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欣赏•《一个普通女性对家庭的注释》作者 黄明山
一个普通女性对家庭的注释
作者 黄明山
这是一个有着数千人参加的报告会。报告人是一位年过五旬的普通女性。她要向人们讲述些什么呢？
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家庭的美满与温馨。我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里，我确实不能以超乎我的家庭的任何身份来对它作出评判，因为这多年来，我在我的家庭的那种特有的氛围中变得沉默起来，自觉起来，也坚强起来。常言道，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我不想说，我的家庭有什么与众不同，更无意在这里陈述我家庭的不幸，我想要向大家倾吐的，是我对我的家庭的那一份爱，那一份执著的不需要任何解释的爱。”
家庭，或者说一家人，是一个情感交织的特殊现场。她用她特有的经历，完成了一个普通女性对家庭的承当。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叫李生发，她与他同庚，又是同村，早年时，还是同班同学。三十多年前，李生发英俊潇洒，多才多艺，自然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1964年7月，一个喜讯降临：李生发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大学法律系。谁知不到三个月，学校对学生进行身体复检，李生发被称染有肺结核病，不得不含泪告别了学校。回到家里，村里的干部群众怕李生发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从安慰的角度考虑，把他安排在竹市供销社上班。半年后，全国开始征兵。李生发一直不相信自己肺上有毛病，于是就报了名。体检结果表明，李生发的身体很好，被确定为特等兵。于是，他带着一份新的憧憬入了伍并加入到赴越抗美的行列。分离，使他俩爱情的火焰烧得更加炽烈。到了越南后，李生发屡屡给她写信，谈异域见闻，谈战场捷报，再谈他俩之间的友情。奇怪的是，将近两年以后，李生发的来信少了，信也写得不如以前那样有条理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她的心头。1968年3月，部队送一批军人抵达泽口。得到消息后，她赶去了。李生发回来了吗？李生发还好吗？她寻找着，她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当人们喊出李生发的名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李生发？只见他弯腰驼背，面容焦黑，穿一身蓝色的旧军装，背一个褪了色的布背包，一拐一瘸地在路上行走。当时，她那颗滚烫的心骤然间变成了一团冰块。等了四年，盼了四年，八度春秋，三千个日日夜夜，她心灵的等待真可谓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到了今天，竟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更叫她伤心的是，李生发还患有脑震荡后遗症。怎么办？他们都还年轻，他24岁，她也24岁。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她几乎进入到了绝食状态，常常是通宵失眠，几天时间，体重掉了二十多斤。她心里的斗争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渐渐地，一种责任感击退了她思绪中的一切：“李生发是为保卫国家而身残的，他是最可爱的人，他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何况，他半残未愈的身体更需要人的照顾与护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她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治好他的病。于是她暗暗下定决心，和他结婚。她不顾父母的阻碍，不顾别人怎样发出叹息，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婚礼是在露天禾场上举行的。乡长来了，乡亲们都来了。典礼仪式上，乡亲们要李生发讲话，可他半天出不了声，最后竟双手抱着头蹲在了台子上。为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她只得代表他，也代表她自己和乡亲们讲了几句话。当时，他们是移风易俗的典型，她没有要彩礼，没有打嫁妆，新房里，只有一张半新的床，一张用过的桌子，一口老式的竹箱。
