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有|《百科》塑我编辑观（3） ——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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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塑我编辑观（3）
——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王德有
体验编辑邻接关系
我想做个好编辑,把文化再度创新作为编辑工作的灵魂,站在艺术高度从事编辑活动。标准够高了,工作可以了,乐趣也有了,何必还要苦苦抓住学术研究,把自己累得半死不活？要知道，学术研究纯系个人的志趣，并非事业的需要，也非国家的要求，满可以放在一边,这样可以活得轻松一些。在最累最苦的时候，我曾这样想过。可是我没有放弃。为什么？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编辑工作促进了我的学术研究；二是因为编辑工作离不开我的学术研究。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心愿是搞学术研究。你看社科院的那帮朋友，每周去单位转一天，剩下的六个昼夜，任凭自己在学海里畅游。那种心理感觉，那种文化享受，要多么滋润就有多么滋润！说的世俗一点，工资拿得一点也不比我们少，汗水流得不一定就比我们多，成果出来还可以传之四海、记于史册。怎能不令人向往！怎能不叫人艳羡！可是老天不作美，你有什么办法，只好把编辑当成自己的主业，把专业当成自己的副业，抽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
《哲学》卷的稿件开始进入编辑组之后，这点业余阵地也守不住了，审稿工作开始侵蚀业余时间，没过多久，学术研究便告中断。这种情况延续了一年半，我非常苦恼，有时真想把那些稿件抛到天上去，大喊一声，“还我时间！”每逢于此，我便坐在那里，调整呼吸，不断默念“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说也奇怪，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心境确实有了好转。究其原因，与所审稿件的内容有关。
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尤着力于道家和老庄，毕业论文是《论老子“道”概念的产生及其在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演变》。为了写论文，专门研究了汉代严君平的《老子指归》，因为此书是老子学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却无人做过专门研究，而且版本残缺，也无人整理过。毕业之后，我给自己定的学术目标是出两本书：一本是《道旨论》；一本是《老子指归译注》。前者想勾勒出“道”的发展史，从中总结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后者想整理出一个《老子指归》的善本，古文今译并加注释，以飨来人。这两项学术成果当属填补空白，价值无疑，一想到它们的问世，心里便热乎乎的，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可是，想归想，做起来谈何容易。不说时间问题，就以学术而言，中国哲学通史虽说有个了解，但比较熟悉的也仅限于魏晋之前。要写出“道”的发展史，隋唐以降不细加研究，就难进展。而研究是否能出成果，也在两说。在校期间，有导师指导，或有难题，随时都可以去找张岱年，有时也去打扰冯友兰，毕业后那就难了。有幸的是，《哲学》卷的编纂工作给我提供了极大方便，使我收益匪浅。
《哲学》卷的稿件，大约五分之一是中国哲学史，作者大都是学界一流高手，他们条分缕析，将已有成果都凝结在了稿中。所做的分析，所给的结论，所用的方法，所蕴的思路，对学术研究大有补益。更难得的是，每份稿子都要经过编写组的集体讨论。张岱年是编写组的主编，汤一介、丁冠之、方克立、方立天，这些大腕都在其间。一共13位，讨论起来那叫精彩。特别是有了不同意见，辩论开来，真是一生难遇的场面。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依据，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论，一下子就把学术内涵、哲学要义、学界意见、疑点难点全都翻个底朝天，淋漓清澈，到哪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课堂。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那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些教益，当我重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时，觉得眼界开阔了许多，思维敏捷了许多，知识丰富了许多，思考深入了许多，所以写作速度也就快了许多。在《哲学》卷发稿时，我的《道旨论》也在齐鲁书社进入了审稿程序，第二年的7月正式出版。
