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依旧在，几度胭脂红

▲丽水坊的无着庵现位于越秀区德政中路50号，是“七大名庵”中仅存的一间。

陈塘南，见证着曾经的无边风月。

陈塘南11号楼下现在均是销售中药、海鲜干货的店铺。

陈塘娼妓。“陈塘风月”的中心区域在现六二三马路广州市中医院附近。据记载，1927年广州市妓寨共131间，内有妓艇69只，合共妓女1362名（仅就公娼而言）。

妓女被嫖客点名后出堂，由妓寨的男工举起扛在肩上，送往嫖客之处，这被广州人戏称“老举”，后变成妓女的代称。

清末民初时珠江上的花艇妓影。妓女大多是为生活所迫、被人口贩子拐卖、甚至是被迫为娼的女子。（资料图片）

　　“逛陈塘”、“开师姑厅”、“捐（窜）灯笼底”……这些名词，对不少老广州来说也可能都是陌生词了。但在清朝末年，广州的大沙头、东堤和陈塘一带尽是烟花之地，“逛陈塘”、“捐（窜）灯笼底”成为去嫖的代名词；而原本清幽的尼姑庵也被某些庵主开发为供权贵淫乐的妓寨。

　　辛亥革命改朝换代后，娼妓业作为社会的毒瘤之一，广东的当政者一次接一次地下令禁娼，民间也大规模地举行废娼游行，但因无法解决娼妓生计、战乱、禁私娼不禁公娼等一系列的问题，一直无法铲除娼妓业的土壤。直至广州解放后，娼妓才基本肃清。□统筹 王静专题撰文/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何剑辉

　　清末东堤陈塘遍地妓寨

　　清代道光年间，广州白鹅潭东面的谷埠（即今仁济路口对出江堤一带）密集来往着省、港、澳、沪各市镇的船只，且该处与广州城内及东南关、西关、河南区等地铺户相接，人流密集。“烟花”也借此条件在谷埠“盛开”。

　　据记载，清末时谷埠江堤边上停靠着无数紫洞艇、楼船和沙艇等。艇上一般有妓女一人到数十人不等。后来一场大火，相连的船艇尽毁。不少妓女葬身火海，至此谷埠“烟花枯萎”，娼妓转移至大沙头。

　　大沙头的“烟花世界”比谷埠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好景也不长。《广州文史》记载了一名叫叶永春的亲历者回忆介绍，1909年农历正月初九，“一艇起火，大艇互相用铁锁扣在一起，不能单独撑开，蔓延很快。嫖客、妓女在大火中丧生者超过1000人。火灭之后，珠江河面，满布尸骸，惨不忍睹”。

　　大火后，部分妓女从水上转移至东堤、陈塘南一带，租赁新建的洋楼继续“经营”，通称大寨妓女。仍有部分留在水上船艇，称中等寨妓女。更下等的叫“二四寨”、“炮寨”等。

　　革命成功后“抓娼从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让社会进入了快速变革的时期。作为社会毒瘤之一的娼妓业，也开始被下令铲除。先后任广东省都督的胡汉民、陈炯明分别在1912年的春、夏期间发布禁娼命令。

　　当时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察厅长的陈景华采取了系列措施来执行禁娼令，制定《取缔娼妓章程》呈军政府执行，他多次发令告要求所有娼妓寮馆停止营业，娼妓自谋生计。另外还强行查封妓馆娼寮，取缔珠江上的船艇宿娼招客，将拿获的娼妓从良，凡无妻之男子，取得殷商或官府职员担保后，可免费领一从良的娼妓为妻室。对卖良逼良为娼者处以重刑。

　　陈景华的铁腕手段，给娼妓业以沉重的打击。兴起不久的东堤、陈塘“烟花世界”也随即萧条。但这些禁娼令因无法禁止隐藏的私娼，无法解决娼妓歇业后的生计等问题而大打折扣，娼妓业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