婚后不久，她丈夫的病复发了。她先后把李生发送到武汉、沙市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治疗期间，她为他穿衣、洗澡、喂饭……往往在这样的时候，他连她也不认得。有时她好容易给他做了他喜爱吃的饭菜，他却一把将碗筷夺去摔在地上；有时她为他送去洗脸水，他竟将水迎头泼了过来。尽管这样，她还是想尽各种办法，精心为他护理。她曾四处为他寻医找药，以求为他找到一条康复之路。为了配合医生的治疗，让李生发恢复记忆，她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为他买了他曾经喜爱的吉它、二胡、口琴等乐器。当终于听到丈夫能演奏《二泉映月》、《红梅赞》等乐曲时，她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可好景不长，李生发的病仍然不时地发作。发作时，李生发摔坏了他自己心爱的乐器。在丈夫那种撕心裂肺的笑声中，她的泪只有往肚子里流。她生第一胎，由于难产，孩子没有捡起来，就埋在屋后的竹园里。也许是爱子心切，使李生发做出了叫人不忍目睹的举动：他将孩子已经腐烂的尸体刨起来，抱一抱后又埋下，埋下后又刨起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不得不拖着难产手术才过七天的虚弱的身体，只身将他送到沙市精神病医院。这一次住院三个多月，好转后出院。一年后病情又恶化。当时他在杨市供销社上班，每次上班，她都像哄小孩似的亲自送他到单位。不久，单位领导发现李生发上班无法管理帐目，经常错帐，有时卖东西竟随便让顾客去拿，只好让他回家养病。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只有八个月时，又把丈夫送进医院，住了半年。虽说病情稍有好转，但回家后仍然不能上班，单位只好让他长期病休，每月发60%的工资。由于经济拮据，医疗难以为继，病情又一天天恶化。丈夫整天摔摔打打，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在寒冷的冬天，他将衣服脱光到处乱跑，甚至还伤害他人。一天晚上，她和本队的贫农组长去学校开会，李生发不让她去，说着说着就对她拳打脚踢。贫农组长出来劝解，李生发将别人打得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她知道丈夫又犯病了，这时她生下第三个孩子还不满四个月。为了及时给李生发治疗，她顾不了自己的身体，带着吃奶的孩子又送李生发去医院。一到车站，李生发就四处乱跑，她抱着个孩子怎么也追不上，拼命地呼喊也无济于事。她只好一边讨饭一边寻找。就这样，一共寻了四天四夜才把他找到。她一人确实没有能力送他到医院，便请了个专车。可他死活不上车。她就请了40多名乡亲连拉带推地把他弄上了车。上车后，她怕他跳车，只好抱着他让他坐在自己的双腿上。一路上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她的双腿被压得麻木啊，像断了筋骨似的。这次进院住了八个多月，医院几次来信要她去接他，她央求医生让他多住些日子，让他病情稳定后再去接他。又过了些日子，医院派护士把他送了回来。她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她期望着她的丈夫能和她一道共同抚育后代。谁知过了半年，他的病情又开始变化，这次比以前更为严重。他常常在家里打人，摔东西，连吃饭的碗、烧火的锅等一些生活用具也摔得七零八落。不管大人小孩的衣服，见一件撕一件。李生发的力气又大，她怎么也阻挡不住。就在她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只有五天的时候，他要和她同房，她好言劝说，他不肯，像疯狗一样扑过来……他用双手猛掐她的脖子，使她无法喘息。然后又抓她的头发，咬她的脸，踩她的腰，并把婴儿摔在地上。从那以后，每至深夜，她总是提心吊胆。有时刚进入梦乡，他把孩子踢得惊叫，甚至把被子顶跑。她只好用棉衣将孩子包好，坐到天明。有时她刚刚睡着，他吵醒她，要她为他做饭。她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被折腾得不成人形。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好和他分居。但还是免不了他的干扰。到夜里，他穿进穿出，将所有的门窗打开，以致让小偷盗走了两辆自行车、两头牲猪和四十只下蛋的母鸡。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她只好又送他到医院。就这样，反反复复住了六次医院，欠下了五千多元的债务。为了还清这些债务，她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一个炎热的夏天，她到潜江卫校做小工，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石头上楼梯，由于身体支撑不住，昏倒在楼梯上。可她依然没有停下来。到了夜晚，她还要到街头卖水果。有时上街卖点小菜。尽管她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做，还是难以养家糊口。后来，她又发展养鸡、养猪。后来又在学校承包了一个小卖部，利用早晚夜里去购货，整天累得腰酸背痛，一点喘息的时间也没有。
