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我在记者路上逐梦

文：南丰后人

图：来自网络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教师。这话一点不假，它在我的经历中得到了验证。原本是重复着祖辈耕田的山里娃，过了而立之年却走进了家乡的电视台工作，“堂而皇之”地做了一名“记者”。

1978年，我中学毕业之后，回到老家，与敲着烟斗，扎着腰巾，穿着草鞋的父老乡亲们，一起修理着家乡的那块地球。然而，我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那春天的蛙叫、夏天的蝉鸣、秋收的喜悦、冬季的飞雪，以及自己的悲欢离合，所思所想所感，都留在了我随身带的小本本上，并自称为“随笔”。五六年下来，虽然农事繁杂劳累困顿，但我足足整理写下了几十本随笔。

那些年里，床前拨一盏煤油灯，就靠在床上看书，早晨醒来，鼻子就如烟囱那般黑。白天劳动，我常常夹带一册书籍，趁休息的时候学习。雨雪天气，就在偏房里摊上一块木板看书、写字，那就是我的天地。

伴随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我们山区县里也办起了一张小报，我常常关注并投稿。那年夏天，我和家乡粮农挑一担稻谷去交公粮，在粮站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了一整天也没轮到过磅，而带着墨镜的粮站工作人员，还态度傲慢地常常让关系户插队。

眼前的情景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把这种现象反映出来。于是我赶出稿子向上级新闻单位连连发稿。没过几天县报就刊播了我的稿子《请为农民解决卖粮难》，县里还派出同志下来了解情况，很快转变了当地粮站的工作作风。后来，《农民日报》等大报也刊出我的读者来信。当时别提我有多激动了，我第一次感到了作为通讯员或记者的分量，也为农民道出了心声。

这之后，通过文化考试，我有幸被县劳动人事部门招聘为乡干部，成为一名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干部。这对于我的业余写作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每当县电台的记者下乡采访时，我常常尾随其后，学习他们的采访技巧，也与他们合作，向他们提供新闻源，“大名”不时地跟着挂上了。

不久，县电台、团县委也聘我当了他们的业余通讯员。我结合自己的线上工作，跑上跑下采访，偶尔也沾沾自喜地露一下通讯员证。

每当寄出稿件之后，我就像等待临产的新生儿，在广播下听，在邮电局门口等。一旦变成铅字，自己就兴奋得手舞足蹈。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连续5年被县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

在乡下工作，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茶杯牙刷等生活用品可以不带，但笔和笔记本是定要随身的。茶余饭后，总要到群众中去走一走。1992年，我在浙西球川镇听到集镇上有一座宋元风格的民宅“球川三十六天井”严重受损，当即到现场踏看。

之后三番五次地深入调查采访，终于写出了《救救球川三十六天井》，以及《三十六天井传说》的连载纪实文学，有关报纸刊出后，引起了当地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如今，球川三十六天井已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1989年开始，我自己上报剪辑几乎每年装订一册。粗略统计上市级以上报刊电台，刊播出的文章已有千余篇。其中有宣传本地拳头产品的《常山一珍》，反映生态平衡的《绿树明湖绕小村》和报道当地经济发展的《常山胡柚出山记》长篇通讯，分别刊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还获得过新华社好稿奖，单篇入选省以上出版书籍十多本，自己也集结出版了新闻作品等四册。

正当我连获市级党报优秀通讯员“五联冠”时，传来了市报要调我去当记者的喜讯。县里考虑再三，还是把我留在了县电视台。

刚刚过去的11月8日，是我国的第21个记者节。在这个不放假的节日里，我无怨无悔地说，我把青春献给了家乡的新闻事业，如今，我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