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别头巾文》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是屠隆

黄霖同志发现《开卷一笑》即《山中一夕话》中有四篇署名为一衲道人,而一衲道人是屠隆的别号。
这四篇是卷四的《醒迷论》、卷五的《别(祭)头巾文》《励世篇》及卷六的《秋蝉吟》。
而《别头巾文》又见于《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此书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题“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
他主要根据以上资料提出论文《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后来,黄霖同志又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中写道:

“还在我考虑屠隆问题之初,章培恒老师即敏锐地指出:《山中一夕话》是否为明版?笑笑先生可能是清代人。

后来,章老师和王利器先生几乎同时关照我研究一下由‘哈哈道土’作序、‘笑笑先生’所作的《遍地金》一书,以便进一步证明此‘笑笑先生’是否为屠隆,是否为《金瓶梅》的作者。我认为这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黄霖同志所说的这个关键问题,在他作了一番考证之后,说:

“我认为《山中一夕话》为明版,‘笑笑先生’为明人,还可于《遍地金》中得到验证。《遍地金》一书,前有署‘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之序文一篇,其文开头即称《遍地金》者,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

看来,哈哈道士、笑笑先生即与署‘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的《山中一夕话》的序作者是同一人。《遍地金》封面镌“笔炼阁编次绣象”,共四卷,每卷为一短篇白话小说,其标题分别为:《二桥春》《双雕庆》《朱履佛》《白钩仙》,与《笔炼阁编述五色石》前四卷相同。”

《复旦学报》

我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中指出:《山中一夕话》的“出版年代究竟在明末,还是清初,值得研究。

如果在清初,李贽编次、屠隆参阅之类的欺人之谈就不攻而自破了。看来情况正是如此。”(见《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黄霖同志在《答疑》(见《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中,

除了屠隆别署娑罗馆同武进娑罗巷无关,因有屠隆自己的文章为证,无可辩解,他都一一作了答辩。

理由似乎很充分,如同这一篇论文一样。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笔炼阁小说十种》已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生平也已考订清楚。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主人都是清代徐述夔的别署。他是江苏东台人,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或前一年。详见陈翔华同志《徐述夔及其一柱楼诗狱考略》(《文献》1985年第2期)。

可见《山中一夕话》即《开卷一笑》的作者是清代人,和明代没有任何瓜葛。根据黄霖同志本人的说法,他就是笑笑先生,而笑笑先生即《金瓶梅》作者笑笑生,此笑笑生即屠隆。

清朝人(不是由明入清,而是清初出生的清朝人)和万历三十三年去世的明朝人屠隆竟然是同一个人。按照黄霖同志的考证,势必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不合逻辑的结论。

前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看到台湾广文书局影印《一夕话》,所选篇目和大连图书馆藏本不同,其中不收《别头巾文》。
据台北《国语日报》去年夏历十一月初十日《书和人》副刊魏子云先生《开卷一笑的版本问题》的介绍,

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六辑《谐谑篇》辑有《开卷一笑》及《山中一夕话》各一种。《开卷一笑》有具名一衲道人,后有“屠隆”印章的《一笑引》。

《开卷一笑》书影

一书两名,就我所知已有四种版本,而所收篇目各有出入。

这样一本趣味性的流行读物,内容每次印行都有改动,时代很难确切考定,用它当作考证材料,无异刻舟求剑。寓言中不断流动的是河水,考证中多次改变的是同一书的不同版本。

这种小书明清之际十分流行。《绣谷春容》分上下两层,也是流行读物。它的卷九下栏《微言摘粹·文论》也收有《别儒巾文》,但不署名。它同《金瓶梅》所载只有个别文字出入。

它卷首的碧莲居士序云:“是以古来英雄都颠倒于妇人手中,恁(凭)他汉高楚项终移情于戚姬虞美,英雄痴情当不起泪痕三点。”

它刊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之后,显然受到《金瓶梅》第一回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从《绣谷春容》可以看出,它和《山中一夕话》虽然不是同一本书,却不妨碍它们选用同样的作品。

《绣谷春容》和同性质的《国色天香》《风流十传》《万锦情林》等书中流行白话小说彼此重复的现象就更多了,作为考证数据要谨慎对待。

《开卷一笑》的编者、署名一衲道人的《秋蝉吟》《别头巾文》的作者是江苏东台人徐述夔,不是被冒名的明代宁波人屠隆,还可以从《秋蝉吟》得到旁证。

它说:“蝉兮本名虾鳖虫,自小生身水窟中。”土鳖虫一名虾鳖虫正是苏北人的叫法,宁波籍的动物学家董聿茂教授不知道当地有这样的虫名。

黄霖同志的另一论文《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论证小说成于万历年间,又举小说所引《韩湘子升仙记》和李日华《残红水上飘》曲为证。

《升仙记》现存富春堂刊本,如同《荆钗记》《玉环记》的同一书铺的刊本一样,都认为是万历时所刻,但不能得出这些南戏都是万历时作品的结论,只能说它们在此之前必已完成。

我说嘉兴李日华《恬致堂集》四十卷并不载《残红水上飘》曲,因为只有这个李日华(1565-1635?)同我的论点矛盾,我认为《金瓶梅》的完成不会迟于万历元年。

黄霖同志指出那是另一个李日华,很对。他接着说:

1
“吴县李日华的活动时间略早。但当知道,此曲不见于嘉靖时代编成的、《金瓶梅》作者最乐意引用的《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中,而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可见此曲流行于万历年间,被万历时代的作家所引用的可能性最大。”