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些教益，《道旨论》的质量看来还算可以。虽是一本纯学术著作，前后也还印行了2.4万册。获得了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全国博硕论文资讯网、台湾大学电子学位服务网、苏州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参考书目、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古代哲学专题研讨”课程、湖南省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主要教材与参考资料，都将其作为参考文献或参考书目列入其中。还有不少学术论文引用它，比如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后王哲平的《豪华落尽现真淳——论“道”在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中的审美映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奎英的《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等等。《哲学研究》1991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紫彦”的文章，题目是《〈道旨论〉评介》，5000字。其文曰：“王德有同志著《道旨论》一书，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并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这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书。”
要说我从编辑工作中受到的益处，还不止于此。要知道，《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包括11个分支学科，比如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等。各个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的方法论，都有各自的切入点，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都有各自的论说逻辑。稿件又是大专家、大学者们写的，精当准确，深入浅出。我们审稿，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品评。一思考，一品评，便觉大有意味。再与中国哲学一比较，便觉学术基点在变化，学术视角在变化，学术视野在变化，学术思路在变化。以往分析学术问题，大多遵从传统，单刀切入，自觉不自觉地就进入了前人已踏过的路子，得出了前人已得出的结论，很难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有了多种学科的体验，渐渐养成一种多视角、宽视野的思维方式，渐渐具有了多层次、多角度剖析学术的能力。现在看来，这种方式和能力对我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在以后的十数年间，完成并出版了《老子指归译注》和另外的8部学术著作。
就拿其中的《智慧论》来说，那可是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成果。没有《哲学》卷编辑工作对我的熏陶和提升，我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概不会步入古代印度哲学和希腊罗马哲学的领地。《冀东学刊》1995年第2期刊登了署名宋起瑞的文章《一本广论智慧的好书——读王德有先生的〈智慧论〉》。文章说“笔者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虚心的学习态度，反复阅读了《智慧论》……阅读本书，我们犹如置身于作者所主持的沙龙，参加一次广论智慧的大型理论研讨会，古今中外的智慧大师齐集一堂，各展雄才，各述高见，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真可谓学海翻腾，百家争鸣；而主持人王德有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坚实的理论功底，巧妙的组织技巧，高超的驾驭能力，搞活了这场沙龙。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真诚，接待了古今中外的智慧佳宾，他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和高度科学的精神，对各派诸家的理论观点作了客观的总结和品评。”读到这里，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看来作者是有些偏爱，也许是偏爱此书，也许是偏爱付出了辛勤与劳苦的写书人。
要论有意思，还是那本《老子演义》。那是一本稍有一点文学色彩的哲学著作，原是为日本读者写的。说到它的起因，还得涉及《道旨论》。《道旨论》传到日本后，东京地湧社想要译成日文，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学术味太浓。它的社长不甘心，专程到北京造访，约我写一部《老子》要义浅释，给普通读者看。写成之后，名之曰《老子演义》；除了日文本外，还在大陆出了中文简体字本，在香港出了中文繁体字本，在韩国出了韩文本。
我说这书有意思，不是说这个写作过程有意思，也不是说书的内容有意思，而是说它引出的故事有意思。此书虽说是给普通读者看的，但基本内容是学术层面的，书出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将它列为参考书，我并没有感到奇怪。感到奇怪的是，学生们会喜欢它。我接到过好几个做母亲的打来的电话，询问什么地方能买到这本书，说她的孩子想买买不到。有一天我在网上游览，发现2004年2月17日“五色天风”的一幅帖子，在讨论“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些书”，其中居然有《老了演义》。帖主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是《红楼梦》，在小学升初中的暑假中读的，一醉三年，整个初中常常浸在红楼的梦里。一部是《老子演义》，王德有写的，在初中升高中的暑假读的， 又是三年。还有就是金庸的著作，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笑傲江湖》，到高二读完《鹿鼎记》（高一才知道 读的第一部金庸竟然是二年级时在一本杂志上读的《越女剑》）。这些书对之后我的人生影响巨大，所以有我现在对一切的看法。”《老子演义》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连我都有点不相信。