　　动乱中的禁娼注定失败

　　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时，龙济光攻占广州，陈炯明下台。龙济光任广东省都督后，下令解禁娼妓以通过收取“花捐”(对妓女征收的捐税）来增加收入。广州的娼妓业受到些许打击后再次恢复元气。陈塘的繁华慢慢盖过东堤，陈塘一带的留觞、永春、群乐、宴春台、京华等花筵酒家开始名声远扬。

　　到了上世纪20年代，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再次下令禁娼，妓院纷纷关门停业。随后广州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娼运动。广东青年会发起“贞洁运动”提议废除娼妓，并于1922年4月1日举行废娼大游行，引起当时政府重视。1922年陈炯明叛变，滇桂军阀入据广州，禁娼令立刻失效，妓院也很快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

　　广州解放后娼妓才肃清

　　上世纪30年代，陈济棠主粤时期，广州娼妓兴盛，且以陈塘一带最为集中。1940年汪伪在广州建立伪政权，在西关十五甫开设多间高级妓院，专供汉奸、日军寻欢作乐。

　　广州解放后，广州市公安总队取缔水上妓女卖淫活动，几乎每天出动，在东堤、长堤一带，抓拿妓女数千名之多。到1959年，广州市面娼妓已经基本肃清。

　　寻访遗址

　　“陈塘风月”

　　“永春”今犹在

　　广州荔湾区陈塘南11号，一栋三层老洋房，年过七旬的何志强和曹燕娥已在这里住了53年。几年前，房墙上仍能清楚看到三个大字——永春园，后来被刷墙工刷去，现在仅能依稀看到一个“永”字。

　　在何志强搬入陈塘南11号的40年前，即上世纪10年代，永春园是当时陈塘南高级花筵酒家（妓寨）之一。何志强说，“那个年代，‘去陈塘’其实是‘去永春园’的代名词”。

　　“捐（窜）灯笼底”是当时嫖客去妓院的俗称，原因是每家妓寨的大门前都挂着敬神的大灯笼，嫖客进门前都得从灯笼底下走过。永春园的大门也是如此。

　　何志强向记者描述，永春园的大门即现陈塘南9~10号之间，因建了商铺被挡住。嫖客从大门“捐灯笼底”，而被叫出外接客的妓女就从陈塘南11号的位置出门，住在马路对面宿舍（现新清平中药材市场位置）的轿夫抬出轿子，举着轿子将妓女送到嫖客的地方去（也有由妓寨男工扛在肩上送去的）。因此广州人也将妓女称为“老举”，妓寨叫“老举寨”。何志强说，“当时能来永春园‘捐灯笼底’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我年轻时的师傅也曾捐过永春园的灯笼底”。

　　只是“朱颜”改

　　“老举寨”除了是风月场所，还是富豪千金买笑的地方。传说花占红、安琪儿是广州名噪一时的名妓。花占红为压过安琪儿的气势，在富豪的帮助下包下永春园，又叫“打通厅”，设宴几十围邀请陈塘各妓院“老举”赴宴，在永春园门前留下“花魁独占，红压青楼”的对联。安琪儿不甘示弱，同样找到富豪撑腰，在永春园举办一次更轰动的“打通厅”，园门前挂对联“安得独占花魁，琪儿红压青楼”。自愧不如的花占红最后也悄然离开陈塘。不过，这些红极一时的名妓们日后的生活如何，已仅能想象。

　　何志强提供了一些想象的依据，在他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原来三叠街口（现已拆）与陈塘南交汇处的一座小平房里，住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人称八姑。据称，八姑年轻时是永春园里的妓女，终身未嫁。

　　现在的永春园已仅剩下何志强和曹燕娥两户人家住在这里，何志强在永春园11号门前摆摊卖中药、海鲜干货。原本飘着浓浓胭脂味的永春园，已被中药和海鲜干货的味道更替。何志强说，“这栋楼旁边的大部分老楼都拆了，来过几次专家人员来鉴定这栋楼的价值，不知是否会保护起来”。

　　“开师姑厅”