丈夫这个样子，常常使她伤心，而她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作精神病人去鄙视他。她是有着充分准备来与他结合的。她照料他，从他的饮食，穿着，到每一包烟。
值得欣慰的是，她的丈夫给她留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那样听话，这在很多的时候，使她忘记了人生旅途上的劳顿。
她的儿女
她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许是家庭多磨难的缘故，儿子从小就很懂事。在他读书的时候，他一面学好自己的功课，一面帮助她妈妈做家务、做农活。儿子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很好，她想儿子要是能考上大学就好了。谁知高考的时候，仅差两分。儿子一头扎进家里，几天不出门，在屋里偷偷地哭。她也哭了，她对儿子说：“孩子，别哭了，其实我比你更伤心。我们家就你这么个儿子，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捧出去。”儿子只摇头，哭得更厉害。她知道儿子的心思，就对儿子说：“小妹就不读了，你再复读一年……”那时，小女儿正考上了园林高中，小女儿听到了妈妈说的话，也哭了起来。儿子听到小妹妹的哭声，用袖子擦干眼泪，对妈妈说：“我不读了，就让小妹妹上高中吧。”她知道儿子是说一不二的，就依了他。不久，她把儿子送到武汉空军部队搞了一段时间的电子培训。后来听说沙市纺织公司招工，她又把儿子送到了沙市。儿子在沙市干到两年的时候，她病了，一病就是半年。儿子考虑到妈妈无人照顾，自作主张地从沙市跑回家。儿子要为妈妈分担家庭的负担。但这样下来终归不行，几月后她又托人把儿子介绍到市第二棉纺厂作了临时工。儿子三班倒，骑着自行车来回奔忙，除了搞好他的本职工作，还帮妈妈忙家务、做农活、看店子。
大丫头有点像她哥哥，很会体贴人。大丫头聪明伶俐，可由于家里穷，刚刚念完小学就辍学了。大丫头是多么想继续念下去呀！那阵子，大丫头每天起得早早的，走到上学的十字路口，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向学校走去。大丫头实在是太想读书了。大丫头把哥哥读初中的课本找了出来，每天晚上让哥哥来上课。大丫头就是这样念完初中的课程的。大丫头14岁那年，潜江蛋白肉厂招工，大丫头去了。一年后，听说沙市棉纺厂要人，大丫头又去了沙市。在厂期间，大丫头连续三年被评为操作能手。这个时候，大丫头的哥哥也正好在沙市做工。他们兄妹俩在外地做工，心里总是惦记着家里的农活。每当麦子快黄的时候，他们就跑到附近郊区，看麦子黄了没有。当看到麦子已黄，便匆匆从沙市赶回，为家里割麦子、运麦子，一直忙到伸手不见五指。第二天又起早床赶到沙市去上班。大丫头和她哥哥一样，也是看她妈妈病了便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来的。这时候，他们兄妹三人，都能为妈妈干点农活了。有一年防汛，她和她的三个孩子都上了工地。儿子还凑合；大丫头挑土，肩膀都挑肿了；小丫头挖土，手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人们说她是“穆桂英挂帅”，她虽说是笑一笑，心里却不知是个什么滋味。那些年的水利任务重，没有孩子们帮忙，她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三个听话的孩子，给了她许多安慰。可越是孩子们为她分担什么的时候，她心里就越是感到沉重。作为做母亲的，总不能老这样让孩子们守在自己的身边呀！为此，她尽一切努力为孩子们走上社会创造条件。可她毕竟是个弱女子，能力有限。好在遇到了一些好心人。现在，她的三个孩子都出去了，儿子在棉纺厂上班，大丫头在邮局工作，小女儿在武汉大学读书。他们思想进步，品德良好，个个都是共青团员。她爱孩子们，希望他们都成才。
她的公爹公婆
从她跨进李家的门开始，她就把她的公爹公婆当成亲父母。老人们也把她当成了他们的亲女儿。人说牙齿也有打架的时候，一个家庭总有个磕磕碰碰的吧，可他们没有。二十七年来，她和她的公爹公婆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公爹喜爱烟酒，她总是想办法给他弄。公爹每天一包烟、一斤酒，这已经坚持到现在了。还是那个烟酒要计划的年月，她为了不让他断烟酒，不知跑了多少地方，磨了多少嘴皮。尽管公爹总想将烟酒戒掉，她却总是安慰老人家：“您抽的又不是好烟，喝的又不是好酒，能将就就将就吧。”她总是很主动地为公爹备好烟酒。她把烟酒买来了，公爹又舍不得浪费，就这样，也就一直戒不下来。她公爹有个不好的习惯，爱打牌。有一次因赌钱，被抓去办学习班。一连几天，她给他送菜送饭，还送去香烟。公爹回家后，看到儿媳，禁不住老泪纵横：“伢呀，我对不起你，生发这个样子，我还不成气，今后我一定好好做人。”从此以后，公爹戒掉了赌博的恶习。公爹有支气管炎，她每天早晨总是单独给公爹做伙食，冲一碗鸡蛋汤给公爹喝。她的公婆身体也不好，常发头晕。每当公婆头晕的时候，她就把医生请到家里给公婆治疗。平时，她给公婆准备好需要的水果、白糖。公婆眼睛不好，她常买猪肝为公婆调养。两老把儿媳对他们的照顾记在心里，也常挂在嘴边，逢人便说：“我们有个好女儿，我们有个好女儿。”有一天，两老把儿媳叫到他们身边，郑重其事地对儿媳说：“伢呀，你与生发离婚吧？”她一听，不解地望着两老，只见两老眼里都噙着泪花，她说：“你们这是怎么啦？” 公婆说：“生发害了你，让你受苦……”她连忙接过话说：“别这么说，这多年不也过来了吗？你们这样说，是不是还在把我当外人？”两老只是哭。她知道两老的心情，她对两老说：“我这一生都是你们的媳妇，也是你们的女儿……”