更有意思的是，诗人朱泉雨先生在网上“文化精品论坛”“原创诗歌”板块写了一首诗，题目是《老子 老子》。还挺长，165行，看起来像是一篇悼文。悼什么？悼《老子演义》。可能这位朱兄把《老子演义》放丢了，于是写诗凭吊。其文曰：
老子 我的老子
你到哪里去了 我的老子
我坐卧不宁 翻箱倒柜
就是找不到我的老子 我是说 我的老子 不是我父亲
而是中国哲学家老子
名叫李耳老聘的老子
我要找的也不是老子的肖像遗物
（这些东西即使有也流传不到我这里）
也不是老子写的道德经
而是王德有先生撰写的《老子演义》
据说 世界上除了圣经
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子和老子的道德经
因此 世界上关于老子和道德经的书数以万计汗牛充栋
但我孤陋寡闻 我独爱王德有写的老子
王德有写老子是得了老子的真传
他遥想老子 神交老子 对话老子 演绎老子
所以他写出来的老子就符合老子的本意 不失幽默 不太严肃
传说也是历史当然根本上还是小说
神也是也不是
仙也是也不是
人也是也不是
道也是也不是
便是真实的老子
……
如此等等，其他著作就不再赘述了。
也正因为有这十本著作做支撑，我这个编辑方得以在哲学界行走：到高等学府去讲“庄子人生哲学”，比如北师大、清华什么的；免费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比如在首尔、华沙等地；评审博士论文，受邀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比如北大朱伯崑先生、汤一介先生的博士……
也正因为如此，离开燕园时的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灰暗的感觉，才慢慢被抚平了。
积二十多年的编辑实践，我可以说一句话，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是有冲突的，但在事业的进展上却可以相得益彰。不过要有两个前提：其一是要吃得了苦；其二是要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说二者相得益彰，是说编辑工作能促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也能促进编辑工作。学术研究不但能促进编辑工作，而且为编辑工作所必须；离开了学术研究，编辑工作便难以做好。
如果你想要编出好书，就不能不懂学术。进入了新的领域怎么办？最好别进。身不由己，非进不可，那你就要学，就要问，在新领域里做学问；一时不可能成为专家，但要努力成为内行。否则的话，要编出好书，只能是一句空话。
《哲学》卷的编辑工作之所以比较顺畅，《哲学》卷的编辑质量之所以比较理想，与《哲学》编辑组的专业结构大有关系。六个编辑，五个出于哲学系，另一个虽说是学中文的，但在分管美学分支，与其专业也有联系。说实在的，当一个外行编辑，不但与作者话难投机，就是自己做起来，也会缺乏底气。说不到点子上，让作者如何信任你。如果你是内行，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在《哲学》卷全体编撰人员大会上，需要宣讲体例。下面坐着的300多位作者，都是哲学界的高手，你敢不敢讲？不管敢不敢，都得上台。因为我是责任编辑，《哲学》卷的体例是我主持制定的，我不讲谁讲！
“各位老师，现在我来汇报一下《哲学》卷的体例是根据什么制定的，为什么是这么个样子。”我上台了，开场白之后，下面安静了下来。坐在第一排的两位女老师还在交头接耳：“百科全书的编辑这么年轻！哪儿毕业的？”一位悄悄问。她在说我。“听说是北大张先生的研究生。”另一位回答。“噢，我说呢！”之后便不再言语。
虽说我有充分准备，但上台的一瞬间还是有些紧张。不过一开口就好些了；听见她俩私语，不知为何，一下子便完全松弛下来，进入角色，正式开讲，而且越来越投入，滔滔不绝。从百科全书的性质到百科全书的功能、语体、检索体系；从百科条目的设置到百科条目的分类、结构、释文解析。一路说了下去。需细说的，以中国哲学史的条目为例，因为那是我的专业；需概说的以西方哲学史的条目为例，浅层知识我还是知道一些；需粗说的以哲学原理的条目为例，好在我是1963级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基本原理不会忘记。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讲起来什么都忘了，只见下面的听众不断点头，忘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哲学界的泰斗。回想起来，原因大概出在学术上，讲的具体内容都是哲学，都是我的专业。如果让我去给《经济学》卷的作者去讲，也就只能空讲“体例”，一触具体事例，那准崴泥。
说到审稿，专业知识更是一丝一毫也离不了。什么稿子能用，什么稿子不能用，都得判定。判定的标准，不只是体例，还有内容。虽说社外有个综合编写组，他们审稿，重在内容，兼顾体例；我们社内的编辑组审稿，重在体例，兼顾内容，可兼顾也得顾啊！一般稿子还好说，遇到需要修改的稿子，那就麻烦了，需要我们去面对作者，需要我们写出修改意见，不涉及内容行吗？还以给金先生的那封“退稿信”为例。如果不懂学术内容，不了解金先生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不了解学界的公认观点是什么，不了解之所以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不了解金先生观点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缺陷，能说到点子上吗？能说得金先生高兴起来吗？像金先生这样的老学者，如果给他讲一堆空洞的恭维话，不把他气死才怪，那你就等着到医院去看望吧！
