《兰亭序》等小楷字帖多部；大字法帖亦有出版。刘春霖的名字已载入香港书谱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辞书《中国书法大辞典》。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有其多件作品。
刘春霖重视教育，一方面，对其家族子弟，凡考入小学以至中学、大学者，一律供应花费；另一方面赞助兴学。在本村兴建小学一所，房屋和学校设备均由其资助，并书写匾额“铸才炉”悬于门庭。河北省知名人士倡办的北京燕冀中学(分男、女二所)，刘春霖曾捐资赠书，并任该校董事会董事。
刘春霖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对灾民进行救援。1933年夏，黄河泛滥，冀、鲁、豫三省受灾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刘春霖等人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并在内蒙建立“河北新村”，先后移民数次，计330户、1100多人，费用均由发起人捐献和募集。刘不顾年迈奔走其间，并联系当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命令各地政府予以协助。
由于博学，刘春霖藏书颇多，在万册以上，多善本，并曾在保定等地开设“直隶书局”数处，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刘春霖对民国《肃宁县志》的编纂也极为重视，曾捐资修志，并进行具体指导和对县志初稿进行审阅（此部县志稿因战乱而丢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刘春霖能够保持晚节，大义凛然，颇有状元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