　　“尼”在深庵待贵人

　　清末民初，广州的深巷中隐藏着区别于“陈塘风月”的场所。一些权贵玩腻了“陈塘风月”，就开始寻找更特别的地方来满足淫欲，妓院式的尼姑庵也应需而生。当时广州流传着“七大名庵”的说法，分别是小北的药师庵、都府街的永胜庵、仰忠街的莲花庵、丽水坊的无着庵、应元路的昭真庵、大北直街的檀道庵和豪贤路的白衣庵。

　　“庵不在大，有妙尼则名”，正如大寨里的名妓，妙尼是当时名庵的招牌。如药师庵的大虾、细虾，莲花庵的文傅，无着庵的容傅等，均是让权贵倾心的尤物。据传，龙济光主政期间，其部下不少都曾“开师姑厅”（去庵堂嫖尼姑）。

　　与一般妓女不一样，“妙尼”一般是庵主自小培养，授以琴棋书画，学习佛道经典，谈吐间自然异于陈塘妓院里浓脂艳抹的女子。况且“开师姑厅”者一般需人介绍，非富即贵，深巷中的这些“妙尼”们就更显“高贵”。

　　那些“尼”去人不知

　　哪怕是“七大名庵”，现在多已被拆或改建。无着庵现位于越秀区德政中路50号，80余岁的卿姨上世纪50年代迁入丽水坊居住时，无着庵就已存在。据卿姨介绍，上世纪60年代，庵中尼姑大部分离开，正当有关部门想在无着庵位置建房时，无着庵的一位老尼姑表示要继续主持，才没有拆除，无着庵也成为“七大名庵”中仅存的一间。卿姨说，“至于庵里以前曾住过什么妙尼我就不清楚了”。

　　药师庵，原位置即在现小北路小学内。民国时，苏州、上海名妓觉持破产后跑到药师庵削发为尼，并凭借手段成为药师庵的主持。后来觉持通过各种途径物色到大虾、细虾两位貌美女子，悉心培养其学习琴棋书画，众多权贵为其着迷。据称，大虾、细虾还曾得到高剑父指导作画。

　　据记载，1936年8月，因“黄赌毒”问题，药师庵遭封闭，并利用该址办小学。住在小北路小学旁马庄巷的陈伯说，上世纪50年代他搬到马庄巷居住时，药师庵所在的位置已建起学校。不过在临近马庄巷的位置再重建了一所尼姑庵，以供尼姑居住。上世纪60~70年代，尼姑陆续离开，原尼姑居住的地方也均改为民居。现在走进马庄巷，仍能看到残留有寺庙痕迹的民居。陈伯说，“大虾、细虾？没听说过”。

　　据传，被称为广州“五大伽持”的大虾、细虾、文傅、容傅和眉傅，结局均很悲惨。细虾死于战乱，大虾流落三元里茅屋养鸡为生，文傅、容傅离开广州后不久病逝，财物被庵主卷走的眉傅在街边卖牙刷糊口，繁荣尽去一场空。

　　上海师大教授邵雍：没给妓女善后 禁娼不能长久

　　当时的妓女尽管受尽压迫，但还是有部分妓女热心地投身到辛亥革命的浪潮当中。据邵雍著的《中国近代妓女史》介绍，妓女郭莲花是在黄花岗起义时在出租屋放火配合行动被捕。另外，广州一些善堂、育婴堂、疯人院等慈善机构，常常收到妓女的捐款。

　　据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等人在广东联络绿林好汉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

　　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介绍，辛亥革命过后，国民政府首要的任务仍是在巩固革命成果，因此在禁娼方面力度不会太大。尽管行动上号称要打击社会上各种不良的现象，如禁娼，但强制式的禁止之后，没有给娼妓安排后路，娼妓均无后路可退，治标不治本，注定禁娼令不能长久。

　　邵雍查找资料时了解到，禁娼后的妓女少数会嫁到好人家，有的公娼不能做则转去做私娼，也有小部分转入工厂。

　　邵雍认为，革命党人借用妓院掩护主要是考虑到妓院是“公共娱乐场所”，比较安全。但这种情况与妓女同情革命、参加或掩护革命一样均是个案，并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