《哲学》卷审稿，还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就是“合条”。什么是“合条”，就是把几个条目的稿件合成一条。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个哲学家有多方面的哲学思想，比如基本理论的，美学的，伦理的，逻辑的等等，可我们的作者却是分头研究的，你研究的是基本理论，他研究的是美学，第三位研究的是伦理，第四位研究的是逻辑，按百科全书的要求，“请最合适的作者写最合适的条目”，这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就要四位作者来写。稿件经过十几道编辑程序，最后定下来之后，要合在一起。“合条”，可不是把四份稿子放在一起就了事，那要糅，要糅到无隔无缝的程度。这样的条目不少，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的部分，比如“赫拉克利特”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霍布斯” “狄德罗” “爱尔维修” “康德” “黑格尔”…… 谁来合？责任编辑。不懂学术能合得了吗？
编辑一定要懂学术，不懂学术不行，不按学术规矩办也不行。我的教训也不少。
《哲学》卷在上海分社看清样，我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介绍有疑问，查了半天，分社图书馆没资料。那时的电话不方便，打长途很麻烦。我一懒，就没给作者挂电话，凭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做了修改。结果改错了，书出来后，作者大为恼火。没办法，只好向作者真诚道歉，许诺重印时加以修正。道歉是小事，关键是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知识，自己很难受，好长时间都像是吃了不洁之物。
二十多年的编辑实践告诉我，编辑工作是一种学问，它的学问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但是在具体编辑实践中，编辑工作却不能独步特行，每走一步，都须由其他学科做伴侣。一个编辑，想要做个好编辑，想要编出好作品，不仅需有编辑学科的学问，而且须有相关学科的学问。相关学科与编辑学科是不可分割的邻接关系，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页面，去掉一面，也就等于去掉了另一面。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20世纪90年代，人事部要取消出版行业的编辑职称。为什么？说编辑工作不是一种独立的专业技术工作，没有清晰明确的专业界定，什么学科的人都在做，什么学科的人都能做。消息传出，新闻出版署大吃一惊。这还了得！这不仅是对编辑工作的极大误解，还涉及多少万人的工作、身份和实际问题。我们的副署长桂晓风同志亲自出马了，要到人事部去说明情况，请求他们收回成命。为了提出充分理由，找到有力根据,晓风的秘书和新闻出版署的人教司分头与出版社联系，了解编辑人员参加学术活动、撰写论文著作、担任学界职务的情况。最后，晓风和人教司的领导拿着这些材料到人事部“汇报”。要论辩才，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桂晓风的，他一出马，问题也就解决了，出版界的编辑职称也就保住了，所以，直到如今，出版系统还在评定编辑职称。说到这里，应该给晓风同志记上一功。不过，在我们内部讲，他们拿的那些材料尚没有多大说服力。一是编辑写有编辑专著的当时还不多，不像现在，编辑学的著作已有200多部；二是担任学术职务的倒不少，但大多是编辑学之外的学术职务，比如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等等。这些材料还难以说明编辑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可是它倒反映了另外一种情况，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编辑工作中有所成就的编辑，大都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有联系；他们的编辑成就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出于其他学科的学术功底。
我比较幸运，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早期开始，就养成了重视学术的好风气。当时分管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闫明复，曾在职工大会上明确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是一般的出版单位，它是一个半学术性的机构。”分管社会科学编辑部的副总编辑石磊同志也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十分重视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编辑，为编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条件。社会科学第二编辑部的博士杨光辉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老石和社会科学第一编辑部的主任丘国栋专程到机场送行，嘱之再三，希望到期后回社工作。光辉很感动，没有辜负前辈的嘱托，如约返社，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奉献多年，后调妇女出版社任社长。写到此，衷心希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能发扬传统，将编辑与学术作为立社的两根支柱。
作者简介
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曾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