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洗掉殖民色彩，科学家提议给物种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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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吉尔曼（Len Gillman）住在怀塔克雷山脉附近。怀塔克雷山脉（Waitakere Ranges）位于新西兰的西奥克兰市，山上长满了贝壳杉树。当吉尔曼和妻子在林中漫步时，有个问题总会涌上他心头，令他感到困扰。

这个问题困扰吉尔曼多年。20世纪80年代，他还是学生时就没能想明白。为什么这些巨型针叶树的学名是澳大利亚贝壳杉 （Agathis australis），但几个世纪以来，毛利人（新西兰原住民）却一直叫它们“kauri”?

吉尔曼是生物地理学教授，在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教书。他认为，搬到一个地方就给所有东西重新命名，这种做法带着浓厚的殖民色彩。“原有的名字是原住民智慧的结晶，更寄托着他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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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新西兰的科学家们在给新物种命名时，会和当地部落（毛利部落）进行更多的协商。但吉尔曼想走得更远。10月底，他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的子刊《通讯-生物学》（Communications Biology）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和奥克兰大学的肖恩·赖特（Shane Wright）写道，分类学协议应该允许人们更改此类学名，以反映原住民长期以来对植物和动物的称呼。

自 18 世纪以来，生物学家一直使用瑞典“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设计的二名法系统，即每个物种的名称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广泛意义上的属名，一个是单独的物种名。“二名法本身是件好事，它开拓了我们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赖特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该方法不能改进，变得更加现代化。”他指出，许多物种和通用标签都来自于一些人的姓氏。这些人通常是探险赞助人、不知名自然学家或分类学家欠了他人情的人。

但在赖特看来，这些名字对如今大多数人来说，不仅毫无意义，还令人费解。例如，新西兰至少有 19 种植物、2 种鸟类和 2 种真菌的物种表名为科伦索(colensoi)，以纪念 19 世纪英国传教士和自然学家威廉·科伦索（William Colenso）。

还有些名字来自备受争议的人。比如1851年，分类学家以邦联将军约翰·P·麦考恩( John P McCowne)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鸟类。据了解，麦考恩曾几次参与对美国土著部落的暴行。另一些则错误或混乱地使用了原住民的名字和词语，还有一些甚至加入了种族诽谤或其他潜在的攻击性语言。例如，虽然山寻蜜鸟（Vosea whitemanensis）(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特有)的物种名称来自于一个山脉，但现在看来也是相当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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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生物体被赋予多个学名的情况下，分类学家往往重视“优先权”，即最早正式公布的名称为“正确”名称。奈特表示，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原有名称远多于分类学重新分类的名称。美国原住民称柿子(persimmon)为“pessamin” 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如果你说优先权，”赖特说，“普通柿子的学名Diospyros virginiana 应该改为‘Diospyros pessamin’。”

还有一种叫Prumnopitys taxifolia的针叶树，大多数新西兰人都知道它叫“mataī”。它的拉丁文物种名称含义是"紫杉状的叶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描述，对新西兰的植物学学生来说，它并没有什么帮助。在新西兰，不管你是不是毛利人，多数人都更熟悉 “mataī”，而不是“紫杉”。

赖特是毛利人，他希望看到这个词改为“Prumnopitys mataī”。“Mataī”是一个来自大洋洲中部的词，是首领的意思。“我不知道几个世纪前是谁给它起的名字，但当你看到一棵高耸入云般屹立在森林中的树时，你会觉得，'这名字真的很合适’。”

在赖特和吉尔曼的设想中，原住民将主导这些学名的重命名。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制度，让原住民群体提交一个广泛使用的土著术语，以取代植物或动物的种名或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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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非常有趣，"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学家桑德拉·克纳普（Sandra Knapp）说，"这似乎在搞破坏，但搞一些破坏也是值得的。"至少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她可以设想一种更新命名协议的方式，以便原住民群体可以提出关于特定物种的建议。克纳普补充道，“也需要考虑一些复杂和潜在的影响。在新西兰想这样做比较容易，但在像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有数百种语言的地方就会困难得多。”吉尔曼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协议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当原住民达成共识，涵盖整个物种范围时，名称才会被更改。

管理动物名称的国际机构对此表示关注。国际动物命名法委员会（ICZN）主席、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学家托马斯·帕普（Thomas Pape）：“目前，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动物学名的稳定性。我们需要为某种鲸鱼或猴子取一个标准的国际参考名称。"

帕普说，ICZN 倾向使用土著或当地术语作为通用名称，并作为新确定物种的学名的一部分。但他认为，改变现有科学名称的门槛很高。“有的学名已经变更，因为科学家们完善了对一个物种的基本概念，而且新的数据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表示，“若因找到了一个更喜欢的名字而改变学名，这会使学名更加泛滥，并增加研究人员找到关于某一物种已公布信息的难度。”

对收到此类反馈，吉尔曼和赖特并不惊讶。“当你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想法时，人们会对此感到震惊和敬畏，这是因为大家习惯了这种方式，但即使这种对话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我们也是时候启动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