这里的“活动时间略早”以及后面一些话都是尽可能将时间往后拉,以证成自己的论点。

那么改编南《西厢》的李日华究竟是什么时候人呢?南《西厢》有陆采改本。

据他的自序,他是不满李日华改本“生吞活剥”才重新改作的。据《陆子余集》卷三《天池山人陆子玄墓志铭》,陆采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李日华至少不会比他更迟。《金瓶梅》引用他的曲子,怎能证明《金瓶梅》作于万历时期呢?以上如有错解,仍请黄霖同志指教。

附记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水秀才别头巾文同《开卷一笑》署名一衲道人的《别头巾文》相同,这是黄霖同志的发现,但他认为是明刊本,拙作则提出异议。

它和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后刊行的《群音类选》续集卷一诸腔类《万俟傅祭头巾》同出一源。

明万历刊本《国色天香》卷三上层《祭文房四宝文》又和《五子登科记》雷同。这是《金瓶梅》和说唱艺术、民间戏曲关系深远的又一证明。

诸腔指弋阳、青阳、太平、四平等地方戏。《祭头巾》选自《五子登科记》,一名《晬盘记》。演北宋窦仪兄弟的故事。这一出戏和主要情节无关。发榜前夕,万俟傅屡试不中,灰心丧气,取出蓝衫、头巾、纸、墨、笔、砚一一告别。读了祭头巾文,忽然喜报传来,高中状元。

现在湖南高腔还能演出《祭头巾》,见《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湖南卷》。流传变迁,脉络分明。

现录《金瓶梅》和《五子登科记》的原文如下,以供参考(《五子登科记》原文之后括号内是《国色天香》的异文):

《金瓶梅》:

一戴头巾心甚欢,岂知今日误儒冠。别人戴你三五载,偏恋我头三十年。要戴乌纱求阁下,做篇诗句别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发临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学种田。

维岁在大比之期,时到揭晓之候。诉我心事,告汝头巾。为你青云利器望荣身,谁知今日白发盈头恋故人。嗟乎!

忆我初戴头巾,青青子襟(衿),承汝枉顾,昂昂气忻。既不许我少年早发,又不许我久屈待伸。

上无公卿大夫之职,下非农工商贾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黉门。宗师按临,胆怯心惊;上司迎接,东走西奔。思量为你,一世惊惊吓吓,受了若干苦辛。

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赖了多少束修银。告状助贫,分谷五斗,祭下领支肉半斤。官府见了,不觉怒嗔。皂快通称,尽道广文。东京路上陪人几次,两斋学霸惟吾独尊。

你看我两只皂隶穿到底,一领蓝衫剩布筋。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历过冷淡酸辛。赚进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数载犹怀霄汉心。嗟乎哀哉,哀此头巾。看他形状,其实可矜。后直前横,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祸根。

呜呼,冲霄鸟兮未垂翅,化龙鱼兮已失鳞。岂不闻久不飞兮一飞登云,久不鸣兮一鸣惊人。早求你脱胎换骨,非是我弃旧恋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

从兹长别,方感洪恩。短词薄奠,庶其来歆。理极数穷,不胜具恳。就此拜别,早早请行。

《五子登科记》:

维建隆(极)之岁,夹钟之辰,万俟傅(前三字作“生”)以揭晓下第,愤惋不平,乃备(修)明灯清水,白纸(前二字缺)信口祝文,拜辞于文房四宝,翰苑群神,蓝袍赤舄,黄卷青灯,累年师范,昭代人文(文人),而为之言曰:

呜呼,傅(吾)自早岁,笃志儒林。贯串百家诸子,钻研七志(志)六经。上下三皇历代,出入两汉先秦。

绘句饰(絺)章,不让王杨韩柳;通今邃古,窃学(比)孔孟颜曾。焚膏而手不停披,染翰而口(言)不绝吟(诵)。

数彻牙签,半世芸窗勤万卷;磨穿铁砚,十年茅屋惜分阴。因此上定省疏违双白首,致恁得风流虚度一青春。

几从午夜闻鸡唱,端拟朝阳起凤鸣。自信乔才堪倚马,何妨平步跨长鲸。谁想龙门颦点额,岂知雁塔不题名。

辜负了博洽精详五道策,湮没着新奇雅畅七篇文。天街簇拥,闹烘烘争看中魁新进士;旅邸凄凉,愁默默可怜下第老书生。半生辛苦,付之流水;两字功名,等之浮云。

伟(纬)经纶(论)从今束高阁,旧衣冠自兹付煨烬。萤(芸)窗任是(此)生青草,雪案凭他起绿尘。纵教上国春风动,不听西堂夜雨声。

从此一别(荡),天涯海深。思及于此,如割如焚。三杯薄奠,万斛衷情,神乎洋洋,来格来歆。若得顷刻佳音捷报,须臾牲帛再陈(伸)。

呜呼,伤心哉伤心(增一哉字)。

后记: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哀头巾诗》说:“别人戴你三五载,偏恋我头三十年。”
1991年第3期《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有一篇教授和讲师合写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考释》认为“屠隆六岁入乡塾,三十四岁中举,三十五岁登科,正与《哀头巾诗》‘三十年’虚数吻合”。
该校校报1992年1曰20日消息说:“台湾著名学者魏子云先生称他在大陆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四百年来的悬谜不久即可揭开谜底。”
窃以为不管哪朝士子,至少十来岁才有可能戴头巾,而不会一离开娘胎就戴。依正常情况,“偏恋我头三十年”,这位生员至少在四五十岁开外。质之高明以为何如?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选自《徐朔方<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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