她自己
她叫陈祥云，51岁，初中文化程度。
她是一个民办教师，扳指一算，她这个民办教师，已经有31年的教龄了。31年，一步步走过来，自会有一些酸甜苦辣。
她家承包有九亩六分责任田。一面教学，一面种田，如何教学、生产两不误，这的确是个难题，而对于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人来说，又是一个必要解决好的难题。她对自己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让教学受到影响。种田，她大多数时间是利用早、中、晚和节假日来进行。她的午餐几乎都是在田间吃的。清晨，她是第一个下田的人；夜里，她总是忙到深更半夜。特别是夏秋两季，每天都是凌晨五点下地，劳动两个小时后再赶到学校，放晚学后又劳动到星星点灯。当人们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她才从地里高一脚低一脚地摸黑回家。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使她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她患肝管结石病长达十五多年之久。肝病不时复发，常常因巨痛昏倒在讲台上，好几次都是学校领导和老师把她送进医院。当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赶回学校上课。1991年秋，她又病倒了，进了医院。时值国庆节前夕，学校要组织歌咏竞赛，由于学校大部分老师不识谱，领导正为此着急，她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出院治疗。学校领导见她弱不禁风的样子，不忍心让她直接辅导学生，提出叫她选好教材后先教会老师，再由老师们分步教给学生。她觉得这样做既不节省时间，又难以收到好的效果，于是坚决要求出院。学校领导同意了。她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为学生辅导。唱歌是需要气力的，由于她正在病中，每一运气，肝区就一阵巨痛。她时而用手握握胸口，时而让学生捶捶背，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学生自由练习。稍有好转，她又继续给学生做示范，直到同学们顺利地参加竞赛，并取得好的成绩，她的心里才真正踏实下来。活动结束后，她再也支撑不住了，巨痛把她带到长长的昏迷之中。当她苏醒时，只听见老师们在呼唤，学生们在呼唤……在医院，她是三进三出，一是惦记着班级的学生，一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她久住。在治病中，她又欠下了三千元的债，不得已，她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出了院。回到家里，已是奄奄一息了。正当她处于垂危的时候，园林教委向各级主管部门发出了“救救我们的老师”的呼吁书。教育组以及学校的领导亲自把她送到医院，办好了入院手续，再三嘱咐她安心治疗。在她住院的那段日子里，每天都有领导和同志来看望。市妇联和财政局还送来一千元现金，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园林办事处及教委的领导同志们送来大米、现金……近些年，她年年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和五好家庭。
这就是她，这就是陈祥云，这就是一个普通女性对家庭的注释。她说：“说心里话，我所作的一切，绝不是冲着荣誉而来。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媳妇，一个民办教师，更作为生长的这个国度的一个普通公民，我不过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今后，我不会改变，我会好好工作，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我会以我的方式向社会作出回报——请相信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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